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鲁迅的诗歌艺术

鲁迅曾说过:“我其实是不喜欢作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①。的确,诗歌不是鲁迅的主要斗争武器,他也并非以诗人名世,除散文诗集《野草》外,未曾刊行过诗歌专著。但是,鲁迅在写作大量战斗的杂文和小说的同时,偶尔也写诗。鲁迅说:“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②“胡诌几句塞责”,当然是鲁迅的自谦,但也可以看出鲁迅写旧诗的大概情况。许广平说,鲁迅对旧诗“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系应朋友邀请,或抒一时性情,随书随弃,不自爱惜,生尝以珍藏请,辄遭晒笑”。③所以,鲁迅后期的旧体诗除见于杂文中的几首外,几乎全部是应人之请而作的。鲁迅一生创作     

试谈鲁迅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贡献

一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对中国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鲁迅定居上海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影小组,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领导下,曾在上海开展了颇有成就的左翼电影运动。当时,由创造社和太阳社联合成立的“艺术剧社”,第一次喊出了建立中国的“普罗电影”的口号。在艺术剧社左翼文艺工作者涉足电影文化领域的同时,鲁迅也开始了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关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鲁迅从广州     

试谈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杂文是一座丰碑。这不仅因为它的赫赫战功而彪炳于中国革命的史册,而且也因为它那独树一帜的文学笔法而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瞿秋白早就预言:“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的代名词”(《〈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事情果然是这样。本文仅就我们在教学中的体会,谈谈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谈鲁迅关于艺术独创性的论述

独创性是艺术的生命,是艺术家艺术创作不可缺少的宝贵素质。怎样认识和实践艺术的独创性,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些文章和书信里,或结合评论或结合教学作了精辟的论述。它不仅成功地指导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也对当时和今天的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有着重要的启迪。在我们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繁     

电影艺术对文学创作的启示

<正>电影是综合艺术,文学是语言艺术.它们在文艺这个大家族里是各自独立的两大门类,但都具有通过形象思维来艺术地再现现实生活这一特征.因此二者之间必然互相借鉴,互相促进.从文艺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不同门类的艺术样式的某些表现手法,越来越有交叉、渗透、融合的趋势.     

论电影《伤逝》中的多重镜像——兼谈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

在电影《伤逝》中,子君与娜拉、涓生与子君构成了多重镜像。子君由于爱的匮乏而大胆地学习娜拉的举动,重复娜拉的话语,在镜像娜拉的启示下,她开始发现了自我。子君在获得爱情后,依附于涓生,很快忘却了娜拉。而涓生则将自己的启蒙理想投射到了子君身上,子君其实是他心生的幻象,以此来向现实抗衡。平庸的子君形象是他自卑心理的呈现,他要离开子君,就是想要抛弃旧我,获得新生。电影的改编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导演需要在把握原著精髓基础上进行艺术形式的转换。     

重新理解电影悬念

电影悬念设置是各种类型的电影中普遍存在的,它既是电影叙事手段又与观影心理密切相关,承担着调动并维持观众观影兴趣的叙事功能。对电影悬念的理解是与其他虚构类叙事性艺术的悬念问题紧密相联的。悬念是创作者通过对某些特定信息（往往与生死攸关的危险、令人期待的欲望等有关）予以隐藏或强调的叙事技巧在虚构叙事性文本中所预设的,引发接受者产生期待（正向度情感）或恐惧（负向度情感）等不确定性情感反应的叙事活动。悬念具有跨媒介性质,电影以其特有的媒介和表现方式,拥有了更加复杂的悬念生成机制。     

经典理论对电影的艺术定位

许多研究者总是力图为经典电影理论寻找一条脉络分明的发展线索 ,殊不知这种做法永远绕不开一个先在的障碍———经典电影理论复杂的文本之间本来就缺乏联系 ,很难在其中找到一个科学的内部参照系。我们将经典理论对电影的研究概括为三个方面 :确立电影的艺术地位、探索电影的艺术特性和追索电影的艺术本质     

谈鲁迅的浪漫主义

作者提出鲁迅先生的文学活动自始至终跃动着一条浪漫主义的血脉。从早期的理论著作《摩罗诗力说》,翻译作品和旧体诗作,到创作高峰期的《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等,都是浪漫主义居主导地位。就是作为奠定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的《呐喊》、《傍徨》,也内烁着某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后期杂文的浪漫与前期诗文不同,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其浪漫主义的形成,一有社会历史原因,二是源于作家高尚的人格。     

浅谈我对舞蹈艺术的人类学理解

舞蹈是人类独有的文化行为 ,要真正科学地研究舞蹈就必须真正科学地研究人及其创造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和考察舞蹈的独特视角 ,即从生物和文化两个层面来整体研究和观察舞蹈现象     

谈鲁迅讽刺诗的特点

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数量不多的讽刺诗,是现代文学中有开拓意义的诗篇,是革命艺苑中的奇葩。鲁迅是幽默大师,而且最善于幽默的讽刺,他的讽刺诗恰如一幅幅含蓄警辟、冷峻深刻的漫画,可谓“喜笑怒骂”,切中时弊,今天读来,仍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真实而深刻讽刺诗,作为暴露黑暗,针砭时弊的文学形式,正象漫画一样,既要有必要的夸张,又要不失其真实性。“第一要紧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事件和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且介亭杂文·漫谈漫画》)讽刺的力量就在于揭示艺术形象所隐藏的客观真实性,再利用这种真实性刺破外在形式上的虚伪性。只要真实地把鞭笞的对象借助形象,用幽默通俗的诗句表现出来,撕开掩盖着丑恶本质的画皮,那么这讽刺就深刻,就有力量,就有投枪匕首     

作为艺术的电影

在日常生活,很少有人经常将电影当作艺术来思考。电影是娱乐,是一种消费方式,是振奋人心或感人至深的场面和色彩。电影艺术家,电影从业人员,包括导演、编剧、演员、剧务人员和制片商,他们必须考虑电影的艺术性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制作电影,离电影最近。而大部分观众则不然,他们只消受。好的我就看,不好就不看。但是,如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好或不好是怎么确定的呢?人们也许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认为仅仅根     

试谈鲁迅与海明威作品的“间距”艺术

现代小说的审美特色之一，就是在表现手段上崇尚“间距”艺术。鲁迅与海明威的文学创作，由于采用了种种“间距”手段，其作品在审美传达中造成了多种距离，它强化了读者阅读中的“反思控制力”，激活了读者的思维力、想象力、感悟力。本文在重点探讨他们作品“间距”艺术的相同点时，也指出相异处、并力求探讨其原因，同时点明他们作品的现代意义。     

谈鲁迅小说对“看客”的态度

鲁迅从来不以“爱国者”或“救世主”的形象自居，他从来不说什么“拯救国民”或“拯救看客”之类的话，而是以自己的个性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复仇”。但作为后来者，不能简单地理解鲁迅的“复仇”方式，它不是心胸狭隘，不是睚眦必报，而是以激烈的方式去刺激那些看客早已麻木的肉体与灵魂，让看客无戏可看，无处躲藏，无法熟睡。这是鲁迅以非常的方式去“爱国”，去“救世”，其“复仇”的方式，就是他“疗救”国民的方式，正所谓大恨之中必有大爱。     

谈鲁迅现实主义的基础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明确地要求艺术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真实地描写现实。这样规定的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既反映了现实的发展规律,又反映了艺术的基本规律,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具有实践的品格,又具有理性的品格,也就是说,它既具有实践的基础,又具有理论的基础。如果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创作方法的实践基础和理论越深厚,越坚实,越有独特性,那么,他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就将越来越深刻,越有力,越有强烈的个性特色。鲁迅先生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和鲜明特色,即由此而来。     

谈鲁迅杂文教学

一,必须重视鲁迅杂文的教学在鲁迅的全部作品中,杂文是他创作的精华之一。鲁迅共写了十六本杂文集,写作时间前后历经十八年,直到逝世前他从未间断过杂文的写作。也正因为鲁迅杂文的杰出成就,使我国五四以后杂文勃兴而享有盛誉。鲁迅杂文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而独具艺术风格的优秀作品。它是鲁迅伟大思想的结晶,是锐利的战斗武器,也是我国现代     

谈鲁迅文学革命的着眼点

鲁迅从事文学革命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始终是围绕着改革“国民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所谓“国民性”,即指与其他民族相对照而突出表现出来某些差异的,本民族全体成员所普遍存在的一些精神特性。中国的“国民性”,就是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某些特点。鲁迅最早提出“国民性”问题,还是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抱着救国救民的愿     

新时期绿原对现代诗艺术的理解与实践

绿原认为，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和人，现代诗追求复杂的内蕴和复杂的表达。中国现代诗必须学习西方的现代诗，但不能简单地追随与模仿，应从自己创作实际出发进行借鉴和吸取。绿原从自己四十年代就形成的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创作准则的基础上积极吸纳现代诗的艺术表现力。文章从“复杂的象征、暗示”，“智、理的表达”，“挖掘内心”，“史诗视野”几个方面展示出他融化现代诗艺术的创造性的匠心。     

作为叙事的电影——谈电影作品艺术中的叙事艺术

电影不仅是造型艺术,更是叙事艺术。本文以文本叙事学、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从电影叙事的情节模式、画外音叙事以及作者干预三个方面,以张艺谋、王家卫近期新作为例,进行初步探讨、证明:不化是主叙事电影还是“淡化情节”的作品,叙事都是电影作品成败的关键所在。     

谈鲁迅的自省与自责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生的业绩,儿乎在所有方面都值得我们研究、学习。这里只想谈谈他的自省和自责精神。 有人说鲁迅说话尖刻,一生只知批评别人。我认为鲁迅并非只是以其“敢于批评别人”成为伟大,而是也以其“严于解剖自己”才成为伟大的。是的,鲁迅对反动、丑恶或顽固保守的一切事物是非常痛恨、厌恶的。为了大众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以文艺为武器勇敢地战斗了一生。他说过:“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我们说,这种为了大众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批评别人,是完全对的,是应该十分肯定的。至于他批评自己阵营中的同志们的缺点,或者朋友们的过失,则是“恨铁不成钢”,尽一个“诤友”的责任,要求他们改正之后,自己继续和他们一道前进,真正尽到了诱掖奖劝的责任。这种精神,来自他对祖国、对祖国将来的耿耿忠心,来自一种极端严肃负责的爱国爱民精神。他曾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致杨霁云》的一文中,向老朋友吐露真情:“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我们说,这种为了祖国,为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