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湖北人”污名的分析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针对不同群体的污名现象。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湖北人”污名为例,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了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发现,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表现出突发性、内隐性和单向性等突出特点,社会风险及其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信任危机以及风险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污名的产生和扩散。污名应对的中国经验表明,结合风险社会的特点,通过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有助于提升预防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合力消除污名,这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也应进行更深入研究。     

疾病污名与身份污名的交互——以艾滋病污名为例

经典的污名化理论对污名做了分类但没有阐明各类污名之间的关系。随着医学人类学兴起,艾滋病污名与社会身份污名的交互现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污名具有传递性和交互性,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相互作用、吸收彼此的社会文化内涵,甚至通过交互作用再生出新的污名。这些规律和特点在艾滋病污名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不利于有效解决业已存在相关的社会问题。     

社群互动与认同重构———以东太湖流域的一个移民社会为例

污名是移民在地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但学界对于污名与认同的关系的认识仍有待深入。通过对一个位于吴江东太湖流域的移民社会的考察,发现移民在与本地人的污名互动中形成了多样化的认同分类,即原籍认同分类“河南人 - 苏北人 - 本地人”、地方认同分类“太湖人 - 高田人”以及污名分类“太湖强盗 - 高田蛮子”。 污名互动表面上制造了社会的分裂,但实际上强调了不同社群的共存关系,其对于移民完成在地化和认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从污名切入进行移民认同的研究时,应在污名互动中全面考察互动各方的污名规范与污名实践,从而解答充满污名的社会如何具备共同体的可能性的问题。     

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群体交错污名研究———以郑州市A建筑集团农民工与B区社区居民为例

污名作为贬抑的标志,不仅造成社会排斥与社会交往矛盾,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绊脚石.近年来,针对精神疾病、肥胖、边缘群体等的污名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污名化问题也成为了考察群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大群体为研究对象,选取共计120名被试,分别通过外显测量及内隐测量的方式考察两大群体间的污名现状,探讨是否存在交互污名现象.结果表明,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居民群体有着外显污名化的倾向而内隐污名效应并不显著;相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外显污名较为缓和而仍存在较为显著的内隐污名.     

论“福利污名”及其应对策略

本文通过对福利、污名以及福利污名等概念的论述，并结合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体系，阐述了基于家计调查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给受助者带来“污名感”的原因。同时结合“污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如何化解公众在接受救助过程中被“污名化”的对策和建议。旨在探索如何实现在不损害公众的主观福利的前提下，增加公众的客观福利的健康、有序的社会救助体系。进而确保在社会救助的实施过程中，真正地做到增加公众的整体福利。     

艾滋病、污名与污名控制策略

艾滋病是一种具备严重污名化特征的疾病,艾滋病人及其家庭成员会受到与此有关的污名歧视。艾滋病人通常采取隐瞒或暴露的策略进行污名控制,这会造成个人压力增加、妨碍病人获得治疗等。在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背景下,认真开展并切实做好一对一的个别化工作、家庭护理小组工作、社区教育、制定和完善相关社会政策等实务,可降低污名并取得良好效果。     

心理疾病污名对大学生心理援助的影响

心理疾病污名是由与心理疾病有关的刻板印象引发的社会地位丧失和歧视,它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求助行为、高校对心理危机大学生的筛查、早期干预及心理援助效果。高校心理援助机构可通过教育改变师生对心理疾病的刻板印象,创造更多机会让存在心理困扰的大学生与大众接触,帮助蒙受心理疾病污名的大学生摆脱自我污名,并不断提高心理援助人员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来应对大学生心理疾病污名。     

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

采用对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5个城市建筑工地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进行274份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发现存在生产过失型、政治斗争型、违法型和财产型4种类型的越轨行为,并测算了这些越轨行为存在不同的严重程度;55%以上的农民工认同越轨行为存在污名效应,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在污名效应方面不存在显著差距,污名效应与农民工城市融合感知显著相关。提出了减少农民工工作越轨行为、减轻农民工负面形象及增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群际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城市低保救助中的福利污名：基于定性与 定量证据的分析

从受助对象角度分析低保救助资源的有效配置,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救助管理水平提供了新视角。福利污名为这一分析视角提供了有价值的概念工具,本文借助这一概念工具分析我国城市低保救助中的福利污名问题。分析发现,超过半数低保受助对象因申领低保救助而感受到了污名化,感受到更多邻居非议的低保对象同时也感受到更多个人心理污名。街道及社区居委会干部的友好态度反而强化了低保对象的个人污名感。低保对象所体验到的福利污名程度与其对低保制度执行的公平性感知密切相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受助对象所感受到的福利污名会降低其对低保制度的利用。因此,关注低保救助中的福利污名问题,增进受助对象的主观福利,是提升我国低保救助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以广告为视角探究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污名之演进

随着对污名研究的深入，媒介在污名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得到公认。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在污名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表征。本研究以腾讯新闻中1686条包含“广告”的新闻为对象，探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对广告污名的特征：不被关注，即使关注也是被主要当做一种并不重要的社会现象进行关注；在关注过程中，更多关注负面和短板。在分析成因时，本研究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两级信源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媒介污名广告的原因。     

社区矫正的污名化态度及相关因素研究——以福建部分企业的社区矫正志愿者为中心

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泉州市丰泽区、三明市梅列区三个首批试点的社区矫正志愿者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实证分析考察社区矫正志愿者对社区矫正及矫正对象的污名化态度以及可能影响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对于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志愿者比社区民众对照组有较少的污名化态度;影响社区矫正志愿者对社区矫正污名化态度的相关因素为：年龄、每周志愿服务时间数量及有无宗教信仰。     

艾滋病患者的自我歧视及消解策略

艾滋病患者的自我歧视主要表现在自我偏见、担心公开、自我接受及社会关系等四个方面。艾滋病患者的自我歧视与艾滋病本身的特殊性、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污名化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排斥密切相关。消解艾滋病患者的自我歧视,必须加强对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干预,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污名,减少对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排斥,充分发挥国家在消解艾滋病患者自我歧视中的作用。     

Harnessing the Potential of Google Searches for Understanding Dynamic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 Most social phenomena are inherently complex and hard to measure, often due to under-reporting, stigma,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and rapidly changing external...     

从社会心理探析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

对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是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的一种社会现象。苏北人之所以成为偏见和歧视的对象,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建构的结果。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解读近代上海苏北人遭受“污名化”的过程,并就其中污名建构的原因和机制进行探讨。     

地球表层体系的属性考察 --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论基础

属性是事物一切信息的源泉.人类要把握可持续发展系统,首先是要把握地球表层体系的全面属性,它是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论基础.本文从三个层次、四个方面对地球表层体系的属性进行了考察,即基本特性、泛系特性和复杂性(包含生物社会特性),概括地勾画了地球表层体系的属性及特征谱系.     

60Co-r射线辐射保持系嘉浙B的M2代突变类型分析

用60 CO-r射线直接辐射保持系嘉浙B诱发突变 ,M2 代出现多种变异 ,按变异频率大小从高到底依次为 :叶色突变>早熟突变 >颖尖不退花突变 >高外露率突变 >薄颖壳突变 >花时早 >突变紫稃尖突变 >迟熟突变 ,上述 8个选择项的总突变频率达到 2 .4 19% ,说明辐射诱变改良保持系性状十分有效     

移民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污名化"现象研究

移民在文化适应中常常会被迁入地居民赋予“污名化”称谓,这种行为对移民的文化适应产生消极影响。产生“污名化”的原因既是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两种不同民间文化差异的结果,又是迁入地居民对移民群体文化排斥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是迁入地居民为提高自尊而产生心理认同感的反映。“污名化”是特定阶段的称谓,会随着移民与迁入地居民交往与联系的加强而逐渐弱化并最终消失。     

失序的他者:关于智力障碍的社会建构

有关身体的社会学研究多以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揭示话语和权力对身体的生产实践。从这种认识论视角出发,智力障碍通常被视为政治和文化上失序的符号象征,它的存在源于人类社会对秩序与混乱的分类图式,由此产生的污名化的社会认知使智障者群体被主流社会排斥和边缘化。从古代社会对智障者道德堕落和妖魔化的解释,到现代科学对其进行的临床诊断、隔离和教化,智力障碍的身体形式一直经历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建构与规训,以此维持和再生产着主流社会的秩序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