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楚皇城遗址考古发掘中的问题——答陈忠富同志

1977年4—6月,我参加了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前编写工作简报,由我和张新宁同学执笔,会同始终指导工作的省博物馆程欣人和郭德维同志讨论修改,随即送交博物馆领导审阅。在最后定稿的同时,我写了《楚鄢故都访古》一文,先期在《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发表,而两篇简报翌年才在《考古》第2期上刊布。深感遗憾的是,我没有将修改稿交陈忠富同志一读,未能汲取他的见解。前不久,陈忠     

关于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及其相关问题

《江汉学报》1963晕第2期发表了石泉同志的《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一文,分别就楚鄢都(汉宜城县)、楚鄀都与楚郢都(汉江陵城)三说加以考察,最后主张为楚郢都而否定共余两说。石泉同志花费不少劳动,搜集资料也很丰富;但是结论却是不可靠的。石文不仅牵涉到一两个城址所在;而是江陵与宜城一带古代山川城邑大量搬家以及许多传统记载都得推翻的问题。石文发表前,作者很早就拜读过,但一直不敢苟同。现在愿抒鄙见如下。     

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

1961年12月30日《湖北日报》和1962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关于湖北宜城县郑集(在县南十五里)以东的楚皇城遗址的消息,报导了这个古城的方位、面积和遗物、遗迹的概况。1961年11月,我曾和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位同志去这个遗址初步踏看了一下。楚皇城城址位于汉水与蛮河之间的岗地上,东去汉水约十二里,西距蛮河约二十里。城址周围有十几里,有八个城门遗迹(东、西、南、北各二),     

楚鄢故都访古

湖师兄襄阳以南、富庶的宜城县境,有一个至今巍然的古城遗址,人称“楚皇城”。城址所在的地界名叫皇城大队。这里就是先秦时代的名城——鄢。宜城在周代时为鄢、鄀、罗几个小国的辖地。《史记·楚世家》说,自楚文王熊赀继立都郢后,“楚强,凌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大约至此以后,包括鄢国在内的许多小国都先后并于楚。楚     

内蒙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突破——兴隆洼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提出的问题

《考古》一九八五年第十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杨虎、朱延平同志执笔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公布了一种以往未知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兴隆洼文化。这是我区东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突破,也是我国北方燕山南北考古的一项新的成果。     

武威雷台墓主人再探

武威雷台墓在一九六九年十月被发观后,经过清理,定为东汉墓。详见《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简称《简报》,载《文物》1972年2期)、《武威雷台汉墓》(简称《汉墓》,载《考古学报》1974年2期)和《雷台东汉墓的车马组合和墓主人初探》(简称《初探》,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2期)。     

二论商代无楚——兼答张君《“商代无楚”析》

在拙作《商代无楚》(载《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以下简称“商文”)中,我们曾从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等诸类主要材料入手,提出了商代无楚方国及楚部族的刍荛之见。此论牵涉甚广,固非一文所能尽言;鄙见不合众说,自然又会遭到一些非议。如段渝同志著《荆楚国名问题》虽与拙说不乏暗合之处,但对其中部分看法便明文提出了不同意见。另张君同志著《“商代无楚”析》则更是对拙文。逐层加以辨析”,进而全面予以否定的专文。(上两文均见《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为了使讨论更加深入下去,有必要进一步阐发我们的看法,并对相关置疑作出正面回答。一说“楚”字考定楚方国开始出现的时间,重要的入手点莫过于从最古老而原始的大量甲骨卜辞遗留中,探寻楚名号究竟始现于何时。通过必要的归纳和比较,     

苗语与楚语——兼答夏剑钦同志

《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魏鸣泉同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述略》中指出,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也是对那种以汉民族文学史代替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历史偏见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见《民族文学研究》八一年一、二合期)。既是挑战,必有应战。继夏剑钦在《江汉论坛》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也谈屈原的族别——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之后,《吉首大学学报》八二年第二期又发表了署名为吴广平、张伯传的文章《屈原不是少数民族》(以下简称《不是》),对我们的论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明辨是非,我们分别写了一组文章,逐个问题释疑和反驳,在八二年第六期的《求索》发表的《苗族与楚族》文中,重申了“高阳”不是黄帝的“孙子”,屈原不是“毕族”的观点,并且说明楚族和苗族是一个民族的两个称呼,从族源上论证屈原是苗族,虽不指名,也算是对夏、吴、张等同志的一个回答。本文想从语言的角度,与夏、吴、张等同志讨论,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不是》文中说：“《初探》说在汉、苗语中同音同义,这只能看成是一种巧合,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苗语的汉字音读。”这种“巧合论”我们不同意,以下拟广列代证,从多方面说明。     

太平军永安突围后去向的考辨

《历史档案》1985年第二期,刊载了崔之清同志的《太平军进军桂林决策的形成与实践考略》一文(以下简称《考略》),认为太平军1852年从永安突围北上时,并没有攻取金陵为都的计     

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兼与丁宝同志商榷

丁宝兰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哲学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以下简称《实质》),认为柳宗元世界观中“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主要方面”,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柯兆利同志的文章,对丁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商榷。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十一期又发表了丁宝兰同志的答辩文章《略论研究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问题》(以下简称《方法论》),再次坚持“柳宗元世     

消费“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是马克思的观点

<正> 《学术论坛》1986年第三期刊登了蔡德容同志《消费“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是马克思的观点吗?》一文(以下简称“蔡文”),对我们在同一刊物1985年第二期发表的《消费“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不     

青海汉语方言中的“宾——动”式——兼与程祥徽 张成材同志商榷

<正> 读了《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程祥徽同志《青海口语语法散论》一文(以下简称《散论》)和《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张成材同志《西宁方言的语法特点》一文(以下简称《特点》),很受启发。我也愿参加这一探讨,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的看法,供参考。     

生产价格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与姜启渭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1981年第8期发表了姜启渭同志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生产价格存在依据的再认识》(以下简称《再认识》),对社会主义存在生产价格的原因和理论依据作了论证。我们读后想提出如下意见,请教于姜启渭同志。     

田见秀降清考

《人文杂志》1980年第6期李登弟同志的《关于田见秀之“死”》一文(以下简称“李文”),认为田见秀不是1645年死于潼关或湖北通山,这是正确的。但他不认为田见秀降清,并把田见秀和清初陕北人民的抗清斗争联系起来进行考查,则是欠妥的。     

再论船山史观的评价问题

<正> 《船山学报》1985年第一期发表了黄明同、周穗明两同志合写的《也论船山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以下简称《也论》),对徐泰来同志《船山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和拙作《中国朴素唯物史观的历史探索》(《湘潭大学学报》1984年第四期)》提出异议,我们表示欢迎。但该文所提的问题,我觉得仍有商讨的必要。     

对《中法战役炮击孤拔之周玉泉》一文的不同意见

本刊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发表郑逸梅同志《中法战役炮击孤拔之周玉泉》一文以后,先后收到了周红兵同志和炎明同志的两篇来稿(以下简称周文、炎文),对郑文中所涉某些史实提出质疑。现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1.关于“同治癸卯,而洪杨内讧”。     

释“祝融八姓”

(一) 《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发表了李学勤同志《谈祝融八姓》(以下简称《八姓》)一文,结合“楚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清理祝融八姓,应当说,这是颇有意义的。“祝融八姓”对楚人和楚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相关宗国诸问题,具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摘句要顧及全篇

怎样评价陶渊明这位影响很大而又充满矛盾的诗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历来为人们重视的问题。顾农同志的文章《评尊儒反法的诗人陶渊明》 (载《破与立》一九七五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评陶》),从儒法斗争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对屈原墓争论的思考——与张中一、刘石林同志商榷

1982年,张中一同志在《求索》第6期上发表了《泪罗山屈原墓辨析》(以下简称《辨析》)一文,认为玉笥山以北的乌龟山战国墓是屈原墓。1987年,刘石林同志在该刊第3期上刊出《屈原墓位置何在》(以下简称《何在》),和《辨析》作者商榷,认为屈原墓在今天汩罗山上12座疑冢中是无疑的。两位作者不仅用大量文字资料进行论证。同时还声明“多次到实地勘察考证”,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其中一些论证是成功的。但也应注意到,他们的某些论证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的几点意见

《经济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八期发表了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以下简称《论关系》),读了很受启发。文章中提出的问题,确实很重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开展讨论,不但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有现实意义。这里我们谈谈对其中几个问题的粗浅意见,与孙冶方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