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的立意

概念论是黑格尔逻辑学的旨趣和根本观点的明白确立。在本体论层面上,它旨在把终极存在归结为概念,从概念的特殊化和客观化所展开的概念和客体的关系的推演来论证概念是存在的本质和唯一全体,是现实世界必然进程的内在根据和实体性力量,消解主客的二元分裂;在认识论层面上。它旨在从概念由潜在到自为自在的发展的必然性的推演来建构世界的逻辑结构,确立概念和概念的运动所展开的主客体的辩证法为世界的终极解释的原则和模式;在价值论层面上,它旨在确立概念的辩证进展所指向的善和自由,为客观世界必然进程的内在目的和理性所追求的终极价值。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与台湾问题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处理台湾问题的实践中 ,逐步实现了由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的政策转变 ,同时确立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准则 ,在策略运用上表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在今天仍可借鉴     

论我国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

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是指政党内部的各级领导机构及其领导成员与普通党员在宪法的框架内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共同参与、上下互动的方式,依照宪法和法律民主管理政党内部事务的政党建设过程。随着政党入宪的日渐普及和政党政治法治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文件不仅对政党依宪治理外部事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且对政党依宪治理内部事务也作了原则性规定,普遍确立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如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等,极大地促进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人性化。在当代中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规定的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就必须在国家治理层面和政党内部治理层面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政党内部治理与政党治理国家社会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防范政党对国家社会治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域外许多国家都把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规定为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宪法原则。我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应该在宪法中规定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上述原则。     

体用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体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讨论文化建设的一对重要范畴,在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中得到了延用,先后有学者提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马魂、中体、西用"论等主张。但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体"一直未曾真正确立,导致上述主张始终停留在方向性、原则性、策略性的言说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确立了新的"体",使中国的文化建设有了落脚点和着力点。"明体达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任务,这要求我们既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准确而深刻的解读,又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于中国社会。     

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问题——以澳门社会科学发展为视角

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可作为知识生产之分析个案。对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问题化处理,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对全球化问题的建构和对澳门在这个世界结构中具体关系的前提性认识;这种认识在一般层面上也为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具有。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建构和世界结构的关系性视角的确立,一方面会使澳门研究在确立自身传统中真正地保持一种以澳门发展本身为主体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参与和改变这种强势与弱势对局的世界发展结构开辟可能性。     

论社会全面进步

论社会全面进步万斌，郁建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发展呈现出某些不协调性，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心和议论。怎样更好地确立起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     

企业技术创新中的知识产权管理策略研究——以知识产权确权管理为考察视角

知识产权确权的核心是知识产权的获取以及相应地受到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确权是在知识产权制度运行机制层面上企业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融合的纽带和基本立足点.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知识产权确权的策略涉及技术成果报告的撰写、技术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确权等内容.企业在技术创新全过程中,应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确权的及时性和策略性.     

论强化行政诉讼原告的举证地位

我国现行法律所确立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模式基本符合当代行政诉讼的本质和价值,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提高行政诉讼原告的举证地位。在立法层面上,应修改行政诉讼法典,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加强行政诉讼原告举证地位的法律保障;在理解层面上,应遵循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本质,侧重于对行政诉讼举证地位的保障;在实践层面上,应改变职权探知主义为主、辩论主义为辅的模式,切实提高行政诉讼原告举证时的主体地位。     

新媒体时代艺术研究新视野

视野更新和媒体变革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的互动是艺术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条件。从视野方面看,艺术研究创新既表现为艺术知觉、艺术知识和艺术知交的变化,又表现为视野在广度上的拓展、深度上的增加和角度上的调整,还表现为研究过程中视域、视点和视线的改变。从媒体方面看,艺术视野更新社会层面上表现为研究主体形成"互联网思维"、研究对象向新媒体用户倾斜、研究中介以后人类为人格模式等,产品层面上表现为云计算作为重要研究手段的应用、数码艺术思潮作为重要研究内容的确立、超媒体作为重要研究本体的尝试等,运营层面上表现为仿真检测作为研究方式的实验、增强现实作为研究环境的类比、数码艺术新学科建设作为研究机制的发展等。就艺术运动而言,艺术研究视野更新经历了从先驱倡导到形成潮流、从非常态到新常态、从标新立异到兼容并蓄的过程。     

论邓小平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将坚定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之在辩证的层次上实现了四个统一，即：坚持社会主义与改变孤立状态、走改革开放之路的统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与反对和平演变、加强民主建设的统一；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消除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统一。在当前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上述“四个统一”的认识，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文化视野下的《聊斋志异》科第观

从文化的角度,即从个体科场失意的心理与士子普遍的科举心态的层面上,从选贤用能与个体的怀才不遇层面上,从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八股取士的层面上,从公平竞争的科举选拔制度与试官腐败的层面上,辩证、历史与客观地审视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所表现出的科第观,重新解读《聊斋志异》的科第观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乡镇干部“策略性行为”初探：内涵与主要类型

乡镇干部的不少行为属于“策略性行为”的范畴,乡镇政府中的正式规则为“策略性行为”限定了行为的“边界”,而非正式规则则为“策略性行为”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选择的倾向。制度性说谎、责任规避和关系运作是乡镇政府中三类“策略性行为”,它们是乡镇干部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根据外在环境变化和对互动个体行为的预期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在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必要对上述“策略性行为”的制度根源予以关注,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     

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民国初年,在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领导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确立了新的教育宗旨,制订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力图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改变价值取向的单一.这一切不仅在指导思想和学校制度层面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而且在实践层面有力地促进了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的发展,使清末以来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极不平衡的局面得到较大改变,初步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教育体制.     

策略性言语不礼貌空间建构方案的顺应性考察

心理空间理论侧重于从话语自身携带信息的角度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交际者对心理空间建构所起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而语言顺应论强调的语言协商、顺应、选择过程能弥补心理空间理论的这一缺陷。本文结合二理论对策略性言语不礼貌的运作机制做出尝试性解释,指出在该类不礼貌中说话人所作的选择不仅是对语境的顺应,也是对其所确立的交际双方空间建构方案的顺应,通过话语中不出现任何显性心理空间构造语词,说话人诱使听话人将话语实际指称的某一虚假空间误构建为现实空间,进而达到其策略性的效果。      

历史唯物主义的古典情怀和现代意蕴--基于《费尔巴哈论》的视角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宣告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终结和唯物史观的确立。本文从历史的动力、主体、规律和目的四个层面来揭示恩格斯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并试图探讨如何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发展到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如何从古典历史主义进而转变到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气质上所具有的古典情怀和所开启的现代意蕴。     

变迁中的国际环境机制:以联合国环境议程为线索

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是国际环境机制正式确立的主要标志。以30年联合国环境议程为线索,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国际环境机制发生了持续且明显的变迁,主要表现在治理密度、原则深度、框架设置和模式选择四个方面。这种变迁在文本话语层面上可能是演进的,但在运作实施层面上可能并非如此。     

试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在军事、政权和处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山地游击战略方针;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统战策略方针确立之后,党的各项具体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原则性和灵活性达到高度的统一,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陶渊明对生命一体的神话精神的复活

陶渊明的读书方式,使其容易通过审美而与神话精神直接感通。以往人们关注陶渊明与神话的关系,多集中在意识的显在层面,而忽略了潜在层面。陶渊明所接受的神话精神,最根本的一点不是源自刑天、精卫和夸父神话的抗争精神,而是物我生命一体的精神。这主要表现在陶诗对拟人手法的恢复和发展上,也表现在“化物”以回归自然的生命实践上。     

巴金的疾病体验思想成长与其早期的文学创作

巴金在其生命历程中,肺病的困扰强化了其独特的人生体验,使其对生命有了深刻的认识,而死亡则使其对生命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这同时为其反叛意识的发展打开了发展的无限空间。巴金所生活的特定环境和所受到的思想的熏染则对其人格具有重要的作用。巴金的人格内核是具有巨大的包容性的＂爱＂,新文化的介入,使巴金的＂爱＂从显现的个人层面上跃升到人类的层面上,而巴金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皈依,最终使巴金确立起了文学的主体世界。所以其早期小说一经问世,就以其对生活刻骨铭心的感受的表现力度,以其所服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实现了人的主体性和文学的主体性的有机融合,这既衔接了五四以来人的主体性文学精神,又和中国的济世救民的文学传统遥相呼应。     

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现状、问题及完善构想

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覆盖民事、行政、刑事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提供了法律支持。然而,我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难题,表现在宏观上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顶层设计不尽完善;中观上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协调性较差;微观上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操作性较弱。因此,必须以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为出发点,深化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体系理念,确立科学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模式,完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建设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