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 ──钱杭研究员访谈

钱先生，我读过您的论著，很早就知道您一直在研究中国社会史，特别是古代的宗族制度发展史，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能不能简要地谈谈您是怎样在这一研究领域起步的？好的。我想还是结合有关的学术背景来谈比较容易说清楚。中国学者对古代宗族制度的研究可说是历史悠久，成果累累。从汉代班固开始，经宋代张载、朱熹，清代经学大师，到近现代社会科学家，宗族以及与宗族相关的各类问题，如宗法、族谱、祠堂、族田等等，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传统儒者出于政治的、伦理的和教化的需要，对论证宗族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维护宗族功…     

中国宗族的历史特点及其史料——《清代宗族史料选辑》序言

中国宗族组织经历大众化过程,宋代以降拥有广大成员,是民众性、宗法性、自治性的合法团体。它是家国一体专制主义的基础,又是实行民主政体的基础。宗族具有依附于政权及为其成员谋利益的双重性,作为民间组织,反映成员诉求、关注成员生活,它的宗法性意识形态是一回事,生活实践本身是另一回事。选辑资料取材于清代形成的各种类型的记录清代宗族史的文献,也部分取材于民国时期的有关图籍。图书文献包括实录、政书、史书、文集、方志、笔记、档案等各种类型,尤以族谱为主体。选辑汇录的宗族史资料有三个特点,一是尽量保持史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二是官方有关宗族的方针政策文献与民间宗族活动文献的结合;三是资料拥有量比较多,约有200万字。这是就宗族史研究而言,同时对历史学的整体研究有特殊意义——为勾勒中国历史全貌提供丰富的不可缺少的素材,为史学的综合研究法的进一步实现提供可能。它还能为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文献学、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提供学术资料,意义不凡。     

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社会作用

中国古代宗法社会渊源深长,宗规族法生成发展衍至清代渐臻完善,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宗族法的一个典型形态,其社会作用究竟如何?朱勇同志撰文《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社会作用》,以清代江南地区的宗族法为考察对象,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对其作了有益的探讨。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规模上看,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本文综合评价了清人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清人《史记》考证方面的成就”“清人对《史记》的评论”和“清代辞章之学与《史记》研究”三个方面。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规模上看,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本文综合评价了清人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清人《史记》考证方面的成就"清人对《史记》的评论"和"清代辞章之学与《史记》研究"三个方面.     

周代宗法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的演变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证周代宗法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一、作为中国封建宗法发展史第一阶段的周代宗法制度,提出了什么基本问题?宗法,是宗族内部的宗子法,其中包括确立宗子权,维护宗子权、行使宗子权的各种细密的规定,这是自北宋张载开始对宗法进行专题理论研究以来,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关于宗法的基本定义.我将此称为“一般宗法形态”.“一般宗法形态”的重要特征,在于它相对国家政权来说,     

2008年黄山房价的N个猜想

2007年又是地产人不平凡的一年，风雨飘摇的一年，大凡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人在年末大声喊拐点，但是真拐还是假拐众说纷纭。可是07年底我要说拐点真的来了，房地徙，与中国古代北方士民三次大规模南迁大致同步。三次南迁对宗族宗法的构建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浸有文士，黄巢之乱，     

“补王政所穷”：范氏义庄与宗法制帝国修复机制

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古代王朝修复机制的核心机理,而唐宋之际宗法家族制却面临倾颓之虞,以范氏义庄为代表的新型宗族,以共有族产整合族人,兴办义学培养官员,克服了科举制下官僚身份的一次性和家产均分制下财富日益稀薄化的难题,成功实现了官僚士大夫的累世再生产和宗法家族的长存不堕,修复并强化了作为中华帝国根基的宗法一体化机制,使得宗族稳固地成为帝国秩序生产的载体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并最终型塑了古代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论朱熹《家礼》的祭祖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朱熹在《家礼》中为庶民祭祖设计的一套制度,为明清宗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首先,《家礼》中的祠堂是为庶民设计的具有家庙功能的祭祀场所,明代嘉靖"大礼议"之后,逐渐在民间社会普及开来。尽管明清祠堂与《家礼》中的祠堂有所不同,但《家礼》祠堂制度无疑是重要的理论来源。其次,朱熹在祠堂制度中谈到的"置祭田"观念为后世宗族发展共有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以祭田为核心形成的族产是明清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再次,朱熹在《家礼》中的小宗法设计与程颐提出的大宗法理念共同成为后世宗族祠堂运作、经济管理的理论依据。     

著姓望族的历史与区域文化研究 ──评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里，人与家庭是以家族或宗族的形式而存在的，因此，宗法家族组织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姓氏家族在古代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华文化赖以积累、传承的基本细胞，从这一角度看，要对某一地区的文化与社会发展进行史的研究，剖析该地区家族的发展与演变、特别是那些在当地声名显赫、雄踞一方的望族的发展、演变与盛衰，就成为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程。上海学者吴仁安新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９月出版，以下简称《望族》），正是这样一项基础性的工程…     

清代实物定额租制的特点及其影响

<正> 关于清代实物定额租制的流行范围,它的基本形态及其各种变态等问题,我在《清代前期实物定额租制的发展变化》中已有所论述,本文将着重剖析这一制度在清代的一些特点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以进一步揭示它的封建剥削性质。     

20世纪《阅微草堂笔记》研究综述

清代纪购的《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影响很大的笔记小说。自清末以来,学者对该书便有不同评价。20世纪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后,该书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简述20世纪《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史,也兼及清人的研究与评价。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     

清代宗族族长述论

清代宗族族长及其助手由遴选法产生,与宗子制的继承大不相同,其出任与否以及能否久任,没有自主权,甚至会被免职,因而权威不会太高;族长及其助手的行事,应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受族人会议的制约,权力有限,族长需要与族人会议密切结合,才能够很好地领导族人进行祭祖、修祠、修坟、修谱、处理族人纠纷等事务。宗族为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要求其振兴族务、遵法自律,当然不乐于恶劣族长的出现,在这种条件下,族长一般应该能够持正主理族务,而作恶多端,以至致死族人者为不常见现象;作为血缘群体的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因有专制的因素;清末,在极少数宗族中出现选举制、议会制的"族会",实行民主管理原则,是宗族组织的新形式,表明宗族制和族长性能在演变,族长的宗法成分几乎消失殆尽,惟是此类宗族极少,只能反映宗族演变的趋势。     

秦汉以降古代中国"变异型宗法社会"试说——以两汉、两宋宗族建设为例

学术界通常将秦汉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为"封建宗法社会",本文考察两汉、两宋的宗族状态,发现社会颇具宗法成分:政体是具有浓厚"家天下"因素的帝制,皇家宗族建设最完善;历朝政府"以孝治天下"政策和小宗法的实行,促使宗族民间化、大众化,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群体,然与上古的贵族宗族判然有别;宗法精神渗透到社会结构诸多领域,宗法专制性既是存在的,也在逐渐削弱之中.据此,本文认为,秦汉以降的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即上古宗法社会的制度及其观念,在秦汉以降的社会既有保持,又有变异,令宗族不再是上古的典型形态,社会不再是典型宗法社会,而是变异型的,并形成中国中古、近古社会异于其他国家的特质,即宗法性使得政府讲求仁政的治理理念,民间追求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论《唐诗品汇》一书编纂的思想资源及创新点

《唐诗品汇》编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历来,人们多重视该书保存唐诗之价值和宗法唐诗之功用,而对其编纂思想本身较少注意。总的来看,《唐诗品汇》编纂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方面:(一)南宋以来宗唐抑宋的文学风尚;(二)闽中本地的诗歌创作批评传统;(三)对早前唐诗诸选本之借鉴创新。而其创新点主要表现在编选体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     

论杨贵妃籍贯不在广西

从元、明、清代一直到今天,几百年来,不仅广西有少数学者,而且外省也有少数学者,撰写文章认为唐代杨贵妃的籍贯在广西。他们究竟根据什么证据或理由来断定杨贵妃的籍贯是在广西呢?他们列举的证据或理由是下列三点:(一)《全唐文》卷四○三唐代天宝时门助教许子真撰写《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记述了杨贵妃出生于广西容州(今容县)杨冲;(二)元、明、清代一些文人的著作和诗文中有关于杨贵妃出生于广西容州的记述;(三)广西容县有几件杨贵妃的历史文物、古迹(如杨妃井、杨妃庙等)。除了上述三点之外,他们再也提不出其它任何一点新史料、新证据。下面我对他们的全部证据和理由逐个地进行探讨和评论。     

论明代族田

一、族田的兴起与发展族田是宗族共有的土地.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种特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族田创始于北宋政治家范仲淹.至南宋时又有发展,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族田.到了元代.族田更非罕见.明代族田则极为普遍.仅江苏一省.据不完全统汁,就已大大超过了宋、元时期所置族田的数目.族田在有明一朝加此普遍.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明朝官僚地主建置族田.主要是想通过经济手段来延缓宗法宗族制的松解、缓和阶级矛盾.进而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和宗族制是两个下同的概念.宗法制是封建的伦理体制,而宗族制则是宗法制的体现形式.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宗族制度无论是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还是在控制农民方面都是封建统治的重要的辅助手段.     

没收族田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以建国初期的苏南土改为中心的考察

建国初期中共在苏南新区土改时面临的新情况是:南方各省农村不仅封建宗族制度和宗法势力普遍存在,并在乡村社会政治活动中有很大影响力,而且在土地占有方式上存在着大量“公田”。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公田”,为宗族中的有权有势者把持,成为他们变相的“私田”,以此构成了封建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在新区土改运动中,中共以强大的政治威慑力为后盾,不仅没收了宗族势力占有的土地,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打倒了把持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族长,没收了祠堂,焚毁了家谱,彻底摧毁了宗族制度,瓦解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