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以法理天下"的君道理论与隋唐法制的政治特征

政治制度是政治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因而帝制的制度原理和政治特征是研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重要材料.本文从理念与制度结合的角度,考察"以法理天下"的君道理论与隋唐法制的政治特征.从政治思想研究的角度看,隋唐法制体现了一批重要的政治理念,其主要政治特征是强调"德本刑用"理念,注重法律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依法断罪理念,维护在既定法律面前的司法公正;强调官吏守法理念,把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放在优先的地位;贯彻礼法结合理念,全面维系政治的、社会的和家族的等级结构;强调皇权至上理念,严格区分君臣界限,重点维护皇权尊严和特权.     

家天下背景下的君臣关系变迁研究--以唐太宗、明太祖时期为分析中心

家天下政治体系内含着一体两面的政治行为,即立君与驭臣。不同的皇帝权力结构中如何立君与驭臣,既存在相同的政治理念,也包含不同的政治技艺。从唐太宗、明太祖时期来看,两者是中国古代皇权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两个拐点,随着皇权从相对独裁向绝对独裁的转变,君臣关系也从普通的尊卑关系蜕变为主奴关系。     

论孙奇逢的学术思想

孙奇逢在对现实社会和儒家学说的反思认识中,重倡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宗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思想。其思想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他详加评析朱熹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学术得失,形成了宗本阳明心学,兼采程朱之说的思想特点,强调治学不可拘于门户之见,而应归本孔子之道、圣人之理。二是他既重视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心性修养,又强调躬行践履经世致用的实用实行,指出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理学思想的内容。所以,孙奇逢的理学思想,力矫了明末以来清谈空疏陋习,推动了清初崇实致用的学术发展。     

“近己则俗变相类”：钱穆与近世儒家传统

在近世趋于平铺散漫的社会结构中，宋儒藉宋学重建社会政治中心，在君臣、官民之间沟通整合，教化提升，于国史变迁中推演出立国规模的新气象。这一脉络对于我们理解近世精神传统十分关键。宋儒活跃其间的近世社会，体现出与中古门第传统颇为不同的平民自由气质，门第与平民之嬗变也具现于近世思想文化竞争中。宋儒生发之道统论，显示社会下层渐转超政治上层，萃成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精神，即政学相维与士统重建。钱穆主张“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建立近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有机联系，因此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时代新命。     

君臣关系视阈下的宋初三家论体文

宋初论体文以徐铉、田锡、王禹偁三家最为重要.现存徐铉论体文几乎全部是关于君臣关系的讨论,他以"赤心"作为君臣彼此相处的准则,强调儒家伦理,推重士臣作用,为宋人重建儒家君臣秩序及防止皇帝专断提供了一定借鉴,而其中关于朋党及君子、小人之辩的内容也为宋人导夫先路;由于宋初皇帝好文、重谏的政策影响了当时的君臣关系,故田锡的论体文多与科考、论谏活动有关,并塑造了田锡致君为用的精神,以及好直敢谏的政治个性,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其论体文的创作与品格;王禹偁的论体文与其史观有相通之处,他作史注重"君臣事迹",强调"善恶鉴诫",并善于史实辨正,这在其论体文尤其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     

先进的政治理念: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纬度

先进的政治理念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与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关系,政治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形式。文学既然是"人学",那么文学就不能回避对政治的表现。先进的政治理念得到艺术化表达,必然能够丰富和提升文学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当下文学写作不是"去政治化",而是政治神圣感的缺失。所以,先进的政治理念,理应在文学写作中得到理直气壮的表现。     

不知宋学 焉知清学——略论清初政治论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发扬

清初士人的政治论是清代思想文化研究者莫不关注的论题,但以往的研究,少有沿波溯流,探求清初政治论的重要思想源头.本文从公私之辩、君臣、宰相、封建、明体适用五个方面,揭示清初政治论与宋儒政治文化的紧密联系,为清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开拓新的视野.     

东晋门阀政治存在的思想文化省察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它的主要思想文化存在有三方面：一是汉末魏晋以来君臣关系危机与“无君论”思潮的冲击,淡化了人们心中的君臣伦理观念;二是玄学的推进及其“君主无为”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三是佛教“空无”哲学及其“出世”观对东晋君臣的影响。     

从“君为臣纲”到君臣“两立”——汉末君臣关系的新变化

汉末,在政治秩序濒于崩溃的社会现实的刺激下,汉末士人们强调臣之"忠"的条件性,进而明确地提出君臣"两立"的观点,尝试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对君臣关系作了深入的讨论,从而呈现出与东汉早期"君为臣纲"强调臣对君绝对服从完全不同的特点。     

君臣关系与北宋前期政治--以寇准为个案

寇准是北宋名臣,一生仕太宗、真宗两朝.他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多次遭受贬退的命运.寇准的遭遇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巨子与君主、个人与国家、君臣关系与国家政治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论河间学术与汉代中央学术的关系

本文对河间学术与汉代中央学术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虽然河间之崇儒实为汉武帝崇儒之先声,但二者在崇儒问题上仍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河间学术覆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提出河间学术的衰败是随着河间献王的去世而归于沉寂的,并非是汉武帝高压政治的牺牲品。     

明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流布及其原因分析

学术界一般认为,阳明心学的兴起几乎没有对徽州产生什么影响。这一观点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其实,明中后期,徽州这个程朱理学的故乡,也成为王(阳明)、湛(甘泉)心学肆意流布的地域。徽州士民之所以迅速就接纳了心学思想,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与徽州学术思想演变的逻辑进程有关,其二是因为心学思想适应了当时徽州商业社会发展的需要。     

人性、人格和人文:《贞观政要》官德生成的三重伦理向度

立足于儒家的政治哲学,《贞观政要》之官德以人性、人格和人文三重伦理向度为其形成的内外机制。其中,人性论和人格论构成官德的内在生成机制;由君德决定的人文政治伦理环境形成官德生成的外在动力机制。这一官德生成思想既具传统儒家政治伦理的德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之共性;鉴于贞观政治之特殊性,又具有实践性与普遍性等特点,从而赋予贞观官德以独特的历史魅力和现实的价值。     

元杂剧与理学关系论略

在元代,理学与杂剧的发展、兴盛、衰微几乎是同步的;元杂剧兴盛的中心也是理学发展的基地;元杂剧中成就最突出的清官戏、婚爱戏与宋元理学的影响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因此,那种认为宋元理学是元杂剧发展的桎梏、是导致后期元杂剧衰落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

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中国早期人类学史上充当了要角。1928年,他奉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派,率队赴云南调查罗罗。这是中国首次有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但史禄国惧险,仅留在昆明作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调查,其表现引起中山大学同人的不满与质问,从而放弃了对他的聘作,因此他改为由中央研究院单独聘任。此事牵涉的并非仅仅是人事纠葛问题,更揭示了民国学人当时对诸如民俗学、人类学等新学科的认识存在个体差异。尽管许多学人的治学观念已有所转变,但在具体实行时,仍然难以摆脱自身固有知识的牵绊,导致学术认知与实作两难的境况。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