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兼作家的林非散论

本文认为林非是一位深受中国古代文化陶冶和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化精华滋养的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以其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实绩充分体现了他“两栖”文学名家的杰出身份     

“桃花源”文学原型的图像置换

“桃花源”是显现于《桃花源记(并诗)》中的理想社会,但其意蕴内涵却在文艺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发展.“桃花源”题材的图像创作推动了“桃花源”意蕴的演绎与发展,这种创作以《桃花源记(并诗)》中“桃花源”文学原型为核心,立足语言与图像符号在表现中的互通与交叉,通过对文学原型“出位”元素的表现,将源文本中的文学场景、文学场域以及文学意象置换于图像世界,创造了图像世界的“桃花源”,“桃花源”形态与意蕴在不同主体、相异符号的置换性创作中得到不断衍生与发展.     

论林非的散文理论观

林非是一位深受中国古代文化陶冶和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化精华滋养的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以其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实绩充分体现了他“两栖”文学名家的杰出身份。当他在学术理论园地里耕耘时,他是一位博学多识、深邃睿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当他纵马驰骋于散文艺术创作天地时,他又是一位才华横溢、激情满怀的作家。林非的散文,具有永恒的人格魅力。他在二十余年漫长的散文理论研究中,逐步形成了富有林非个性特征的完整、系统的散文理论观和创作艺术观,在散文的本质特征论、创作艺术论、审美鉴赏论、作家使命论四大研究领域做出了自己开拓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林非散文理论观论要

林非是一位深受中国古代文化陶冶和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化精华滋养的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以其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实绩充分体现了他“两栖”文学名家的杰出身份,当他在学术理论园地里耕耘时,他是一位博学多识、深邃睿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当他纵马驰骋于散文艺术创作天地时,他又是一位才华横溢、激情满怀的作家,深邃博大的林非及其散文,具有永恒的人格魅力;在２０余年漫长的散文理论研究中,逐步形成了富有林非个性特征的完整、系统的散文理论观和创作艺术观,集中在散文的本质特征论、创作艺术论、审美鉴赏论、作家使命论四大研究领域做出了自己开拓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从"适趣闲文"到"理治之书"

曹雪芹与梁启超在百年之隔的两个时代在小说创作观上均有突破与创新。曹氏的“适趣”说与梁氏的“政治”说是他们对创作理论的突破 ,而“适趣闲文”与“理治之书”是他们创作实践中创新的结果。两者对比鲜明 ,表现出盛世文学与乱世文学各自的时代特色。     

“茅盾现象”:一个理论反思课题

在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进入“现代”层次,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学中的“基因”与西方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撞击、交融的结果,而代表着我国文学强烈的汇入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潮的自觉意向,出色地完成了现实主义的引进、融汇、倡导、创新的历史责任的,又当首推鲁迅和茅盾。如果说鲁迅的奠基在前,那么茅盾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论邓刚中短篇小说创作特色

一九八四年,程德培在《上海文学》第四期上最早提出邓刚小说的“两个世界”问题,并认为邓刚小说创作特色是“铁味”与“海味”。应当肯定,程德培这一概况看法是符合当时邓刚小说创作实际的。从一九八五年以后,邓刚小说创作出现了深刻变化。也可以说近年来邓刚小说创作出现了新的世界,即邓刚近年来着力于创造的“心理场景”世界,也可以说是表现人的生命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邓刚审美趣味得到了较为充分地展露。这样看来,     

九十年代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和走向

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人们开始关心海外华文文学。经过十几年的交流，大陆与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者有了共识：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整体。这不仅因为它们都以汉语（华文）进行创作，都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而中国国力的强盛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又给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背景。于是，到九十年代，遂有“世界华文文学”的提法。目前，中国大陆正在筹备成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这说明，世界华文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股巨大的洪流。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九十年代的世界华文文…     

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以“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张志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所做的一个抽样研究,该项目结项成果“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9种)以莫言的文学创新道路为中心,揭示其与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内在联系,全方位拓展了莫言研究空间,深化了对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进程的研究,有助于世界进一步了解莫言等中国作家。世界性与本土性的文化交汇、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进一步助推,是莫言创作变革创新的内在条件,也是他走向世界、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原因。今年是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丛书出版对纪念莫言先生获奖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以“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为契点,探讨莫言文学道路的发展与流变,分享莫言创作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经验。     

论自然主义感伤主义对茅盾巴金长篇小说的影响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崛起有一个特点:理论先行,创作后起。茅盾作为现代长篇小说的创始人,他的创作道路即如此。茅盾首先把泰纳和左拉的理论引入中国。1922年作《文学与人生》,就介绍了泰纳的文学三要素说,提出文学受“人种”、“环境”、“时代”以及“作家的人格”(这最后一点是茅盾的见解)的影响,并提倡用泰纳的观点观察中国文学。他说:“以上是西洋人的议论,中国古来虽没有这种议论,但是我们看中国文学,也拿这四项以根据。”存写作方法上,茅盾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应“没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观”。又说“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     

论20世纪50年代"新英雄人物"创作规范的建立

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引进和“两结合”创作理论提出的契机,20世纪50年代“新英雄人物”创作规范逐步建立起来。这种创作规范的建立过程一直处于一种“政治性、理想性、阶级性”与“写实”的张力之中。也正是这种张力的逐渐失衡,孕育并终于造就了“文革”文学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诞生。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

“五四”时期 ,周作人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人的文学”观 ,指出人既是创作的主体亦是创作所要反映的客体 ,从而创造出文学的新观念和新话语 ,以接近于世界文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等基本观念 ,使中国新文学具有了世界性和开放性。“人的文学”观的价值理想是建立在启蒙思想之下的一种理想主义 ,它作为新文学的价值参照标准具有一种普遍性 ,但同时也产生了文学意识“左”倾倾向的负面影响。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走向

新时期文学十年,以粉碎“四人帮”为起点,走过从复苏到兴旺,从僵化到创新的艰辛探索的历程,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关键性的十年。文艺界对新时期文学十年的研讨,对深入总结经验教训,正确全面估量创作成就和理论建树,加深艺术真理的认识,导引文学新潮,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艺术世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生活经验不同,理论视角不同,对十年文学总体评价就存在三种说法:一是辉煌论,认为是百年来成绩辉煌的十年,影响和作用可与五四运动相比较;二是关键论,认为是历史转折时期关键性的十年,是“五四”以来再次开放的     

韩碑艺术美及其成因探析

韩愈在其碑志文创作中,既立足现实,又秉以通变精神,使之由一种实用性文体变成一种形象丰富生动、情感真挚深切、议论犀利深刻的文学审美艺术。其间鲜明地体现出“文以明道”、“不平则鸣”、“陈言务去”等文学创作理论的指导。正是这些创作理论的自觉实践,韩碑才真正实现了“文”与“道”的相互贯通与高度融合,进而达到实用与文学的兼美。     

全球化视域中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从歌德的总体性文学观谈起

歌德是德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但他又最少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在西方文艺史上,他鲜明地反对世界文化的“欧洲中心论”,大力提倡发展民族文学,并且在世界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的文学观是最早具有全球化视域的总体性的文学观。歌德提出的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理论,直至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海外华文文学:学科之名与学理之弦

“海外华文文学”是反映中国本土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用华文创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流传与外播以后华人的生存经验与世界的对话,形成“内”与“外”有联系、更有区别的特殊的汉语文学形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其“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有其“多元共生”的切实内涵,也有其思维路向的跨界之弦,在学术推演上因之要求以道观器,处理好“史”、“论”、“术”的关系.     

文化坐标：突围与重构——新时期“寻根文学”的“过渡性”

“新时期文学”已匆匆走过将近30个年头,作为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寻根文学”无疑是颇受关注与争议的。本文对“寻根文学”的关注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作为意识形态表征的“民族性”向“民间性”的转化,另一是不可逆趋的“现代化”大潮与“本土化”的对峙与互融,在这纵向“过渡”与横向的“移植”之间,“寻根文学”完成了“新时期”文化坐标的突围与重构,并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将“新时期文学”推向更为开阔的创作境界。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文学美育：“非功利”之“功利性”？——兼论浪漫派文学观

文学美育是文学教育功能的一个维度,与文学德育、文学智育功能有差异又有联系。文学美育的根本效应是陶冶人之情感,丰盈人之感性世界,提升生命存在之自由度。不同于文学德育的理性和“功利性”特质,文学美育有其“非功利”特质。西方浪漫派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非功利性”,突出了文学对人的感性世界的张扬与呵护,也为我们今天认识文学之美育功能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经典佐证。文学美育让读者在情感的浸染中使其心性或感性世界趋于丰盈和温润,提升人的情操,从而达成对人性的呵护与滋养,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功利”之“功利性”。我们对文学教育功能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德育和智育等一般“功利性”层次,而应在强调文学之德育和智育功能的同时重视并发掘文学之美育功能,进而拓展、凸显和提升文学“作为”的空间与效度。     

论革命战争文学创作主体的理性诉求

红色理性是一整套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理论和原则，其核心内涵即“暴力革命论”，深层内涵是以全人类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与政治理性和人文理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区别与联系，对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使作家的文学价值取向趋向一元，而且极大地制导着创作主体的思维意识，使之呈现出特有的思维模式。剖析红色理性对创作主体思维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开掘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规律，为革命战争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