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波伐良也夫来穗讲学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班苏联专家波伐良也夫教授曾于今年五月间来穗讲学。5月2日在华南师范学院史政系作了“关于现代史分期问题”的专题报告,5月3日又对该系教师作了问题解答的辅导工作,对于巴黎公社失败的客观前提,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奥匈帝国的帝国     

苏联学术界对东方学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批评

苏联的党和政府遵照列寧关于注重东方各國人民在革命斗爭中所起的作用的指示,从苏維埃政权建立之日起,对东方学的研究便特別重視。苏联科学院設立了东方学研究所,几年來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东方学家和其他國家的進步学者建立了联系。苏联的东方学家对于研究东方各國的歷史、經济、文化和語言作出了不少的貢献。 1950年,苏联科学院为了提高东方学領域內的科学研究工作,改組了东方研究所,使它成为綜合型的研究机構,并以东方各國的現代史作为研究工作的重心。几年來出版了若干專門著作以及各种东方語言辞     

苏联马斯连尼科夫教授在上海讲学

苏联经济学博士马斯连尼科夫教授应上海市高等教育管理局和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的邀请来上海讲学,分别在八月二日和五日讲授了“战后工业周期和生产过剩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危机和瓦解”两个专题。听讲者共2,000余人。     

英国牛津大学科恩教授到西安讲学──谈苏联解体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英国牛津大学科恩教授到西安讲学──谈苏联解体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４日上午９时，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社科联、陕西省委党校、陕西省高校政治理论研究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市社会科学院、酉北大学哲学系。西安交大人文学院、酉北政法学院科...     

从东方学到汉学——艾约瑟的比较语言学与汉语研究

18世纪末近代东方学的兴起,对西方世界的知识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比较语言学研究,学者们不仅将已知的各种语言划分为语系,同时重新认识人类文明的早期历史。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的开放和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起步中的汉学界也尝试用比较的方法梳理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关系,进而推断上古时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往历史。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承接了近代西方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对汉语语言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生前身后,艾约瑟受到学界种种批评,但其将汉语乃至汉文化置于全球文明史的视野下进行探索,至今依然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论西方“东方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一、西方人的东方观 当现实中的东西方社会形态差异影响到人们相互交往的深度和交往方式的时候,这种差异就具备了探讨与反省的价值。东方学存在的价值,在于现实中的人类关注着东西方彼此间的交往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对于西方人来说,探讨东方社会问题无非是在于如何与东方人打交道,以及这种交往给自身社会造成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纯粹的书斋里的学者单凭自己的兴趣与好奇心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因而,西方的东方学家研究东方社会问题大都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     

比丘林及其东方学研究

俄国著名的汉学家比丘林,是作为俄国“汉学”的划时代人物载入史册的,故又被称为“俄国汉学之父”。 (一) 比丘林(1777～1853年)是神父雅可夫·达尼洛夫的儿子,他入教前的名字叫尼基达·雅可夫列维奇·比丘林斯基。由于受家庭的影响,他九岁进入了喀山宗教学校,1799年毕业(当时学校已易名     

马克思与东方学及其他

一、建立在地理环境论基础上的近代东方学和马克思的地理环境观西方人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他在《政治学》中为西方人首次勾勒了关于东方社会的形象。这就是:“专制”和“奴性”。只是亚里斯多德还没有将东方与西方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他同样认为在雅典也存在看产生专制和奴性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在“下贱”和“狡诈”的劳动人民中产生着“缺乏统治能力”和“过分地依赖于他人命令”的奴性,一方面在上层奴隶主集团中产生着“专横地统治”。固然将东西方对立起来的责任不能归     

绵阳市区域民族文史研究专家曾维益先生赴北京大学讲学

4月9日至11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将举办“西南田野的当地经验”学术讲座会。北京大学早在2004年12月就给曾维益先生发出了关于本次学术会议征求意见的信函，并于2005年3月初发来正式邀请函。曾维益因长期致力于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在区域民族文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被邀请到学术专题讲座，讲演对象为在京相关学科的部分青年学者及博硕士研究生。     

斯坦因对东方学研究的贡献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1862——1943)究竟是学者还是强盗?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发表王冀青撰写的《斯坦因对东方学研究的贡献》一文中指出,他是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但是,他在中亚探险过程中,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并劫走力量的珍贵文物,其最主要者如甘肃敦煌莫高画、刺绦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窟藏径洞中一万余卷古文书和数百幅绢的古文书;新疆和田、米院诸遗址出土的古代     

苏联核计划：从模仿到创新

苏联以举国之力实施核计划,短期内成功试爆了核武器并进行量产。苏联核计划之所以变不可能为可能,取决于诸多因素。择其要者有：依靠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充分、高效地集中所有资源;物理学家围绕核裂变、核聚变等核物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科学家通力合作,攻克一道道核技术、核工程难关;国外核情报成为模仿与创新的重要借鉴,节省了时间与经费;从由学界倡导到由政府主导,核计划如虎添翼,战略决策集中既便于保密,又利于及时施策,决策机构的组织、协调与监督工作行之有效;紧急动员各类人才,从高端科学家、技术骨干到普通员工应征尽征,干部决定一切大见成效。     

前来参加广东学术界年会的外省专家应邀进行讲学活动

应广东历史学会、广东教育学会、广东經济学会的邀請前来参加1962年年会的外省专家,有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尹煥章、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陈元暉、中国科学院經济研究所杨坚白、《經济研究》編輯部秦柳方等同志,他們受到广东学术界的热烈欢迎。     

论创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学说。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新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研究对象是俄、中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规律。创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有利于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遗产 ;有利于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能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东方学与中国文化身份建构

萨义德的《东方学》对文化霸权进行了批判.历史上的中国形象一直以来受到西方权力话语的支配,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隐伏的东方学依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着负面影响.中国应该掌握话语的主动权,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诉诸于民族主义、大中华主义等.中国应直面自己的现实问题,构建一套合适的话语体系,在文化多元并存的基础上,塑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身份,达致“和而不同”.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道路的开创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党的许多领导人都为此作过艰辛而有益的探索，其中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贡献最为突出而不可磨灭。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当然，我…     

从恰克图贸易到广州“通商”

一、边界条约与通商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有关市务方面的规定,使俄国取得了一种通商特权。它比以后的资本主义列强取得这方面的特权要早一个半世纪。这一点,“在俄国方面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既为它的出口贸易确立了一个适当的立足点,并为官商取得了进入中国经商的权利”。既然通商的权利已由条约形式肯定下来,沙阜政府就大力激励商人和贵族从事对中国的商业活动,从十七世纪末开始,政府组织的商队不断前往中国。     

中国“东方学”的古代资源

中国历代拥有丰富的记录周边国家、地区的文献史料,官修《二十五史》的列传中保存了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大量记载。此外还有历代边吏、使臣、僧人、商人、航海家或学者,记述他们出使或游历周边地区时的见闻感受而写成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各自的目的、视角不同,但都对后人了解考察东方各国社会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对历代与东方相关典籍之整理和利用,最早体现在历代统治者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而敕命撰修的政事史学型类书。20世纪的东方学学者从校释整理古代丰富的东方文献而开始“东方学”研究,张星烺的《中西交通资料汇编》和向达发起整理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依托于这些古代资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研究领域：中西交通史、宗教传播学、西域学、敦煌学、西夏学、南洋研究、西域南海史地学和丝路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