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犯立法中行政法与刑法交叉问题研究

多次犯属于行政犯,是行为人实施违反行政法规范之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后,又再次实施违反行政法规范之行为,而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形态。现行多次犯立法存在处罚范围规定过于随意、入罪条件规定过于混乱、规定不成体系及立法定位有缺陷等问题。从未来发展的角度,应当设置多次犯立法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上将2年实施同一行政违法行为受过2次行政处罚后又实施该违法行为的形态认定为多次犯。为贯彻特定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可对2年2次以明文规定的方式予以突破;多次犯立法的优化在行为模式方面应坚持"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原则,在法律后果方面要完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折抵制度;多次犯立法应采取独立于刑法典的轻罪法或违反秩序法形式。     

持续状态的行政违法行为研究

持续状态行政违法是行政违法行为的一种特殊形态,目前它既没有法律上的界定,亦没有性质上的定性,这给行政法治实践和行政法学理论带来了诸多困惑。持续状态的行政违法与一般行政违法相比,有其特殊的本质属性、自身特点、表现形式和责任标准。如能在我国行政法制度中确立持续状态的行政违法这样一个违法行为的独立类型,并根据其社会危害程度给予相应处罚,必然会对行政法治产生巨大意义。     

行政犯罪刑罚轻缓化片论

文章在对行政犯罪刑罚轻缓化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反思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对刑罚演进规律的研究成果以及现代犯罪学的互动理论,并结合中国刑法与中国社会实际,对以行政犯罪为突破口实现中国刑法的刑罚轻缓化进行了理论论证.     

论易科处罚──完善中国刑罚制度之管见

易科处罚，即人民法院按照刑法有关规定，以罚金刑替代较轻自由刑的刑罚制度。适用易科处罚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其他任何机关无权适用，人民法院必须依法适用易科处罚，不得擅断或滥用；易科处罚必须是确定的宣告刑。易科处罚之必要性我国刑法是产生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刑法，其若干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待修改与完善。就刑罚制度来说，应增加易科制度，以更好地发挥刑法的效能。严肃执法之必要。易科处罚适用于应判处管制、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普遍通轻刑犯罪。由于是较轻的犯罪，定罪处刑往往木…     

“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类型的司法扩张及其限缩

受过行政处罚作为被拟制的犯罪不法行为类型,《刑法》中涉及四个罪名,但司法解释对"受过行政处罚"作为入罪条件予以了扩张,拟制入罪约30个罪名。"受过行政处罚"作为入罪类型的司法扩张表现为标准的不统一、地位的不对等、罪量影响的不规则、刑罚质与量调节的不一致、主客观因素的混同等。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刑法典尊重的缺乏、科层制行政思维惯性和司法解释权过度扩张。在司法谦抑理念下,有必要对其予以限缩:作为入罪条件的司法拟制及自然犯中"受过行政处罚"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应当禁止;主观要素认定之推定以"明知"为限;加大从重处罚或限制加重处罚的适用力度;加大限制性或禁止性从宽处罚的适用力度。     

论抽象行政不作为及其救济

抽象行政不作为是一种违法行为，由于其作用的对象广泛，比具体行政不作为更具有危害性，应将抽象行政不作为纳入行政侵权行为的范畴，并对其进行救济。政府部门要定期进行法规清理，要赋予公民起诉权，使得法院能够对抽象行政不作为进行审查。     

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城市管理执法中的适用

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是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出现而产生的.我国的城市管理执法与行政自由裁量权密切相关,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城市管理执法中的适用主要体现在执法动机、执法方式方法、处罚结果三方面是否合理.     

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及程序研究

经济犯罪的特性决定了适用非刑罚处罚可以取得较好的行刑效果与社会反应;我国转型社会中经济犯罪的复杂性又使得其在我国刑法领域率先引入非刑罚处罚方法成为可能。非刑罚处罚,实际上就是不以刑罚来处罚,而是用刑罚以外的替代措施进行处罚,但非刑罚化处罚的社会效果要高于刑罚。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考虑,非刑罚处罚应当贯彻于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之中,三种机关都应有权行使相应的非刑罚处罚措施。     

行政自由裁量权规制模式探析

现代行政法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运用。从法治是对人性弱点的合理怀疑角度,行政程序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最理想的工具;作为行政程序的保障,行政主体因违法行为或违规事实的出现应承受行政责任之归结;从人性合理性角度,潜意识对行政公务人员行政心理起有重大作用并提出法律信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休止符。     

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基本原则作为一个理论范畴的确立,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所独有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中,虽然针对封建刑法的罪刑擅断、等级森严和刑罚残酷的特点,提出了公认的刑法三大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罪刑等价主义和刑罚人道主义,但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并未明确地将这三大原则概括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将其作为一个理论范畴进行研究。     

西藏刑罚制度的变迁与刑罚理念现代化

刑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法的起源，中国古代法律“重罚而轻罪”。西藏地区早期法律作为中华法系的部分，在此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其刑事法律中罪名极少而刑罚繁多。直到民主改革后，随着刑法在西藏地区的执行，其传统的刑罚观念才逐渐走向现代化。本文从考察西藏刑罚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着手，分析了现代刑罚理念对传统刑罚观念的冲突与发展。     

论行政公示制度的法律地位

行政公示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律制度,我国诸多行政法文件都从不同侧面规定了行政公示,包括行政公示的适用范围、行政公示的程序、行政公示的约束力等.然而,理论界对该制度的法律地位以及相关问题似乎都没给予足够重视,基于此,我们对这一制度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包括行政公示制度的法律构成、行政公示制度的法律范畴、行政公示制度的法律效力等.认为行政规则制定、行政法关系确认、行政义务设定、行政事件处置中的事项都应纳入行政公示的范畴;行政公示制度对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利害关系人、对行政监督机关等都应具有约束力.     

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法理分析

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关系问题是行政法的核心问题,将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作为一对范畴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法理学和行政法学意义.在把握二者的关系时,应以行政相对方权利为本位,即行政权来源于行政相对方权利、服务于行政相对方权利并从属于行政相对方权利.     

交通肇事"逃逸"认定全责的行为定性

交通事故的发生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一直存在着交叉地带,对交通肇事逃逸的问题如何定性,应抓住三条线索进行判断:一是基于否定说认定合法行为不能作为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二是承认逃逸具有双重性质,但是都要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基础上才可认定;三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行政管理性质的文件,不宜作为刑事责任认定的直接来源。进一步讲,刑事处罚作为最后的保障法,应当遵循其谦抑性,在刑事认定时要避免行政违法行为入罪的扩大化。即使不能通过刑罚来消弭行为人造成的后果,还有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等手段来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犯罪圈的扩张及其合理限制——以我国刑事立法的变迁为视角

犯罪圈的扩张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主导方向,现代化的发展、权利的保护是犯罪圈在特定时期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立法上的犯罪化的内在根据,在于行为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圈的扩张应当受到合理限制：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考虑新增罪名与其他罪名的关系,考虑国民的感受与认同并理性对待民意,在注重入罪的同时,也应做到及时地出罪。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变革及发展趋势

我国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过程是从最初的行政处罚到刑事处罚,从单行刑法的规定到刑法典,从没有"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罪名到具有相关罪名的发展过程。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侵害的对象更加普遍、运用的更加手段复杂、危害后果更加严重、证据取得更加艰难。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未来趋势主要表现为:罪名种类逐步增多、法益保护逐步提前、刑罚设置逐步完善。     

论构建我国社会化的未成年犯罪人处罚体系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罪人处罚体系,现有的刑法和非刑法处罚措施,很难适应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矫正的需要。设立多种类型的刑罚和非刑罚的社会化教育改造措施有利于提高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效果,实现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     

修法视阈:证据犯罪罪名体系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新近修改实施之当下,系统调整证据犯罪罪名体系的时机相对成熟,而且以归类三大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违法行为为基础,系统整理相关罪名的排序和依次明确各罪构成,能改变目前罪名适用混乱的现状。应取消刑法第307条规定,扩大伪证罪的适用范围且将现属妨害作证罪中的"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归并其中;根据重点罪名的修改,厘清其他罪名涉及的"证人"、"证据"指涉范围及性质,探讨不作为行为在何种情形下构成犯罪,才能平等保护诉权和体现刑罚必要性原则。     

论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兼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现代行政法中之地位

现代行政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行政 ,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 ,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法中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系统考察了行政自由裁量权扩大的社会原因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提出、发展过程 ,尤着力探寻讨论了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当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法理基础 ,提出在中国现时代的行政法治建设中 ,只有全方位强化、倡导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双重监督与法理性监控 ,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治才能在实质上得以落实     

论我国保安处分的部门法归属

《违法行为矫治法》具有西方典型的保安处分特征.关于《违法行为矫治法》部门法属性的争论,实质上即是对保安处分部门法归属的争论.作为一种制裁性手段,保安处分既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也不属于行政处罚手段,因此,保安处分不可能被归属于行政法部门.理论分析和当今世界实践态势昭示着同一个事实,将保安处分归属于刑法是一种社会共识.理性地对待保安处分制度,就必须首先确立保安处分的刑法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