基层民主：灾后重建的重要保障机制——以都江堰市为考察对象

灾后重建是一项具体、细致的现实任务,也是艰巨、繁重的历史进程.在灾后重建进程中,我国党和政府始终以基层民主为保障,充分尊重受灾群众的民主权利,激发他们参与重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于取得灾后重建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极重灾县(市)都江堰为例,分三部分展开讨论:基层民主在保障灾后重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基层民主保障灾后重建的实践考察、以基层民主为保障进一步推动灾后重建和科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合作与冲突:灾难服务中的政社合作机制研究——以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为例

在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参与“汶川地震”灾难服务的具体实践中,功能互补、组织互信、资源互享是政社合作关系快速建立的基本要素;而职能定位偏差、权力关系较衡、经费供给分歧是政社合作关系在维系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因此建立健全灾害社会工作的政社合作机制,可以从理念建构、模式建构以及路径建构三方面着手.     

政府主导型社会工作NPO与灾后重建——以上海L非营利组织为例

政府主导型社会工作NPO是参与灾后重建的新兴力量.政府主导型组织信任降低了灾区介入难度,其双重使命的坚守带来持续动力,软性服务与实体建设结合易发挥高效.然而,为追求更加专业性的社会服务,需要在组织决策机制上突出决策主体的多元参与;在资源整合机制上注重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的结合;在信息沟通机制上加强与外部的联系;在激励机制上更多赋予志愿者自主权.     

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灾后重建——以汶川地震为例

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人们在灾后恢复中赖以依靠的三种重要的资本,其作用在不同社会的不同灾害中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利用2009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17个村的问卷调查,比较了三种资本在灾后恢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汶川地震灾区,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在灾后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补充正式制度不足的作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分析——以机制问题为中心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较前已有长足发展,但仍处在起步阶段,且陷入到了"难发展"与"发展难"的境地.造成此种困境主因是其发展过程面临着"机制问题":生发机制上的政府性;内部决策上的 "一股独大";运行体制上"重组建"、"轻管理";资金供给上的"难贷款"与"贷款难"的困境.而要摆脱这些窠臼需要政府角色的清晰化和官员行为的厘定、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和社会资本拓展、农村内生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形成,以及对社会成员合作教育的注重与开展.机制系统的健全将会凝聚形成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驱动力",浸润并改变着农民的品质和态度,促进农民组织化的深化与发展.     

农田水利设施管理中的村民合作与政府介入——以桂北T村为例

农村公共设施的有效管理依赖于村民之间良好的合作,而政府的介入是促成村民合作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但是政府如何把握介入的程度仍然是一个难点问题。通过对桂北T村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制度改进过程的考察可知,"搭便车"行为是导致村民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而抑制这种行为进而促成村民合作需要排除潜在的干扰、建立能激励参与者的机制以及与管理制度相适应的社会资本,而政府有针对性地介入则弥补了村民在促成彼此合作中的不足,并在其中承担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有限责任。     

加强高新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以湖北省为例

“十五”以来,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武汉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先发优势,如何充分利用武汉在湖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地位,形成省内产业联动发展,激起相关产业的后发优势,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加强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联动发展的策略是:突破行政区划阻隔,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要素的流动;完善高新技术产业链,增强联动配套能力;加强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高新技术产业亟待树品牌,扩大产业联动效应;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产品国际市场的开拓,促进湖北开放经济的发展;改善高新技术产业联动发展的环境.     

贫困村灾后重建中的扶贫开发模式——“整村推进”与“单项突破”的村庄比较

甘肃三个在汶川地震中都受灾的贫困村,在灾后重建中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扶贫开发模式,在重建的效果上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采取"整村推进"模式的两个村庄在住房重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重建和心理文化重建等各方面都全面领先于采取"单项突破"模式的第三个村庄.本文分析表明,整村推进模式是引领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的有效模式,其有效性和优越性是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创新而实现的,整村推进模式的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资源整合、增权和参与模式的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整村推进模式是今后灾后实践和相关研究的重点之一.     

实践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共谋——以地震灾区贫困村民住房重建为例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过程中,灾后重建已成为一种从国家层面影响人们福祉的社会行动,政府以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主导着这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全国性救援与重建项目。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共谋塑造着实践经济。具体而言,制度安排与关系承载的作用支配着重建户进行住房重建。或者说,市场结构规制了行动主体经济行为,而社会中个体的主体性反过来再次型塑了市场结构,生成了实践经济。     

市场经济与价值重建——谈以全球化为最大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转型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日益走向深入,文化的转型与重构是绕不开的话题.就当今中国来说,最大的文化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及市场经济法则的普适化,这是任何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人不能不面对的.因此,要么我们不接受全球化、不选择市场经济体制,要么我们积极地接纳其有生命力的文化内涵,同时对之进行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解读、整合与吸纳.     

新媒体时代校园传媒联动建设研究——以“沪青”平台为例

校园传媒是校园文化的重要塑造主体,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特点加速校园传媒的转型发展,创新系统机制、联动文化机制、涌现性机制等合力形成校园传媒联动建设的动力机制。"沪青"平台联动建设为文章提供实践分析基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线上与线下、场内与场外、校内外等多种载体、渠道、模式、层级的联动共同打造引领新风尚的立体校园文化平台。文章认为引入协同创新机制、借力新媒体发展平台、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等是新媒体时代校园传媒联动建设的有效对策。     

基于循环经济的区域红色旅游联动发展模式探析——以湖南长株潭地区为例

循环经济是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旅游产业存在天然耦合性。当前我国红色旅游发展十分迅猛,但环境退化、资源浪费、旅游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基于循环经济的区域红色旅游联动模式有益于构建创新型红色旅游产业范式,能有效促进红色旅游产业化、集群化、低碳化发展。     

地域力与社会重建——以日本阪神淡路地震为例

20世纪90年代末,以阪神淡路地震为契机,日本学界围绕着地域力与社会重建之关系展开了深度反思,形成了地域力研究的高潮.认为相对于来自地域社会外部的救助力量而言,地域力是一种蕴藏于社会内部的力量.主要包括地域资源蓄积力、地域自治力和民众对地域的关心力等要素,而其具体的构建过程则主要是通过地域社会"协动力"和"组织力"两方面加以展开的.对于深陷危机和灾难之中的社会来说、恢复、激活其地域力乃是其重建和振兴的关键.     

河北省农民组织化发展新趋势及支持政策——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例

分析了河北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出现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合作形式丰富多样、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产业联系更加紧密、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出现联合化趋势、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开始发育等新趋势,提出了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坚持多元化发展、健全农民合作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健全农民组织网络体系、培育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措施。     

论区域行政执法合作——以珠三角地区执法合作为例

区域行政执法合作是区域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维护区域行政执法的公正与效率的有效举措.针对区域执法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应强化执法合作的观念,健全执法合作的机制,发挥“软法”在执法合作中的作用,完善执法合作的“硬法”规制,建立执法合作的协调管理机构等,以推动区域执法合作取得良好的效果,提升区域法治建设的水平,进而推进法治的进程.     

建国初期乡村政治重建与灾害应对——以河南商水县救灾为例

乡村农户无力抵御频发灾害的侵袭,旧政府(权)既不能有效救济灾民也不能领导他们自救.而共产党新政权在乡村政治重建基础之上形成的政权下乡与党团下乡、工作队下乡、宣传下乡、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以及党--国家对生产的干预与扶助,使政府对灾民不但能实施直接性的救济措施,而且能积极领导、动员灾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并取得显著成效.但运动式救灾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折射出来的一些问题--民间自由借贷死滞、灾民副业生产中的外部"不经济"现象等,也值得思考.     

区域产业合作的机理和模式研究——以粤台产业合作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产业合作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合作各方通过劳动力、资本、信息、技术等的跨区域流动,在资源重新优化配置中实现了福利的增加。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对产业合作的机理和模式进行研究,从发生基础、必要条件等方面分析了区域产业合作的机理,并研究了产业合作的三种不同模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粤台产业合作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推动粤台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产业合作模式。     

危机学习效果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木里县森林火灾的灾后学习为例

通过对相关系统的问卷调查与分析可以发现,导致当前危机学习效果不佳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为:政府层级越高,组织学习效果与个人学习效果越差;行政级别越低,组织学习效果与个人学习效果越差;工作年限越长,组织学习效果越好;工作地区越发达,个人学习效果越好;事故调查报告不足致使学习文本记录难以获得;危机学习机制缺乏难以保障常态化学习。因此,亟需深入开展危机学习以利组织提高自身危机应对能力以及减少类似危机的发生。危机学习应进一步推进信息的公开化以及打造信息共享平台,为未经历危机的组织提供获取信息的多元化渠道;建立危机学习机制为危机学习的持续进行提供制度保障;同步推动相关人员观念转变。     

汶川地震灾后思想重建中的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研究——基于5.12震后的灾区问卷调研

5.12汶川地震后的思想重建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在危机管理的后期阶段,有效的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无疑是地震灾后思想重建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志愿者、专家学者等传播者的积极性,发挥新媒介的优势,并采用参与式传播,完善信息传播机制;另一方面,应以卫星电视为主流渠道、面对面沟通为重要渠道、高压载波广播为传统渠道、网络及飞信为拓展渠道,畅通中央对地方、干部对群众、村对村民、乡镇对村民的舆论引导渠道。     

制度空间与建构行动:灾后财富分配中的乡村精英——以四川省S村为例

灾难后的救助行动意味着大量财富的分配,在国家主导宏观分配的同时,乡村精英们以非正式制度为依据向上建构灾难状况,同时以正式制度为依据向下建构国家政策.乡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错位运用成为乡村精英建构行动的深层逻辑,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则为乡村精英的建构行动提供了相应的行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