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演变及其中国化

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宗教等各种具体的意识形式,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生活过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马恩运用唯物史观对以往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扬弃的智慧结晶。后经列宁、毛泽东等理论家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为其添入了新的科学成分和指导革命实践的积极内容。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时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航标。     

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及其对当代思潮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着独特的地位。它在演变过程中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分别对以哈贝马斯、普兰查斯、拉克劳与莫菲等人为代表的当代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思想是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回响。     

源和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逻辑进路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前提和理论渊源;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次生源.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把马列主叉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原初视域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在历史科学初创之际用来定义既是观念又是社会存在的那些问题。在知识学上,它表现为与实证科学相对的思辨真理;在社会结构上,它是代表统治阶级意识的观念上层建筑。在无产阶级的科学发展和解放实践的深入过程中,意识形态批判始终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批判本身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改造世界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发展什么一般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最后的工作都落实在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分析和无产阶级的实际解放斗争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及其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就在于它远远跨越了民族界限、国家界限 ,而成为无与伦比的世界性哲学 ,它在具体表现一个民族的思维特征的同时克服了民族思维的狭隘性 ,因而趋向为带有鲜明共性的世界性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的具体表现。     

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精神现象,而且也存在于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传统中。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之中;当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构建同样需要坚持这一原则,只有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意识形态分析的可能路径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指导作用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基本定位、基本认知及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意识形态的彰显.意识形态的特征通过其功能得以显现.意识形态结构动态地反映了其特征与功能.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设与发展,剖析其基本适用、具体适用,分析意识形态之特征、功能与结构是意识形态分析的可能路径.借由这一路径,可以实现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普世价值实质的科学批判.     

意识形态文化化评析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面临的挑战

在当代,意识形态在其表现形式上呈现出文化化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化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把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化为价值的争论;其二是把意识形态消融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之中;其三是把意识形态对立转化为文明冲突。这三种形式从不同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中国理论形态

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并没有留下论述意识形态的专门著作,但在他撰写的大量指导中国革命的著作中,尤其是《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反映了他系统而又丰瞻的意识形态思想。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中国革命实际的需要,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典型,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所创造的一些理论范畴和命题概念至今还放射着真理的光芒。     

全面从严治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几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都在理论与实践中对从严治党理论不断进行探索与创新。全面从严治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面临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情况下为加强党的建设所形成的新成果,它以马克主义党建理论为基础,继承和发扬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优良党建成果。全方位解读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不难发现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传导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成败关系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成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基点．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基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之间相互促进。     

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开启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新路径.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特征和历史命运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思想支援;而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变迁又促使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开,这种展开对有效地批判形形色色的虚假意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意识形态到历史科学--穿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事"难题

任何历史表述都存在叙事问题,即从特定的认识论、审美和道德结构来表述对历史的理解。叙事问题也即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科学,它坚持现实与理论之间的辩证法,并因此保持对自身意识的自我批判,从而借由历史叙述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张力通往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叙事问题的解决方案,亦应构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反思的基本依据。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进行检讨,需要从学科、理论和现实取向三个方面审理我们对这一历史进行表述的传统模式,从叙事角度提高我们的方法论自觉意识。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传导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成败关系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成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基点,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基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之间相互促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密不可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前进;另一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实现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历史演变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指一定的阶级或阶级团体,为实现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目标,对其成员施加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从而用以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系列思想理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新中国的产生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概念演变及科学内涵

厘清“何谓意识形态工作”,是回答“何以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工作,围绕着为革命提供思想动员、为建设巩固理论基础、为改革奠定观念前提、为复兴凝聚价值共识而不断演变,逐步发展为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概言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意识形态的创建与研究、交流与批判、宣传与教育、引领与凝聚为主要内容,在政治、宣传、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展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具有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引领性与协同性相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特征。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内涵,需厘清意识形态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思想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等相关概念的异同。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演变及其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指引我党胜利前进的思想法宝。探索一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靠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入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觉性。本文围绕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中国的历史演变及其新发展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论诺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迄今最成功地分析意识形态问题的首推诺思.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新古典分析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认知/行为经济学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不仅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和认知科学来界定和分析意识形态问题,而且还初步阐明了意识形态(或认知)作用于经济绩效的具体机制,其分析进路亦极大地推动了90年代以来文化与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