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中话《长恨歌》——对《长恨歌》主题思想的探索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有感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由于作者本身世界观和当时社会的局限,以及唐玄宗本身历史功过给人留下的印象,造成这部作品主题思想的复杂性,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这篇长诗描写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批判了唐玄宗荒淫误国的行径,揭露了中唐社会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对他们的爱情悲剧只是稍有同情态度.人们大多认为这是一篇讽刺之作,但笔者却认为:这是一曲回旋曲折、宛转动人、哀怨缠绵的恋歌.     

《长恨歌》主题试论

白居易的《长恨歌》问世一千多年以来,深受各阶层人士所喜爱,雅俗共赏,是唐诗中为数不多的优秀叙事诗之一。《长恨歌》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论题之一,值得加以探讨。最近重新提出的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争论,便是这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以来,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争论,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讽谕说,二是爱情说,三是双重主题说。持爱情说的同志,有的认为《长恨歌》是歌颂李(隆基)杨(玉环)坚贞不渝的专一爱情;有     

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张泽晖白居易的《长恨歌》是我国古代叙事诗中不可多得的名谝。本诗以唐玄宗李隆基和他的爱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题材，溶入诗人丰富的想象，以精湛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写成。一千多年来，广泛传诵，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明何良俊语）。对于《...     

论《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二重性

论《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二重性裴新政（平顶山矿务局）《长恨歌》是白居易的著名作品，与《琵琶行》并称“白诗双璧”。但这首千古绝唱的主题思想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主题思想二重性的角度，谈一点学习体会，以求教于专家。《长恨歌》全诗１２０句，...     

解读《长恨歌》——兼述日本现阶段《长恨歌》研究概况

《长恨歌》是以玄宗和杨贵妃为主人公描述爱的无限力量的作品。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上一个女人,就会沉溺于中不可自拔,从而一味地向这个女人求爱;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女人,就会沉浸在无限的思念和悲叹之中,这就是《长恨歌》描述的爱的真实。这与《李夫人》一诗中用"苦"、"惑"等负面形容词来表达对爱美女的厌恶之情而达成"鉴嬖惑"的目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白居易认为,《长恨歌传》是讽刺李杨沉溺情爱的文章、《长恨歌》是描写玄宗对贵妃之情爱的诗歌。由于有了《传》,"批判"的任务可由《传》一力承担下来,所以白居易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让"深刻的爱情"成为《歌》的焦点。     

三论白居易与道教——关于《长恨歌》与道教之关系

1985年,我发表了论述白居易与道教的二篇论文,除了探讨白居易一生与道教的关系。重点在论述《长恨歌》的创作与唐朝道教有极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又发现了更有力的资料,故作补充的论证,是谓三论。《长恨歌》主旨在写李杨爱情悲剧,造成“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就主客体观察,李杨结合的全过程,是在道教的旗帜下进行的,李隆基获得杨玉环的爱情,(?)的是道教;贵妃死后,李隆基寄托深情,靠的也是道教。白居易写《长恨歌》时,正是他一生崇道最厉害的时期,也是在他的好友、道士王质夫请求下,才写《长恨歌》的。诗人借助道教的刺激,写出了这一千古名篇。现分而论之。     

中英文学中的爱情描写

爱情是文学描写的永恒主题,笔者就中英文中的爱情描写谈点浅见。一、不同的相爱方式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盛行包办婚姻,由于妇女被剥夺了社交的权利,更难得的是两情欢悦,永结同心的真正的爱情。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永恒的爱情进行了歌颂:"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中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形象,已被诗人理想化,不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了。     

杨贵妃的籍贯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妇女人物,以其传扬之广,知名度之高,杨贵妃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自从她被唐玄宗所宠迂,特别是被白居易的《长恨歌》所刻划和传唱,一千多年来,不知有多     

《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论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唐代诗歌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但在诗的主题思想方面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爱情说”、“讽喻说”和“双重主题说”等看法。本文总体上分为“述”和“论”两个部分:述的部分并非“述而不作”而是以“述”为主,“述”中有“论”,“述”“论”结合的形式,论述了学术界有关《长恨歌》主题两次论争情况;“论”的部分则在“述”的基础上从“长恨说”中推演出《长恨歌》“永久遗憾说”。     

试析《长恨歌》的思想性

对于白居易的《长恨歌》,很多评论家总认为,它在艺术上是成功的,但在思想内容上却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理由是玄宗后期政治黑暗,生活荒淫,从而招致祸害天下的安史之乱,白居易根本就不该去歌颂他与杨妃之间的什么“爱情”。这就是说,《长恨歌》的创作是不符合人们心愿的,其思想内     

从白居易的性情看《长恨歌》的主旨－兼谈词体生成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以往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主旨的探讨主要是以作者的政治观点、思想态度为出发点的.从新的角度解读可以见出,白居易的性情特征与他的文学创作关系非常密切.白居易乃"最深于情之人",易于感怀,情感细腻;因此,《长恨歌》的主旨主要应是表达了作者对像李、杨爱情这种亘古难全的人间憾事的深沉喟叹.白居易的这种性情特征对词体的生成影响巨大.     

一篇《长恨》有“风情”

<正> 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近年不少学者撰文作了新的有益探索,颇能给人以启发。然而,他们似乎没有充分重视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的评论,而这本来是可以给我们的探索以很大帮助的。白居易曾经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诗中不无用意地告诉人们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有风情”三字实际上正是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主题所作的精辟概括和巧妙提示。因此,只要我们求得了“风情”的正确解释,随之也就求得了《长恨歌》的真实主题。那么,“风情”究竟是指什么呢?本文着重探讨的便是这一问题。“风情”是古代诗文中习用的词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它似乎有着不同的含义。李     

《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

白居易的不朽之作《长恨歌》,历代研究者对其主旨发表了不少针锋相对的意见,或谓其意在讽刺,或谓其专写爱情,或谓其写贵妃未死的宫闱秘闻,等等。这些意见,大多是从分析作品着手,从读者,研究者对这一作品的理解、感受出发而来的。但是,我们不妨从创作心理学这一特殊角度来进行一番研究,从中探索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的思想、个性、气质以及其它一些较为隐奥的问题。     

浅谈《长恨歌》的文化意蕴

白居易的《长恨歌》，就其诗的表层文化意蕴而言，指陈时事，表达作者在封建统治面临危机时希望以诗谏君，上达天听、下启愚顽，以鉴君主“惑色”废政；就诗的深层文化意蕴而言，作者以艺术真实对历史、人生、婚姻和爱情进行诗化剖折。《长恨歌》唱出了作者对唐朝盛世的咏调与哀挽，唱出了人生的无常、短暂，同时也有对爱情的赞叹以及对文士婚姻的反讽     

从白居易的情理观看《长恨歌》的主题

从白居易的情理观看《长恨歌》的主题王太阁《长恨歌》的主题，聚讼纷坛，见仁见智。本文将以白居易的情理观为依据，从分析情理矛盾的角度入手，在善与美的悲剧冲突的美学理论的层面上，重新审视《长恨歌》的主题，冀以得出更加切合作品实际的结论。白居易是一位感情丰富...     

《长恨歌》与《忆真妃》比较研究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是最早反映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悲剧的诗作。关于《长恨歌》的创作动因,据说是由于受友人启迪而成篇——“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汉。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世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     

论杨贵妃的传说以及《长恨歌》之恨——与周煦良、俞平伯二位先生商榷

读了《晋阳学刊》八一年第六期刊载的周煦良先生《〈长恨歌〉的恨在哪里?》一文以及周煦良、俞平伯二先生《关于〈长恨歌〉的通信》,对于二位先生的见解不敢苟同,因作此文,求教于二位先生及关心白居易《长恨歌》的其他同志。二位先生的主要见解是:白居易在《长恨歌》后半篇中是“以极其隐晦的手法写当时民间的一个传说,即当日杨妃在     

《长恨歌》主题臆说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前人已公开发表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 1.风谕说:即讽刺、揭露唐明皇的荒淫误国。2.歌颂说:即同情和歌颂李杨爱情的纯真专一。3.二重主题说:即既有讽刺揭露,同时也有同情歌颂。前不久又有人提出《长恨歌》是“哀伤盛世衰亡”之作;但也承认白居易对当朝统治者既为他们的不幸结局惋惜哀伤,又对他们纵情声色、荒废国事不满。这种意见仍是二重主题说的发展。     

《长恨歌》的恨在哪里?

我少时读唐诗,最不喜欢《长恨歌》,觉得没有理由美化一个迷惑君王,招致外患的女人。明明是寿王妃,偏要说“养在深闺人未识”。尤其不解的是,既然当年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现在尽管仙凡相隔,当不了连理枝,将来玄宗晏驾,天上总还可作比翼鸟,何“长恨”之有?年轻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筒单!后来长大一点,读到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诸诗,对长恨歌就更加不满,认为诗人既然能写这许多鞭挞时弊的诗歌,包括那首针对杨妃的《胡旋舞》,为什么还写《长恨歌》这     

从《梧桐雨》到《长生殿》

<正> 洪升的《长生殿》以李杨故事为题材,其最早依据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在元明戏曲中对它影响最大的是《梧桐雨》。 洪升在康熙己未年《自序》中说:“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前人曾认为这是对《长恨歌》、《梧桐雨》的非议,颇不以为然。刘咸炘甚至批评道:“虽曰文人相轻,无乃太不自量乎!”(《文学述论·曲论》)这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