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市场排斥与边缘化研究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不具合法就业、定居身份,缺少进入正规部门的门槛和资格条件,就业权力和就业保障被剥夺,或者由于市场运作的内在逻辑、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就业市场所具有的排斥与区隔的逻辑叙事,农民工被排斥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处于最脆弱、不受保护、报酬或保障均较低的位置,被迫从事"边缘的"而不是"正规的"、艰苦、危险、劳累或肮脏的工作,这种生存处境意味着,在就业市场中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有可能遭受非正式经济所带来的贫穷与边缘化,使农民工陷入了一种发展困境,被排斥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之外,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困境解析——富士康事件的社会学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角色与现实身份的错位源于主导群体在制度和社会意识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进行的社会排斥。减少、消除制度的封闭性与排斥性,弱化制度排斥;减少、消除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与排斥性,弱化文化排斥;加快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弱化经济排斥。     

从互斥到共生: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与城市关系重构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现实中农民工与城市间所存在的互斥关系,既影响到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也阻碍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发展。社会排斥的研究视角适用于分析农民工群体,能在探索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方面提供更为深入和独特的研究方向,并能对农民工与城市间互斥关系的发生做出解释。当前,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消除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重构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使二者从互斥走向共生:一要避免人为区分,塑造包容文化;二要营造宜居环境,加强心理疏导;三要实现分类治理,推动阶层流动。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存在经济福利待遇不对等、强社会关系固化和城市制度的排斥、社会身份的多重错位等现实问题,提高对农民工阶层的收入分配比重,赋予他们产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多管齐下促进农民工阶层的垂直型社会流动,加强对他们的继续教育培训,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和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可尝试的途径。     

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遭受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保障、教育和空间等多个方面的社会排斥.这种排斥通过制度机制、群体机制、市场机制、农民工适应能力等得以运作,它主要是一种制度性排斥.在社会排斥的境况下,农民工内部的不同群体在融入现状与前景上是有差异的,大量农民工将在城市长期维持一种边缘化状态,并形成边缘化的再生产,这可能带来一系列消极社会影响.为此,必须采取彻底改革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等对策.     

农民工阶层的社会排斥研究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阶层主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社会保障五个方面受到城市方面的排斥.因此,消除社会排斥,保障农民工的社会权利,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     

排斥与融入:低收入农民工城市住房困境与住房保障政策

低收入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是应当引起社会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根据统计局对农民工的调查以及行业分类,本研究将低收入农民工职业合并而后分为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和自由职业,采用问卷法、深度访谈法、文献法收集资料。通过对问卷资料和深访资料分析发现:低收入农民工因行业不同而呈现在住房面积、住房形式、住房内基本设施困境程度的不同,他们的住房质量低于城市居民最低标准。从社会排斥视角来分析,低收入农民工因行业不同而呈现在城市户籍制度、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城市租房市场、城市建设规划四个维度上被社会排斥程度的不同。排斥低收入农民工的多项制度互相嵌入,强化了低收入农民工被社会排斥的困境,形成制度性社会排斥,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社会融入。我们要改革户籍制度、住房市场政策、住房保障政策和城市建设规划政策,以实现低收入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满足他们的需要。     

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让体育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纽带

长期以来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作为一对矛盾存在于国内和国际社会之中,而这对矛盾是否能合理地得到解决关系到世界各国的融合、我国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近些年来一系列体育盛会在中国的成功举办不仅带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向世人展现了我们新的国家形象,不但让我们看到自己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偏见。由此可见体育成功作为一种推动力加快了我们和世界的融合。然而体育的巨大作用在解决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矛盾中却鲜有提及。在此从农民工体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当下农民工体育所面临的困境,并为如何推进农民工体育事业前进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组织介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

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社会结构的横向转换,而城市社会中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使得他们的社会关系处于"拔根"状态,其社会资本难以再生产。社会资本的功能发生变迁,提供求职信息的功能为市场替代;提供社会支持的功能被脆弱的关系资本少量替代;培育社区内的人际信任、社会规范等功能则无从替代。这些是导致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和农民工社区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当前,在结构性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通过组织介入提供公共服务、建构公共生活与人际交往平台,使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以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实现其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恢复社会资本必要功能的"过渡性"机制。     

制度困境与机会缺失: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研究

本研究试图从"制度困境"这一层面或角度来分析农民工"机会缺失"或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原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困境(包括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失信、制度曲行)是造成农民工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原因.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对农民工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目前社会制度尚处于不完善状态,从而农民工的权益无法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农民工在长期失去权益保障的情况下,逐渐对制度失去信任感.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和制度曲行对农民工声望资源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尚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受到城市社会的排斥.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曲行对农民工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工更多地把制度偏好、制度曲行作为他们行为选择的现实背景,而不是把它们作为自己生活现状的原因.要摆脱制度困境,使农民工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就必须构建公正的制度体系,实现农民工与制度之问的良性互动.     

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以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为视角

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介于城市市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的社会特殊群体"农民工"能否与城市居民进行良好的互动,融入到其所服务的城市中去,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而青年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必须对现阶段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准确地把握和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困境研究

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兴起依附于关系型信任与关系型契约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机制,其竞争优势体现在社会资本与劳动力结合的低成本;但是其在产业升级、价值链提升进程中面临“社会资本锁定”的制度困境。探寻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困境的解困之道须从不同企业网络特性差异入手,以社会制度层面中所嵌入的社会信任体系(社会资本)为分析框架,探寻企业网络的内在特征差异以其升级的内部动力机制与制度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乡劳动流动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促进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没有引致经济学经典理论所预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反而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乡—城单向劳动流动是一种"半自由式"的流动:城市欢迎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工,但排斥作为"新居民"的进城者。农民工在城市创造财富,但要以农村的承包地替代城市的"社会保障"功能。这是一种新形式的"以乡补城"。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乡土变迁的社会隐喻

在中国农民的发展问题上,流动性是历史趋势,而不流动则是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的现实需要,这种悖论在社会心理上造就了中国农民的流动困境。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第一代农民工所遭遇的流动困境表现得不再明显,中国农民群体在乡土社会变迁过程出现了文化基因突变现象。农业、农村与农民三位一体的中国式农耕生活的消逝,也许是时代前进的必然结局之一。在＂后农耕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已将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后遗症带到城市发酵,这不但会消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现代发展理念,而且将社会公正等敏感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跨界流动、认同与社会关系网络:大陆台商社会适应中的策略性——基于福建台商的田野调查

大陆台商群体是伴随两岸经贸往来成长起来的新兴的、特殊的流动群体。借鉴和运用跨国主义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分析和解释大陆台商在社会适应中的策略性。首先,持续性在两岸间往返流动,形成跨界流动的生活方式,建构起跨界的社会空间;其次,在认同上表现出双向性和情境性特征,以重建内在心理秩序,化解身份模糊引起的心理落差和尴尬情境;最后,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是最主要的关系类型,建构两岸婚姻是成为一种特殊的适应策略,通过相互交织的"大圈子"和"小圈子"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从经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全面嵌入当地社会,为台商在当地社会正常生活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共有的空间何以可能

在中国,农民工在现代化语境中进入城市空间的悖论在于难以实现社会同化或融合,难以实现在城市中的"空间并存"或"空间嵌入",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化,阻滞了农民工弱势群体在城市空间中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对社会融合、社会政策、社会经济、社会参与度、社会交往网络以及社会认同和社会归属框架理解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农民工在城市中共有的空间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特征——兼论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战略,是一种研究资源、物品和位置通过社会关系形态而配置和流动的范式,是集中分析社会关系结构的理论和方法的统一体。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社会网络分析已经形成了明显的范式特征、中心原理和基本命题,为研究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迥异于地位结构观的网络视野,这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界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