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扣“五字”方针 发展现代物流——以宣城市为例

物流被业界称为第三利润源,被媒体称为21世纪最大的行业,被老百姓称为金饭碗。在发达国家,现代物流的发展非常迅速。在中国近几年物流业成为经济领域中最活跃、增速最快的一个新兴产业。宣城作为一个内陆市,如何甩开传统二字发展现代物流,有必要在对全市、县(区)及相关部门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宣城现代物流已经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须围绕五字方针加快转型发展现代物流的策略建议。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态度的变迁--以日本报刊舆论为中心

对日本而言,义和团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具有特殊的意义。以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各大报刊的相关报道为切入点,可以发现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日本对义和团的态度从轻视转为了重视;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从低调转为了高调;对清政府的态度从极端蔑视转为了积极保全。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变化的仅仅是表面的态度,不变的是背后深藏的侵华野心。     

从“双百”方针到“反右”——再论知识分子的改造

1956年“双百”方针的实施和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都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开门整风中解除了政治顾虑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冲撞了被改造的底线,最终导致了“反右”运动的发生。     

义和团运动蒙昧性的文化探源——兼论对“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由于义和团运动和“文革”在国民群体的信仰方式和行为方式等重大的方面继承了共同的蒙昧文化基因,所以义和团式的外在群众运动形式和相应的内在运行逻辑也就必然在“文革”中再次猛烈爆发出来。而当中国在义和团运动一百年之后再次面临新的世纪尤其是面临世界民主化和全球化潮流的时候,以往这两大悲剧之间的传承关系实在到了应该认真清理和认识的时候了。     

“文明”的尺度:义和团运动前后林乐知时政言论之检视——以《万国公报》为中心的考察(1897-1902)

义和团运动前后,林乐知以《万国公报》为活动阵地,分析介绍义和团运动的前因后果,据“理”讨论时局;面对拳民对教会的严厉打击,他没有放弃西学导师的使命,从现代性的尺度来评判义和团运动,其言论体现出他“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的三重身份立场.但究其实质,林乐知所使用的“文明”标尺,是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其本身包含着“强盗”的逻辑,但他积极介绍西学西艺西政,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晚清政府“新政”的经济政策与维新派经济主张的关系

史学界有人认为 ,二十世纪初年晚清政府实行的“新政”与十九世纪末年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戊戍变法毫无共同之处。前者是买办的、倒退的、反动的“变法” ,后者则是爱国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法。这种看法正确揭示了两者间的主观动机的实质不同 ,但忽略了两者在客观上具有的承续关系而产生的相互类同的资产阶级性质。这种理解看起来对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评价很高 ,实际上恰恰低估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乃至整个资产阶级运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影响。在此 ,笔者仅就两者在经济政策上的承接关系及其社会成因作一探讨。一二十世纪初年…     

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对“咽噜”的严厉镇压与社会恐慌

乾隆中后期,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咽噜”活动频繁,已经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清政府下决心铲除“咽噜”这一黑社会组织。但是,清政府面对着这一困境：将真正的“咽噜”与被怀疑为“咽噜”者、被裹胁入“咽噜”者区别开来,以打击真正的“咽噜”,而不致造成大的社会恐慌。而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几乎是办不到的。“咽噜”镇压活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恐慌,后果很严重。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晚清政府应对民变举措初探——以江苏为例

清末,各地的民变风起云涌,江苏是民变的典型省份,直接威胁政府统治。尽管清政府采取了“抚剿结合,弹压为主”、严防匪民结合、查禁谣言、加强宣传等诸多“应变”举措,试图将民变尽快平息下去,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减少或阻止民变的效果。     

中国与世界——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取得了相当进展。值义和团运动110周年之际,为交流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推进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国史学会、山东大学、上海大学、中国义和团研究会联合主办了"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次讨论会于2010年10月17日至21日在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召开。与历次     

英俄在新疆的角逐与清政府之政策回应——以1851～1911年为中心

从1851年至1911年,英俄两国在新疆的角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51—1869年）：俄国的咄咄逼人与英国的精明无为;第二阶段（1869—1905年）：英国强硬应对以抑制俄国;第三阶段（1905—1911年）：英俄互谅,角逐放缓。此间,清政府对新疆的安全环境认识较为深刻,为维护新疆的权益和稳定,从构筑民族国家的高度出发,在内外两个方面及时制定了相应的策略骖．应对之：它一方面对外引英国为奥援,另一方面对内勘修政制,两相呼应。     

近代中日“闭关”与“锁国”政策的异同与历史进程

19世纪40年代，中日两国都曾遭遇西方的殖民侵略。面临殖民地危机时刻，中日两国因采取不同政策而产生不同结果。日本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开放政策，积极学习西方为其所用而迅速跻身列强；而保守的清政府却采取“悉如旧制”的闭关政策，遂成为列强刀俎之肉，其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西夏官吏“禄食”标准管窥——以《天盛律令》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有关史料的整理,力求对西夏官吏的“禄食”标准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认为“屠”（肉食）＋“米谷”（粮食）＋“马食”＋童仆食物构成了西夏具体餐饮标准。这一标准,从侧面又反映了西夏社会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物质相对匮乏的现实。另外,本文对史金波“一屠应是指屠杀羊一只”的解释提出了质疑。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论——以“天人合一”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特征,主要类型有三种：儒家道德意义上的＂天人合德＂,道家自然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汉儒的＂天人感应＂。虚灵感应之＂心＂与有情的宇宙观可以作为＂天人合一＂思想可能的哲学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修养境界、审美情趣、政治理念、人格评价、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与形成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清政府“夷务”管理制度中的澳门葡人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中西通商贸易实行一套基于"严华夷之防"思想基础之上的管理制度。在这套管理制度中,有一个身份地位很特殊的角色,即从明朝嘉靖年间就开始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一方面,他们是被清政府严格管制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久已涵濡圣泽"的"归顺天朝王化的向化之夷",他们又被清政府视为"外臣",对与澳门有关的其他西方人士负有管理约束的责任。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鸣放”的历史考察

1956年4月"双百"方针作为新中国文化方针被正式提出。1957年初,毛泽东力主"放",并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赋予其新的政治功能。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双百"简称为"鸣放",得到进一步的提倡。整风转向反右后,"鸣放"虽在,"双百"方针却难再继。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鸣放"不仅仅是"双百"的缩略语,其中包含着"双百"方针的发展轨迹和反右后名存实亡的内在逻辑。     

关于“双百”方针的几点认识

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中央领导同志最近以来也多次提到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要创造一个团结和谐的环境和造成一个勇于探索的局面。现就这个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坚持“双百”方针在今天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彻底纠正了过去那套“左”的错误,及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提出了已经中断二十多年的“双百”方针。     

词语滥用引发词义贬值——以“大师”一词为中心

大师本来是表示尊敬的褒义称号,但由于当下对这一称号的滥用,它可能出现词义贬值;久之,该词会产生词义贬化。这种词义贬化现象在语言中不乏其例,其原因当与语用上的礼貌原则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