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儒语录》到《理学宗传》——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之成书过程

《理学宗传》是清初大儒孙奇逢晚年最为重要的著作。其书编撰历时十余年,结构发生重大调整。通过考察成书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理学宗传》的主旨所在。《理学宗传》的编撰始于顺治四年,到康熙六年最终刊刻完成。初稿定名《诸儒语录》,乃是孙奇逢鉴于明末大乱,书籍散佚,出于保存文献的目的,做的文献汇编,在结构上是按时代编排。在顺治十一年听取张蓬元的建议后,孙奇逢对文稿结构做了重大调整,将全书分为《传宗录》和《宗传考》两部分。在《传宗录》孙奇逢构建了一个调和朱陆的道统传承谱系。《宗传考》则是将原来的初稿结合新的阅读心得重新整理而成,包括汉代到明代历代诸儒考。     

论孙奇逢的学术思想

孙奇逢在对现实社会和儒家学说的反思认识中,重倡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宗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思想。其思想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他详加评析朱熹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学术得失,形成了宗本阳明心学,兼采程朱之说的思想特点,强调治学不可拘于门户之见,而应归本孔子之道、圣人之理。二是他既重视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心性修养,又强调躬行践履经世致用的实用实行,指出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理学思想的内容。所以,孙奇逢的理学思想,力矫了明末以来清谈空疏陋习,推动了清初崇实致用的学术发展。     

清初民间理学:以孙奇逢与张履祥为对象的考察

孙奇逢与张履祥都是清初著名的民间理学家,儒学气象分别受到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的熏染,展现出侠客精神与书卷气息的不同。在学术宗旨上,张履祥恪守程朱,孙奇逢却先陆后朱,主张和同。张履祥成为民间学者与夷夏之辨思想的关系甚大,孙奇逢却在理论上推动了汉族士大夫与异族新王朝的合作。然而,他们都是实践理学的代表,对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及民间理学形成作用巨大:张履祥从理论上为民间理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孙奇逢的讲学活动则对当时学风的实际扭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明体达用”：孙奇逢的道统建构、理学实践与社会转型

明末清初社会转型之际,思想界门户林立,聚讼纷纷,孙奇逢摒除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包,取诸家所长作为圣学之“拼图”,提出“明体达用”的理学主张,建构其独特的道统观,使一代学人身上添了包容的气质。“明体”反映在《理学宗传》的道统建构上,表现为：“严儒释之辨”,建构道统谱系;“不一处见一”,消解诸家聚讼;“折衷于圣道”,以圣人为归。“达用”体现在“主于实用”的理学实践中。孙奇逢主张躬行实践、内圣自得,强调为学要有“把柄”,即在人伦日用间体认天理,理学由此不再高高在上,在经世致用之外,开始回归日常。他通过著书讲学,开创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中州学派,其理学思想和理学实践对于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和社会转型影响深远。     

孙奇逢与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

明清鼎革之后,明朝遗民在清初的社会伦理秩序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明末清初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孙奇逢,贡献尤其突出。在清朝统治日渐巩固的情况下,他始终恪守民族气节,倡导经世致用,著述明道,化民成俗,通过大量著述来重建和维护儒学正统,并在日常生活中躬行实践,力图以儒家传统模式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秩序。孙奇逢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高尚的品格德行,对清初社会伦理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孙奇逢的理学思想

试论孙奇逢的理学思想王俊才孙奇逢（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１５８４～１６７５年）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自号岁寒老人，河北容城人，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此后年长历事，黑暗、腐朽的社会政治使他无心于登科入仕。长期讲学著述、高扬修身立命之学...     

评孙奇逢“察人事之未然”的《易》学思想

学《易》旨在寻找科学认识世界的轨迹,以正人生而成事务;旨在把人们的认识引导到预知未然之变上,使之自觉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而不在拘泥于卜筮。卦爻这一形象思维方式中就寓有理性思维,它明显反映在六爻有规律地推进与转化上。所以,要预知未然之变,就需将《易》之理化为心之理,培养“易心”“圣心”,才能按客观规律办事,做到不占而断。孙奇逢之所以教人“尽人事以回造化”,旨在尽人以合天！是乃人同天既有相一致的一面而又有相区别的一面所决定：“不息,则天;有息,则人;天人之分,系于一息,几微如此。”《易》教人立世、治国、平天下而不可稍忽也,则是其灵魂之所在也     

邵雍的学术渊源、思想特性及其与政治理念之关系

邵雍乃宋明理学史上的“北宋五子”之一,他善于借历史之思辨来发挥政治意见,既有对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制度运作、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的系统性的思想,也不乏对时局的看法与专门领域的对策性的主张。他作为主角之一,借助洛阳这个文化舞台,演出了一幕充满各种政治隐喻的“戏剧”。邵雍在洛阳的交游对象,既有因政见歧义而闲居林下的政府高层官员,也有知识精英,形成与首都开封相对峙的文化重心。他们在情感上相互扶持,在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上相互影响,对北宋中晚期政治、文化与学术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的思想特性既有陈抟的承接,也有自己的创发,其“先天之学”就有着极深的主观色彩。     

孙奇逢的实学方法论

孙奇逢针对理学空疏的弊端和程朱与陆王两派的纷争提出若干理学求实的方法论原则。他批评了两派的门户之见 ,提出“我辈只宜平心探讨 ,各取其长 ,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关于学术异同 ,孙奇逢反对“以同异分是非 ,不以是非分同异” ,并进而指出 ,“凡异而同者 ,皆道之全者。异为真同 ,同为真异。见异于同 ,乃可辨道 ;见同于异 ,乃为见道”。孙奇逢由此而折中程朱陆王 ,提出两派的观点正可相资为用 ;并具体研究了朱熹格物与王阳明致良知的统一、顿与渐的统一、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 ,指出统一才是道 ,才是学 ,统一于躬实践才是真道实学。     

论《理学宗传》对理学的总结及其历史地位

《理学宗传》二十六卷,清初大儒、河北容城人孙奇逢撰。此书完成于康熙五年,前后曾三易其稿,逾时三十年之久。《理学宗传》在编纂体例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大学》的政德思想智慧及其现代价值

朱熹对《大学》做出了极高评价,称《大学》为修身立德的纲目。孙中山称《大学》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培养统治者的学问。以挖掘《大学》政德思想智慧为出发点,对《大学》的政德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基本精神,以及发挥这一智慧在当前领导干部政德建设中的现代价值等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很有意义。     

"三个代表"思想的政治伦理解析

政治伦理是政治和谐之应当。对政治伦理的考察可以从政治伦理价值、政治伦理原则和政治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入手。“三个代表”思想具有政治伦理的特性 ,“三个代表”的价值目标是政治伦理价值在阶级社会里最充分的体现 ,“三个代表”思想中有关执政的原则要求充分体现政治伦理的一般原则     

乾隆帝对大小金川土司改土归流析

乾隆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该地区进行全面的改土归流,应该说措施是完善的,也是成功的。本文就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阐述了改土归流对嘉绒藏区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作用。     

浅谈如何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本文根据多年工作实践和探索 ,要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以学生为本 ,从学生的客观实际出发 ,结合学生的切身利益和关心的问题 ,帮助解决困难 ,从五个方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互联网思维及其实践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思维深刻影响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演变。用户思维有效提升教育对象的主体性,社会化思维有效提升教育主客体的互动性,简约思维有效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大数据思维有效提升教育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跨界思维与平台思维增强教育的多样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主动适应互联网思维带来的深刻影响,主动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互联网思维实践路径,真正实现互联网思维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树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建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中心,科学利用社会化媒体开展教育活动,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立足新时代、迎接新挑战,激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动力,提升教育实效。     

新时期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具备崇高的职业道德、心理素质和过硬的业务能力。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建设要从"科学建制、搭建交流平台、强化内涵、鼓励机制、注重实践"等方面入手,充分发挥青年教师主力军作用,鼓励青年教师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教学质量,推动高校教育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言意之辨"与宋明理学

以"言意之辨"的方法,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构"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是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二是"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三是"辨名析理"的逻辑建构方法.     

秉笔直书的生命叩问——写实型动物叙事的资源谱系探究

新世纪以来的当代小说创作中，“动物叙事”作品占据了一个颇为主要的话语空间，并逐渐呈现出了类型化的表征与趋势。那么，对这一叙事类型的细分与深究，无疑具备很深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面对着当下日益严峻的生态状况，动物叙事诸文本作出了有效的回应与合理的阐释，并逐步显现出了写实性的叙事特征，这里，姑且把该种叙事类型称之为写实型动物叙事，对其命名合理性进行确证，对其悠久而完备的资源谱系进行探询，可以见其在当代所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所昭示出的不可预见的美好未来。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