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文论中的人性与神性

苏格拉底的文艺理论,正如其整个思想体系一样,人性占据明显优势,同时神性的东西也不在少,其人性文论体现为：美在人的关好德行和人的需求;艺术要描摹和表现人的性格和心灵;艺术品要合人所用;诗歌与人的关系;作家修养;哲学为最伟大的艺术。其神性文论体现为：神赐美好事物并赐人感官享受美好事物;具体事物因分有绝对的关而显得美;关在神间;神是宇宙万物的创作者;见物思神;神赐诗人灵感。这种人性与神性俱有的文论思想对后人均产生了不同影响。     

柏拉图正义理论的精神:和谐德性的法制

通过与苏格拉底正义思想的比较,分析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基本性质,揭示其把人性升华与建构合法制度相结合的本质.柏拉图在苏格拉底道德哲学"至善"概念的基础上扩大了正义的论域,使"正义"超越了个人道德行为的范畴,从而成为政治哲学的本质与政治合法性的根据.通过人性与制度的功能互补,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建构了一个在社会系统中各不同等级和谐相处的制度化的规范体系.     

一种愤而不悲的苏格拉底主义——安提斯泰尼哲学新探

作为苏格拉底最杰出的传人之一,曾师从于智者且对昔尼克派影响深远的安提斯泰尼无疑创立了一种独特的苏格拉底主义。然而,他却常因对人性、社会和知识的激烈批判而被指斥为厌人、厌世、反智的悲观主义者。但安提斯泰尼对人(群)的关切、对践行德性的乐观、对人的"性""欲""能""力"的肯定以及对情景修辞法的使用等,皆表明他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犬儒"、悲观。很多时候他只是为反驳辩敌、劝说世人或传达不同建议而显得有一些"愤世",然而其哲学实践背后的人性假设、社会态度、教育规划,乃至发奋努力,却不可与"悲观主义"同日而语。深入检省这一"悲观主义"标签及其附带的刻板效应,将有助于理解安提斯泰尼的苏格拉底主义立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苏格拉底反讽的政治含义

苏格拉底反讽在古希腊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是苏格拉底与人言说时所展现其天性的“装样子”。因此,苏格拉底反讽作为政治修辞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具有审慎的重要性;另外,苏格拉底反讽与苏格拉底式的教诲在探求生活实质中密切相关,其所体现的是哲人教诲面对具有不同天性之人的困难;而马克思对苏格拉底反讽的理解在其哲学追求上则具有神话色彩。     

最后的遗言与苏格拉底的意义世界

柏拉图《斐多》篇所记录的苏格拉底最后一句话,在汉语语境中有着不同语义的翻译文本。在这些翻译文本的差别之中,显示了语言障碍、文化距离与思想差异对理解苏格拉底遗言的影响,同时也蕴含着建构苏格拉底意义世界的方法路径。     

苏格拉底问题与尼采的哲学使命

尼采在其著作中对苏格拉底进行了批判,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批判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杀死了悲剧同时也杀死了希腊神话,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苏格拉底把理性的＂善＂作为最高的幸福,而尼采看到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是这种理性的苏格拉底主义发展的结果,而尼采的使命就是要颠覆这个苏格拉底主义的传统,并且克服它带来的后果,肯定人的生命的价值。     

苏格拉底会爱个人吗———论柏拉图式的爱与“个人”的关系及其展示出的哲人处 境简

苏格拉底会爱一个人吗？问题有两重含义,一是怀疑苏格拉底是否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重点在“爱”上;二是怀疑苏格拉底是否能真的爱上“一个人”,重点在爱的对象上;同时责问背后还在质疑这种爱的效果能否为其正当性辩护。值得追问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爱究竟与一个具体的人有何关系,爱的对象有哪些,进而追问哲学对个人的教育如何可能,哲人如何在个体与普遍的困境中得以自适。     

道德、法律与苏格拉底之死

传统美德向何处去 ?这是智者时代城邦的根本问题 ,也是苏格拉底的问题。从制度的本性上说 ,曾经繁荣的雅典城邦是不可避免要灭亡的 ,除非它能够在开放的意义上落实其德性。而苏格拉底的高明之处就是发现了这条道路 ,智者却只从非道德的法律制度上探寻出路。苏格拉底与智者的冲突实质上是德治与法治之争。苏格拉底在与智者的冲突中高尚地死去。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人性与德性结构研究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性与德性的内涵界定有所不同,但是,在人性与德性的关系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人性与德性是统一的。双方的人性与德性结构特色最能显示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孟学派的人性论继孔子而来,其人性与德性结构恰似一个突出球心的混合网状的球体,显示出中国天人合一、强调德性的文化特色;亚里士多德的人性与德性结构恰似一个突出锥顶、层级分明的锥体,显示出西方二元相分、注重理性的文化特色。     

中西人性与德性关系探讨——以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为例

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亚里士多德,其思想中人性与德性都是统一的,都将人性确定为人之为人的特性。但是由于他们对德性内涵与结构层次的理解不同,双方关于人性的内涵和结构层次就出现了差异,表现出中国重"仁德"而西方重"智德"的倾向。此外,思孟学派认为人性与德性具有先天性,使得其人性与德性的社会性幽暗不明,而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道德德性是社会的产物,理智德性也是在社会中完善和发展的,使人性与德性的社会性和后天性得到突出和强化。     

孟子性善论的源与流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基础,孟子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然而孔子却未对“善”作过专门论述。老子称“上善若水”,孟子“道性善”,二人有关“善”的思想是否存在某种渊源？在人人都对“善”充满美好向往的先秦时代,荀子为什么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人之性恶”？董仲舒在审视孟苟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三品说”,“性三品说”能否成立？厘清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这些问题就会得到合理的解答。     

张岱年论先秦儒家的人学思想

先秦儒家的人学思想主要体现为孔子、孟子与荀子的人学思想,具体而言：人的本质：孔子提出“仁“;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人的价值：孔子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有贡献;孟子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天爵“、“良贵“;荀子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人有“义“。人与自然：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表达“天人合一“,但《论语》中相关话语却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孟子讲“知性“则“知天“,体现了人道与天道的统一;荀子提出“天人分异“的思想。人与社会：孔子强调了人对社会的责任;孟子反对杨朱的“为我“思想,折射出孟子注重群体价值倾向;荀子提出“明分使群“的观点。人格与精神境界：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圣人,孔子认为,能够“博施于民而济众“的人就是圣人;孟子提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只有做到“尽心、知性、践形“,才能成为圣人。先秦儒家人学思想既有合理性的因素,也有显著的历史局限性。其合理性因素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论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

荀子为了建立性恶论,对孟子性善论进行了批判。这反映了他们两人在人性判断上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根据现存的《孟子》一书,可以看出荀子的批判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对于这些偏差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     

孔子的人性论

学人论孔子人性思想,多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作为代表。其实,根据孔子实质的人性论,他的人性思想远比这丰富、深刻而系统。孔子将人纳入理性考察范围,结合文明史情况,将观察他人、反思自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现人性的主要内涵是以“仁”、“礼”等为中心的德性,性近习远的现实人性被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而变化,从而确立其在人性内涵中的真正地位;他认定、推重的人性是人性中善的内涵,要求人们通过学习、克己等修养,化不良的现实人性为善的人性。所以,孔子的人性论是倾向于人性善说的;这成为后儒所谓“孔孟之道”的人性论基础。孔子的人性论,还存在着可以和马克思人性论相沟通的内容,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代表,为人类普世价值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孟荀交互主体性思想初探

孟子和荀子在继承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状况,提出了方向相异的哲学伦理学说。孟子认为仁爱是处理人与人交互主体性关系的基本原则,对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和谐具有决定性意义,并把仁爱与人的本性相结合,提出了性善论。而荀子则强调礼作为规范对界定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存在的重要性。他将礼和人的本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性恶论。孟子和荀子的不同思想,表现了先秦儒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交互主体性问题的深入探索,从而形成中国传统交互主体性思想的基本雏形。     

基于动态人性观视域的孟子人性论再阐释

孟子以性善为人性本质,同时,人性的生成中也潜存着后天习性面向。基于动态人性观的视域,考察孟子人性论发展的一种可能;在人性立论层面,孟子人性论并非现成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生成的;在人性面向层面,孟子人性论潜存着后天习性,由于后天习性的介入,人性面向也由应然转向实然;在主体工夫层面,孟子提出“思诚”联结“诚”与“思”直接面向后天习性,将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实践,开显主体的切实道德践履。同时,这一过程也即是孟子人性论的生成与完成,其潜存面向也为孟子人性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域。     

孟子对孔子人性论的拓展与重构

孟子沿着孔子“仁学”思想,对孔子的人性论进行了拓展与重构,建构了性善论,并以之为基点,确立“存心养性”的人性修养理论与仁政学说。展现了孔、孟之间人性论发展、嬗变的逻辑轨迹及人性论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     

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

郭店儒家简有较丰富的人性天命说的内容。人的性情,禀赋自天。神秘的天道天德是人道人性的终极根据。肯定人的情气和内在生命有为善的趋势,以情言性,即心言性,是楚简与《孟子》的相同之点。在存心养性、“仁内义外”的问题上,二者有所区别。孟子对他以前的心性论作了理论的提升和推进。理解“情”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四端七情”恰恰是天人之际的纽带。性善论既是道德理性普遍主义的提扬,又不排斥情、才、气性。在心志的引导下,道德情感可以成为道德行为的力量。     

孟子性善论的缘起、论证及其意义

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人性善思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从先秦人性论的发展,到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是一个发展过程,孟子性善论的提出是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殷周之际人文精神的反省,孔子仁的学说,中庸的天命之谓性都包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并对性善做了种种深入的论证。他通过人禽之辨,与告子的仁义之辨等深入论证了人性善观点。人性善思想的提出后成为了中国文化人性思想的主流,对中国文化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情”论“性”——孟子人性论思想新探

孟子人性论一方面对孔子人性论进行继承和重构式地拓展,使儒家人性论思想获得系统性发展;另一方面,又显示其独特性,即孟子从“情”出发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规定,而且其人性论思想体现为情理精神的特色。也正因为孟子以“情”论“性”,“情”在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也随之确立。可以说,孟子以“情”论“性”的人性论思想显示出其独特的道德哲学意义,即孟子在人性论中对“情”的本体地位的确立,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道德形而上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