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积《荀子辩》之辩——兼就人生之不同阶段论性善说、性恶说之得失

徐积《荀子辩》严厉驳斥荀子“性恶”之说,其辩说或深中苟子之要害,但大多以孟子之“性善”说为评价之标准,先入为主,显而易见。从逻辑角度看,徐积之辩或符合逻辑,或有悖逻辑。“性善”、“性恶”之说本质上为性善端说、性恶端说。“化性起伪”于人之初生初长阶段意义重大,“反身而诚”于人之渐长渐成阶段更为重要。     

“邅迹”管见

《世说新语·自新门》载晋周处翦除义兴之虎、蛟而改过向善一事,其中有“山中有邅迹虎”一语,而“邅迹”一词,历来未得其解而存疑。 查各本此处之注,或质言“意义不详”;或转引刘孝标引《孔氏志怪》云:“义兴有邪足虎”而疑“邅迹”即“邪〈斜〉足”,并云“邅 ”有迟回难行之意;或引《晋书·周处传》释作“白额虎”;或谓“邅迹虎即有斑纹的老虎”。     

词义锁链三则

用木杖牵引扶助目力有碍者叫相,牵引扶助的人也叫相.字从目从木,会意,息亮切(xidng),去声.《荀子·成相》:“人主无贤,如瞽无相.”这句话可译为人主没有贤人辅佐如盲人没有人牵引扶助,也可译成人主没有辅佐的贤者如瞽者没有牵引扶助的人.《论语·季氏》:“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朱熹注:“相,瞽者之相也.”即瞽者的牵引扶助者.《尔雅·释诂》“相,导也”,即导引之意.     

《孟子》与思孟五行说

简帛《五行篇》的出土,给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的千古之谜提供了答案.荀子所谓的思孟五行应是仁义礼智圣,而不是如后人猜测的仁义礼智信或金木水火土.通过对《孟子》的解读,发现“五行”的具体所指及《五行篇》与子思、孟子学说的关系,就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异文与训校

一这里说的异文,并非指文字学上常提及的“异文”,如“跬”字,《说文》作“(?)”,《集韵》作“蹞”,而《荀子》作“蹞”之类,这是指汉字记录同一词或词素的不同形体,可称之谓“异体”。而本文所说的异文是指训诂学、校勘学常用之术语。它所包含的内容有:①同书不同版本的异文,如《文心雕龙·徵圣》篇中的同一语段,旧本作“虽欲此言圣,弗可得也”,唐写本则作“虽欲訾圣,弗可得也”。前者曰“此言”,后者曰“訾”。②同书不同篇的异文,如《荀子》中载相关论述的同一语段,《仲尼》篇作“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王霸》篇则作“乡方略,审劳佚,谨畜     

无用之用——读《庄》漫笔之五

一我在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曾经说过,神话意象思维沿着形象的走向来展开,有两条途径:一是“增殖某一形象”,一是“沿着形象之间或明显或曲折的联系走向一种意象图式”(第155页)。这两点,我们在《人间世》篇中对于大木、支离疏等相关形象的表现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栎社树的寓言中,显然表现了一种增生性:从“散”字而有“散木”,从“散木”又引出“文木”。商丘之木的形象,则更是栎社树形象的一个整体性的承续。“南伯子綦游乎商丘,见大木焉有异”,南伯子綦,即《齐物论》开头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的南郭子綦。李颐云:“伯,长也。”“乎”,为“于”之借。“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论语·公冶长》:“陈文子有车十乘”,刘宝楠     

试论荀子的“至善”学说

一学术界通常认为,荀子所说的“人性恶”是指人的自然本质,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自然素质。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也,是禹桀所同也。”(《荀子·荣辱》下注只引篇名)这些不需要人们的主观努力和积习就有的生理和心理素质,是人的自然本性。它不分人之尊贵卑贱,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共同本质。我认为,这不是荀子所说的“人性恶”的本意,而是把它作为人类生存的前提加以论述的。即是说,人与一切动物一样,他“有气”、“有生”、“有知”。这种“知”,只是“知食”、“知色”、与生俱来的“知”。这种“知”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与基础。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礼论》)荀子之所以把人的这种自然之性称为“性恶”,是为     

古汉语同义词辨析(三组)

陵(凌)欺侮辱 这组词在侵犯、欺侮对方义上,有相同之处。 《苍颉篇》:“陵,侵也。” 《字汇》:“侮,侵也。” 《吕氏春秋·不侵》:“立千乘之义,而不可凌。”高诱注:“凌,侮。” 《左传·昭公元年》:“不侮矜寡。”杜预注:“陵也。” 《康熙字典》:“欺,陵也。” 《辞源》:“辱,侮辱。” 这些词还可以连用。 《新书·解县》:“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时。” 《荀子·乐论》:“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 《荀子·富国》:“是辱国也。”杨倞注:“辱国,言必见陵辱也。” 《诗·大雅·丞民》:“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孔颖达疏:“不欺侮于鳏寡孤独之人。”     

《荀子》“礼”的承传和拓展

作为《荀子》核心思想的礼治主义,实非孔子路线,乃直接承传于西周文化而另辟蹊径。孔孟由“礼”及“仁”及“性本善”,为封建主义创立伦理基础。荀子则融“法”于“礼”,系统强化礼治的整合规范。《荀子》直接影响了秦汉儒家政治。《韩非子》的权术主义乃承继于《老子》。先秦有五种社会政治思想:老申韩客观理性的功利主义,孔孟历史理想的道德主义,墨子平民理想的实用主义,荀子先验理性的礼治主义,庄子理想人性的批判主义。《荀子》理想的贡献在于这种开创性,但它的本质缺陷在于礼治作为外律手段而其本身缺乏外律保障。     

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缺陷

<正> 学术界普遍认为荀子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有两点重要贡献:一是荀子明确肯定“天就是自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从而否定了神秘的天命观。二是“荀子唯物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还在于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荀子的这一思想被誉为“辉煌千古的一段名论”(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我们认为对于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的这些评价不仅过高,而且流于表面化,没有更深入一层去研究这一思想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荀     

论《左传》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作为春秋时期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出现的,而由《左传》一书得到深刻的反映。在《左传》关于春秋社会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事件记述中,民本思想贯串始终,构成全书重要思想线索,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 虽然都是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但《左传》作者不同于孔子,也不同于后来的孟子、荀子。孔子的民本思想同“仁”相联,孟子的民本思想同“仁政”相联,荀子的民本思想同“王道”相联,各有其特点,《左传》的民本思想也有自己的特点。本文不拟比较其     

荀子批判理论与西方诠释学

与西方的施莱尔马赫或加达默尔所构建的诠释学体系相比较，荀子的批判理论可谓既符合诠释学的一般标准，又具备自身的独有特质。荀子及施莱尔马赫等人均认为主观成见的存在是诱发误读的根源，但他们避免误读、处理成见的方式却各有差异；同时他们还都相信，任何理解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某种正当成见的参与，但对于这种正当成见的规定，各家也不相同。荀子理论系统中的正当成见是其所谓“道”，虚一而静是理解者确立“道”的具体方式。在诠释《诗》、《书》典籍和百家之言的过程中，荀子实践了他的批判理论。     

荀子非子思孟轲案再鞫

由《荀子》书“案(安、按)”的虚词用法看,《非十二子》篇论子思、孟轲一段为先秦文法无疑,属于荀子特有的语言风格;从《荀子·非十二子》篇与《韩诗外传》相应段落文义内容的比较来看,《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原创,而《韩诗外传》则是杂凑抄录。将《荀子·非十二子》篇对子思、孟轲的批评说成是荀子后学所为,否定其为荀子之作,经不起先秦...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论《毛诗》之《序》《传》《笺》与荀子之关系

在现有文献条件下,难以断言《毛诗》是否传自荀子,但可对比二者之异同：《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学观与荀子相通。《小序》探索诗的创作背景及反映的历史事件,与荀子借重《诗经》、强化己说不同;不过,《小序》解诗重教化与荀子的诗学精神一脉相通。《毛传》《郑笺》解诗与荀子或通或异。     

《荀子·仲尼》篇作者问题辨析

《仲尼》篇是《荀子》的第七篇,当代一些学者对于它的作者问题,提出了一些疑问,认为它不是荀子的作品.笔者认为,这还有加以辩析的必要.不揣浅陋,谨将管见就教于方家.《荀子》一书现存三十二篇,传统观点认为,其中绝大部分是荀子自著,少数几篇是门弟子杂录.但究竟哪些篇是门弟子杂录,看法则不尽一致.从最早给《荀子》作注的唐朝人杨倞开始,就认为,后六篇(即《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乃弟子杂录.近代梁启超对《荀子》多有考证.他基本同意杨倞的见解,并进面指出下列几点:《儒效》、《议兵》、《强国》三篇,皆称“孙卿子”,似出门弟子记录;《大     

《玛木特衣》中的心理学赏析

《玛木特衣》简称《玛木》,“玛”义为“教”,“木”义为“作”或“好”,“特衣”义为“书”或“经书”。《玛木特衣》可译为《教育经》,有的译者根据其内容译为《训世经》。     

荀子与史学批评

《荀子》积极总结历史经验,强调鉴史价值,评说各种现实社会问题,极其关注制度建设。不把治国寄托于人性之善,而宁可用制度去限制改造人性之恶。《荀子》提出的鉴史观念与方法,如“法后王”、“以近知远”、“详近略远”等对后世史家启迪颇多。《荀子》对《尚书》、《春秋》及孔子的评价,为传统史学长期沿用。《荀子》对“辩说”性质、技巧、方法、误区的探讨,对后世史学批评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