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法制思想的探索路径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对现代化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容置疑.社会主义法制作为新中国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深受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在法制建设方面进行了颇具传统文化印迹和个性化色彩的探索,形成了丰富、独特的理性认识和实践方式,是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在中国社会即将迈入全面实行法治的新时代,重新反思毛泽东在探索新中国法制建设中的成功与失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法制建设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和巨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

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对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法制之作为中国社会政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文化之作为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同样深受毛泽东影响。中国社会法制的现状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并留下了中国革命的深深印痕。一方面,它继承了中国革命时代以及建国初期法制建设的宝贵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受革命震荡时期的影响,尤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论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观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 ,多年以来 ,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 ,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 ;一切这些的目的 ,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 ,不但有新政治和新经济 ,而且有新文化。”① 建构指导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理论一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三大艰巨的历史任务之一。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一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为中国新文化理论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凭借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的求实品格和理论家的创新精…     

中国式民主模式的历史反思——中国民主政治建设60年的探索与展望

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走过了60年的历程,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相比,它是独特的,因为从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来看,中国民主模式有自己确定的内涵和外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审视"中国式民主模式".一是它本身60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虽然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民主运行实践偏离了最初设计的制度框架,但总的来看,它还是为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合适的政治支持力.二是怎样看待中国民主制度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从制度设计来看,它已经与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决裂,但是我们用"路径依赖"的方法论来审视它的时候,它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无法彻底决裂,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规避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和汲取它的积极内容.     

科学唯物史观不是“套语”——对《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的批评意见

文章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有关论述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等方面的考察研究 ,对尚延龄、尚缨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中 ,“破天荒地”对毛泽东“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论断的确切性提出的质疑 ,进行了全面的辨析和反驳。文章认为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套语” ;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不容置疑     

毛泽东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战略布局思想的历史嬗变

毛泽东以“政治革命”为主导,建构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三位一体”战略布局中的正确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三位一体”战略布局思想相比较,因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具有明显的特征差异性。     

"建设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划时代篇章——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独创性贡献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诸多方面全面地揭示出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的社会矛盾问题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做出了多方面的、创造性的贡献,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语境中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划时代篇章。但毛泽东在后来的实践中做出了几乎是与此完全相反的选择,个中缘由,必须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才能得出相关的科学结论。共产党人的责任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之。     

现代中国毛泽东热述评

现代中国毛泽东热述评杨三省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历史巨人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社会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之无与伦比的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改变２０世纪中国社会根本面貌之宏伟实践中的指导地位，决定了敬仰、颂扬和认知毛泽东，学习、宣传和研...     

论毛泽东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和发展

在新中国的曙光出现前十年,毛泽东就明确地宣告:“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的新文化及其建构,必须坚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一原则,因而,当新中国成立后,当新中国建立起新的政治和新的经济后,新中国的新文化的建立也就是必然的了。在建构中国的新文化中,毛泽东哲学不仅作为基本的理论原则发挥着指导作用,而且它本身即成为这一新文化的不可     

政治话语:基督教文化在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本质态

基督教文化因素,并未在1949-197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中销声匿迹,只是基督教文化在现代汉语文学建构中的话语方式,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发生了深刻变化,从20世纪上半叶的伦理话语转向政治话语,再由政治话语演变为文学修辞.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督教文化因素,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的个人心性中,还程度不一地发挥着信仰改塑、苦难担当、灵魂救赎和文化政治的功能,其存在方式也更为内在、更加隐蔽.它对新中国文学修辞和文学意义的丰富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想象中透露出独特的宗教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