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现代社会的伦理新蕴

“为人民服务”作为伦理命题和道德行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而且只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为人民服务”,同时 ,“为人民服务”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     

对象、标准、实施方式和伦理见解——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之二

“安乐死”的伦理争论主要是围绕着“安乐死”是否符合医学伦理、人道等问题展开,“安乐死”对象与标准、赞成与反对成为医学伦理争论的焦点。赞成“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符合自主原则、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原则、有利原则;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与生命神圣观、生命价值观、人道观、美德观相悖,不利于医学科学进步,也并非完全是病人的真实意愿。     

"看不见的手"、理性设计与社会发展——斯密发展观及其当代意义

“看不见的手”并非纯粹的经济分析工具,而是斯密道德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除去经济学、神学等意义外,“看不见的手”原理具有深刻的发展观意蕴。它不仅揭示了国民财富自然增长的内在机制,而且阐发了社会发展的自发秩序思想,强调社会发展本质上不是理性预先整体设计的结果,而是每个个体在“看不见的手”牵引下相互作用的自然结局。上述思想对于后发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予“敬”予“和”: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朱熹认为"敬"与"和"为礼、乐的价值主体,并在先秦哲学的基础上作了理学式的丰富与发展,将理学与礼学作了有效的融通。而"敬"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价值,"和"则为目标价值,二者不仅具有礼乐的情感伦理特性,同时还突显了礼乐实践主"敬"的价值导向。总体看来,礼乐是朱熹沟通天理与人欲、贯通上学与下达的桥梁,其情感伦理的本质属性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增添了温润的气质。     

公益诉讼的当事人研究──从“公”益、“共”益及“第三种利益”说开来

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公益诉讼，是一种担当人诉讼，与通过普通诉讼进行的涉及公益的诉讼并非同一范畴。在涉及公益的三种利益形态中，唯有缺乏明确归属主体的第三种利益及特殊情况下的“共”益，才属于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因而，公益诉讼的适格当事人并非传统的实体利益人，而是维护公益的程序当事人。     

超越“事实”与“价值”之紧张:在普特南的视域中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虽业已成为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一个很重要的教条,甚至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但是这种彻底割裂、极端二分以致二者紧张对峙的做法却不断遭到质疑与反驳.比如普特南就立足于实用主义转向后的基本立场,从认识论、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予以了激烈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普特南通过批判古典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念从而瓦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认知基础;在伦理学层面,其通过对“混杂的”伦理概念的阐扬从而显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缠结;在科学哲学层面,其通过消解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紧张从而揭明科学并非价值无涉,价值判断对于科学实践不可或缺.     

“文牛”的身份困境：老舍与现代中国的“职业作家”难题

牛马自喻作为贯穿老舍作家生涯的事件与意义的统一体,在老舍的文学话语系统中不仅具有回答作家在官员、教员等职业演进关系中的意义所在,更有着回答生存需求解决与作家职业价值形成的思想蕴含。山东时期的老舍身处不能自主的商业兼职写作环境,兼职作家于老舍而言是与牲畜拉车等同的劳力工作,通过将劳苦身体经验转化为“风格即人”或“风格即驴”的“幽默”文学态度,以动物性自嘲人性成为老舍此时的职业适应策略。抗战时期拒绝教书从政的老舍试图依托“文协”建立社会层面的战时作家职业伦理,但抗战初期的文化应激性与抗战的持久性使老舍陷入了职业伦理绝境,“牛”的生存面目成为老舍的职业生命诉求的表征。老舍之为“文牛”的职业作家志趣,显示出现代中国职业作家的主体性内涵及其限度,厘清这一问题对于重新认识新文学职业作家之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身份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还原“赛先生”：近代中国“科学”概念人格化溯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寻绎“科学”概念人格化为“赛先生”一词的历史机缘，大致可知，“德、赛两先生”是五四时期伦理革命、国语改造以及白话文运动合力之下的因缘际会，他们的出现既具有偶发性，又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其中“赛先生”一词不完全等同于“科学”（Science），他是“科学”概念映射在汉语世界的社会身份，以人格化的方式穿梭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以及价值谱系之中。他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具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赛先生”俨然是近代中国思想图景中人际网络的桥梁，以他为支点构建起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命题与文化论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先进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

从伦理学的视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解读与分析,探讨其伦理特征和伦理价值,特别是探讨其与当代中国先进伦理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求从新的视角进一步揭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     

对“排污权”的几点质疑--以“排污权”交易为视角

“排污权”不仅在国外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存在,而且在理论上也无法成立。“排污权”交易向社会传递一种错误的价值判断,违背了环境正义的要求,无法激励排污者进行技术创新和持续减排,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微不足道。“排污权”交易的实质就是政府管制的市场化扭曲和变异。在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配额制度下,用必要的奖励和惩罚措施取代“排污权”交易是较为可行的选择。     

论主亚文化的共荣之“和”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目标。“和”文化是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表达,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发展基础,而且还是民族文化的生存根基与创新根本。中华民族主文化与少数民族亚文化之间具有“和”的基础,体现出“和”的状态。主亚文化的共荣之“和”是中华民族主文化与少数民族亚文化共同的发展旨归。     

作为“异见”的“存在主义”鲁迅——山田敬三的鲁迅研究及其独特性

山田敬三在搏斗中走进了鲁迅研究,并以不同于以前日本鲁迅研究的“异见”提出了“存在主义”的鲁迅。但山田敬三的“存在主义”是基于鲁迅活在当下的“无意识存在主义”,并非哲学概念上的存在主义。山田敬三的鲁迅研究首先提出“存在主义”解读视角,拓展了日本鲁迅比较文学,是日本鲁迅研究之研究的奠基者。因此,在日本鲁迅学史上具有新变的价值,同时对今天的鲁迅研究也具有启示意义。     

《左传》中“烝”、“报”婚的价值定位

《左传》中的“烝”、“报”婚实质上是一种带有淫乱性质的婚姻,“烝”是下辈男子与长辈女子间的一种不符合伦理的婚姻名称,“报”与“烝”的形式相近,也是与自己不同辈份的女子之间的乱婚。“烝”、“报”婚与群婚中的转房婚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婚制,也不属于任何形式的群婚。     

"三个代表"思想的政治伦理解析

政治伦理是政治和谐之应当。对政治伦理的考察可以从政治伦理价值、政治伦理原则和政治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入手。“三个代表”思想具有政治伦理的特性 ,“三个代表”的价值目标是政治伦理价值在阶级社会里最充分的体现 ,“三个代表”思想中有关执政的原则要求充分体现政治伦理的一般原则     

自然观的伦理之维：人类生活实践视野下的环境伦理

从现代实践哲学的立场看,自然观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内蕴于人类生活实践之中。人类生活实践的三种基本类型即技术实践、伦理实践和精神文化实践分别体现着自然观的三个维度,即技术维度、伦理维度与审美维度。可见,时下理论界所倡导的环境伦理既非一种矫情,也非自然观的全部,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之一,即伦理之维。从人类生活实践出发,恰当地将环境伦理视之为自然观的伦理维度,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公天下”思潮与中国20世纪历史

“公天下”思想是中国数千年文化史的一条血脉。孙中山说三民主义皆据于孔子大同思想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从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及实践 ,可见“公天下”无疑是 2 0世纪的重要现象。但是 ,一个“公”字 ,含“公”“共”“平”诸意 ,其意既不同 ,其实践结果亦大相径庭。况且任何思想都是双刃剑 ,任何思想可以有开放性也可以有排他性。这些思想实行的结果就使 2 0世纪中国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风貌 ,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内涵与影响     

儒家伦理精神现代转型的“实然”、“应然”、“适然”论

本文以“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分析儒家伦理精神“生产力代表性”的“实然”状况,“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应然”要求,寻求到转型的“适然”途径。     

从伦理心境试析“仁”的道德结构

“仁”这一范畴的提出,并非始于孔子。在《诗经·齐风》中即见“仁”字：“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尚书·金滕》中亦提到“仁”：“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不过,以上文献中所说的“仁”,似乎只是仪文关备的意思,而并不表现为价值领域中的一以贯之的理想和观念,到了孔子那里,仁发展出了新的结构内容,文章从伦理心境的角度对比解析仁的结构内容。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