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对日语的影响

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是很大的。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倭国遣使入贡,这是日本和我国交通的开始。自此以后,汉字就传入了日本。据历史记载,百济王仁率织工并携《论语》、《千字文》于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到了日本。可见至少在第三世纪,日本已经有汉字流传了。据一般说法,日本汉字的读音共有三种:最早传入日本的叫做吴音,后来传入的叫做汉音,最后传入的叫做唐音。例如“京”字在“东京”tōkyō一词中读吴音kyō;在“京师”kei shi一词读汉音kei音;在“北京”Pe kin一词中读唐音kin。在日本汉字音读中,     

试述公元三世纪中日关系中的有关问题

试述公元三世纪中日关系中的有关问题金宪淑公元３世纪，三国时期的魏国与日本列岛邪马台“国”之间结成了中日关系史上未曾有过的极其亲密的睦邻关系，这是罕见的。陈寿所撰《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可谓是反映当时邪马台“国”社会状况及其同魏国来往的唯一属于同时...     

犹太人移民与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

为了理清犹太人移民塞浦路斯的时间和原因,犹太人移民对基督教在塞浦路斯传播的影响,通过历史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认为: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公元116年,犹太人相继移民塞浦路斯,并将基督教传入塞浦路斯,公元116年萨拉米斯的犹太人起义促进了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密切交往、《旧约》译成《七十子希腊文本》、塞浦路斯不同地区崇拜某一希腊众神的一神教特征,是促进塞浦路斯的希腊人接受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鉴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作用

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在文化交流史上是源远流长的。早在公元一世纪时,我国的《后汉书》上就有了有关记载;三世纪时,日本的倭女王国和我国三国时期的魏国,有了正式的使臣往来。公元五世纪,日本大和国统一了日本,大和王朝继续和我国的南朝进行着联系。从隋代开始,日本采用派遗使节和留学生来中国的方式,观摩学习我国文化。公元646年,日     

传播和影响：儒学在日本

公元５世纪，儒学最初传入日本。儒学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很深远的。（１）儒学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２）儒学思想成为日本制定各种法律和法令的思想依据；（３）儒学对日本教育的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４）儒学思想影响甚至反映在日本最初的历史文献之中；（５）儒学思想还影响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６）儒学思想也影响日本伦理思想的形成。     

日本江户时代道家思想传播之考察

宋学在镰仓时代前期传入日本后,经过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研习,到日本江户时代逐渐成为主导学术思潮,在此期间,道家思想也成为儒学崛起的利用工具之一,而得到发展的契机,遂至以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列子鬳斋口义》《庄子鬳斋口义》为代表的道家文献在江户时代广泛传播,成为日本学人研读老列庄的首选注本。此时期道家思想之生发,既是佛教衰微和儒学崛起的矛盾提供了契机,更是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学术思潮中,日本学术、社会发展自律的结果,也有诠释学、文献传播学、心理学方面的原因。江户学者对道家思想多抱持为我所用的态度,道家思想虽始终未取得主导地位,但思想被儒释二教选择性受容,滋养推动了日本新思想的诞生。     

《汉书》、《后汉书》倭人记事考释

我国正史最早记载倭人事迹的是《汉书》和《后汉书》。两书的倭人记事不足百字(与《魏志》重复者不计在内),但提供了公元前后、尤其是公元一二世纪倭人社会和历史的重要信息。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发表无数论著,对两书的倭人记事,从史料鉴定、文字订正、字义诠释、内容分析、考古佐证、文献比较等,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然而仍有未尽之处,并且迄今尚无定论。我国则仅在有关通史著作中泛泛而论,鲜见精详的考证与探究。本文斗胆将在学习前人成果中的一得之见公诸于众,一则就正于大家,二则弥补我国日本史研究中的空白。     

试论1857—1930年的阿根廷移民运动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从旧大陆移民新大陆的高潮,其中阿根廷是该时期拉美诸国中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在世界排名上也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从1857年至1930年,共有589.634万人进入阿根廷,净移民数为337.5682万人。大规模的移民对阿根廷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国内有关这次移民运动的论述较少,本文试图分析这一运动的成因和特点,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从隋唐佛教传播看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和朝鲜半岛不仅在地理上相接壤,历史上也一直互相通好,而佛教可说是两国宗教文化交流的纽带。在公元4世纪左右,即朝鲜的三国时代,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6世纪到1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十分兴盛。这对邻近国家的佛教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对朝鲜半岛入唐求法僧人的考察,说明朝鲜半岛的佛教虽然主要来自中国,但也有着独自的传统与特质,不仅对日本佛教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反过来对中国佛教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六世纪前的南北大移民

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规模的移民。但公元1世纪至6世纪的移民不仅规模大、数量多、范围广，而且对中国历史的进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以来日本的道教研究

综述 2 0世纪以来日本的道教研究 ,重点介绍日本道教研究的特点 ,日本的道教研究组织及其开展的学术活动 ,并对日本道教研究的最新动态作出评价和展望。     

比较中的日本视野:樋口长市比较教育思想探析

20世纪初叶,借鉴外国教育经验的迫切要求使得日本比较教育学科初步形成并快速发展,在欧美比较教育影响下进入了比较教育“因素分析”发展时期。著名比较教育学家樋口长市是这一时期日本比较教育研究的典型代表,他阐释了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学科目的、学科功能、研究方法等学科基本理论问题,揭示了比较教育研究有利于清晰认识本国教育的学科功能,大力倡导对外国教育特质进行研究,发展了比较教育因素分析方法,开启了比较教育问题研究范式,拓展了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引领日本比较教育学走上了系统化发展的道路。樋口长市的比较教育思想在世界比较教育研究中植入了东方文化视角,对日本乃至世界比较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

为探讨《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通过深入解析相关文献,并联系道教实践,发现《庄子》“齐”与“忘”的思想对道教重玄学义理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庄子》“缘督以为经”、“守一”、“养神”、“吹啕呼吸”、“熊经鸟申”的养生思想构成道教炼养术的重要来源;同时《庄子》的神鬼思想也为道教所吸收,对道教神灵世界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庄子》思想是道教的理论源头,反映了道家与道教的深层关联。     

藏传佛教和道教

藏传佛教和道教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中印文献都有道教于公元三四世纪传入印度的记载或神话。佛教传入汉地后 ,和道教相互交融。来华印度僧人们回国后 ,传授融会了道教各种内容的密术。这种密术为印度纯密所摄取。公元 8世纪印度密教传入吐蕃 ,道教内容随之而入 ,并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笃本、洽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 ,与道教之间先天地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 ,因此吐蕃上下对融有道教内容的印度密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与活佛转世制度 ,只在道教中发现最相似的先例和神学解释。     

儒道佛思想对日本“幽玄”范畴形成之影响

中国的儒道佛三家思想对日本审美意识产生了很大影响。"幽玄"作为日本审美意识中最重要的审美范畴,充分显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欣赏的审美情态。而儒道佛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渗透到诸多艺术领域,且在本民族的土壤上,创造了在借鉴中国儒、道、佛思想基础上的独特审美传统和审美情趣。     

蝴蝶翩翩梦寰宇——谈老庄思想与几位英美作家的心灵契合

老庄思想自古是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挫折后藉以调节心理，安顿生命，养护心灵的哲学，老庄著作自19世纪末翻译成英文传入西方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进入一些著名作家的创作视野。文章撷取了奥尼尔、王尔德、毛姆三位英美作家的代表作品加以分析，综合评述了有关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思想的某些契合关系，揭示出他们各自生活中不同的精神创伤是老庄思想与他们取得共同的心灵契合的原因。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儒道德治精神与圣功法门

中国传统德治理论是以治者的修身为基础的 ,但同时也注重社会的道德教化。修身和教化的法门是圣功修行。儒、道两家都提倡圣功修行 ,但旨趣有所不同。道家圣功是为了达到“自然”的境界 ,而儒家圣功则在通过静心以破除私欲 ,增进社会责任感。在先秦儒道德治理念的影响下 ,汉代以来的道教也重视道德教化 ,将伦理修养作为入道的重要条件。道教文献所言“圣功”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养生理论 ,尽管其中存在某些神秘因素 ,但所包含的“劝善修德”理念却具有积极意义。     

甲辰日俄战争的再探讨

20世纪初,日俄两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推行各自的"大陆政策"与"远东政策",经过外交、军事准备之后,在中国神圣领土上进行了一场非正义的"分赃"战争,软弱的清政府宣布"中立",听任"两个强盗"的厮杀、掠夺。得势的日本从中国攫取大量权益。这场战争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标志之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