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建构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中国有着深厚的刑事和解制度生存土壤。历史的“和舍”司法观念决定了中国的法制传统可以接纳刑事和解制度;从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变迁则决定了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刑事和解制度;而国家和个人最大化的效益追求也预示着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已成为了国家和个人的内在需求。刑事和解制度不但能够在中国建立,而且完全有必要在中国推广。     

“文明的”市民社会与“文化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产生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作为舶来品,"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影响着德国。德国的知识分子结合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特点赋予了"市民社会"以文化的意蕴,使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单纯的经济意蕴,而使"市民社会"具有了"德国特色"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更进一步发展了德语语境的"市民社会",使市民社会含义既有文明意识,又有文化意识。     

从市民社会看中国公民文化建设

公民文化是维持和发展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作为缺少公民意识的中国面临着建设公民文化的重任。虽然当前的公民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就,但却存在公民教育形式化、市民意识的缺失、无法回避的村民意识等问题。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兴起为公民文化建设带来了曙光,为当下公民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国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研究之概观

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是当代中国学术界讨论较多且有分歧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经过检索与　分析,按所提取的一些基本标志及其学术内在联系客观地梳理、归纳出两条基本线索　：一条是讨论文化消费问题,另一条是讨论消费文化问题。并重点探讨了当代中国文化消费　与消费文化讨论（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的学　术成就与特点,以期为进一步揭示其发展规律而抛砖引玉。     

突破传统学术疆域的理论探险——近年消费文化研究述评

本文对近年理论界的热点之一——消费文化的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文章在分析了中国消费文化研究的现状、消费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的基础上,就我国消费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景阐发了自己的看法。     

当代中国文化消费中身体商品化现象探析

在视觉文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化消费中,身体的商品化与各艺术门类的商业化相伴随,成为一个习见的文化现象。＂乌鸦＂等文学现象中所暗含的＂半自传＋情欲文本＂结构,表征了一种文学商业化运作的常见模式,即文学也以＂香车＋美女＂型的组合方式完成了作家身体的商品化。     

清末市民文化的兴起

市民文化的兴起 ,是清末社会文化系统演变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随着城市文化消费群体的形成 ,公共文化事业迅速发展 ,商业性文化产品繁荣一时。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意识的市民文化相对独立的品格 ,使它与传统文化系统表现出背离的倾向 ,并成为清末公众舆论空间初步兴起的重要象征。     

审丑时代与酷之秀——文化事件的案例研究

正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娱乐时代——当代中国文化百态》(群言出版社,2013),是这些年来在文化研究课堂与博士生、硕士生共同研究讨论的案例集。原先的书名是"审丑时代与酷之秀",结果出版社领导不同意,非要"赐"给我"娱乐时代"这个书名。我也不知道"酷之秀"为什么不能用,实际上,这些年流行文化、时尚文化、青年亚文化不就是一直在酷酷地大秀其道吗?新世纪十余年,是我国当代文化史上变革最快的时期。与文化现实关联     

市民社会视角下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认同

市民社会是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缺失容易导致"恶法"产生,使法治文化认同的前提、主体丧失;还容易导致法治文化认同的狭隘性、片面性;市民社会具有重要的法治文化认同功能.它提供了法治文化认同的经济基础,培养了多元化的法治文化认同主体,有利于使法治获得社会公众理性、全面的文化认同.为了促进法治文化认同,我们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和社团组织,促使市民社会主体的形成和壮大.     

海外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一个解释框架

中国社会思想研究历来可以分为两条路径,其一是中国学者长期以来的对自身的关注和内部的理论自觉,这方面的研究相当众多;第二条路径是海外的中国社会思想研究,即从置身于中国社会思想的外部来建构中国的社会思想结构,两条研究路径互相补充。该文试图论述海外的中国社会思想研究学术轨迹特征,特别是将海外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置于宏大的社会理论框架分析与日常生活话语中去,尝试发现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新红学--新国学

“红学”的严格定义是对中华文化文史在“小说”中的表现体现 之考索阐释，而不是一般性的文艺评论、赏析之类的“读后感”。准此，考证遂构成红学的 重要部分。1921年以来，学术界称胡适创立的考证学派为“新红学”。而该文提出：今后的 “新红学”应具有新时期的特色，应比文史考证的简单层次更为高层，主要聚焦于从中华大 文化的意义上来观照《红楼梦》。这样的红学，方能形成真正的“新红学”，而这种学术研究可以定位于“新国学”这一先进 、崇高的坐标之上。作者同时也举例指出：反对“考证”的声音一向很响亮，但考证能解决 重要疑难问题，有助于深刻理解曹雪芹的思想和创作的特色。是以考证这一中国学术传统的 特殊研究方式和手段，在“新红学”的未来发展中，将会占有不可轻视的地位。     

西方文化研究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学科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本文评介了文化研究在西方社会的发展情况 ,尤其是英美两国将其作为学科发展进入高等教育 ,在理论、方法及内容上 ,为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 ,逐步完善所做的努力。文化研究对语言教学产生极大影响 ,成为在知识传授中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重要环节 ,将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当代中国研究是自ｌ９４９年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它的具体形态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流行范式和中国杜会的开放程度互动的结果,因此今天它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参与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     

文化建构下的文学翻译研究反思

翻译的“文化转向”与文化建构主义视角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反思的机会,文章从和谐译理一说着眼,重点反思了文化建构背景下的文学翻译研究新旧视闽冲突;1．译语,即译者翻译时所使用的语言,并非译入语;2．文学翻译的标准不应是传统的“二元对立”而是关注主体间性的“三位一体”的和谐标准;3．原作的身份与地位被解构,而译作的地位得以构建,它有时发挥着首要的、第一位的作用,甚至决定着原作的命运;4．文学翻译乃至译学研究对诸如哲学、文化学、文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反作用力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一样不容忽视。     

论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 ,起源于 2 0世纪 50年代末和 6 0年代初的英国 ,至今它已有 4 0多年的历史。本文简单地介绍了文化研究的政治和思想来源 ,着重分析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然后 ,作者强调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和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必要性     

“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

文化研究在国内学界的盛行经历了一般异域理论的传播途径：平行译介、专文研讨和专著研究，但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又有特别表现，如网络参与、刊物角色转换、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关注和海外学界的介入，使构成文化研究的研究表现出分化的趋向，其中隐含的知识立场和价值判断值得深究。     

传播学视阈下的文化媒介的属性（上）

人类文化必定要借助或是通过一定的“物”才能传承给后人。纵观人类文化的传承，无论是作为民间尊老爱幼的习俗文化，还是作为“齐家治国”的儒家文化，或是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文艺复兴，还是我国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其物质而言，无一例外地要存在并通过一定的“物”来“彰显于世”，让人们接受和认同。这就是“文化媒介”。     

论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

市民社会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市民社会的理论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讨论、探索,马克思对市社会的理论作了经典性的概括。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批判是理论完善的内在动力,市民社会的发展完善不能没有文化批判。现代性就是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英国哥特式小说研究：历史与现状

西方严格意义的英国哥特式小说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有较大规模,也不乏一定深度,但存在着观点驳杂、概念泛化等缺陷。在我国,英国哥特式小说研究才刚刚起步。要正确疏理西方研究英国哥特式小说的成果,采用“类型分析与社会历史文化阐述相结合,理论诠释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有效研究方法,实现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的根本突破。     

中国学在俄国

俄国中国学研究历史悠久,同欧美等国的中国学研究相比,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俄国的中国学研究在中俄文化交流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俄国的中国学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俄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重要研究机构、丰硕的研究成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