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之盟”的是是非非——对一桩宋史学术旧案的再认识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北宋政府公布了一份据说是杜太后生前签订的盟约,根据这份被称作“金匮之盟”文件,宋太宗继承其兄赵匡胤的皇位是完全合法的。但“金匮之盟”的真实性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几位著名的宋史专家认为“金匮之盟”是伪造的,这种宋史学界的主流看法,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受到有力的反驳。但检讨这些新出现的研究成果,发现尚有商榷空间。经过几代学人的研究探索,人们对“金匮之盟”的相关政治文化背景的认识逐渐深入。“金匮之盟”真伪之争的学术讨论,也会促使学界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反思。     

宋太宗继统考略

<正> 关于宋太宗继位问题,历代多有争执、猜测。有的人认为,太祖视太宗亲如手足,遵母志执意传位给太宗,故而太祖崩由太宗继统;有的人则着意渲染“烛影斧声”和“金匮之盟”两大疑案,认为太祖本无意让太宗继位,太宗是靠政变阴谋手段偶然成功而登上皇位的。笔者认为,太宗继统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事变过程,不可简单地归因于某一方面。以往两种观点各偏执一端,且颇似舍本而求其末。本文拟考察太宗继统的主观及客观诸方面因素,以求对其人其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宋太宗述论

宋太宗是在一个不稳定的条件下接续太祖的事业，成为北宋继往开来的第二代统治者的。而在他本人各方面的条件都远不如太祖的情况下，要完成把北宋推向繁荣的重任，他就必须努力做一个明智的皇帝，给朝野上下树立治世之主的良好形象。宋太宗的努力确实没有落空，北宋之治的到来尽管在后世颇有争论，太宗的为人尽管仍然受到后世的非难，但我们客观地评价宋太宗的一生作为，就不能不承认，北宋成为继唐代之后的第二个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都取得相当成就的社会，应该有太宗的功绩。考察一下太宗在为政方面的表现，其特点也是十分突出的。为正确…     

评《杜太后与“金匮之盟”》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河南日报》发表了《杜太后与“金匮之盟”》的论文,这是一篇有史有论的佳作。其文依据历史上官私记载和传说,阐明了几个具体问题:第一、它论述了“金匮之盟”的由来。文章一开头就说北宋初年的赵宋政权立足未     

“金匮之盟”真伪新考

宋初宫闱悬案“金匮之盟”,因张荫麟教授之考证而“伪造”说成定论。本文逐一分析张氏所指“破绽”,结合当时政治变化综合考察,认为“伪造说”难以成立。“金匱之盟”当实有其事,但不排除有后人所加的“伪造”部分。     

雍熙三年宋太宗对辽战争何以失败

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北宋发动了一场进攻辽统治下的幽蓟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战争的这一结局,成了宋辽和战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北宋统治者虽然口头上还说要收复幽蓟,但直至徽宗末年与女真缔结“海上之盟”以前,却再也不曾见诸行动了。 战败以后,宋太宗把全部责任都归诸臣下,责备他们“不遵成算”,宋朝的一些文献也对这次战争的史实做了歪曲记载。近年来已有人对这类记载表示怀疑。本文则拟在考订这次战争若干重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澄清战争的起因、辨明宋太宗部署和指挥这次战争的真象,从而见其致败的真正原因,同时对他事后披露的“成算”亦做一评述。     

略论宋太宗

也许是宋太祖的功业过盛,在他的赫赫功业之下,宋太宗就显得有些黯然无光。因此,对宋太宗其人,历来似乎研究得不够。其实,构成宋初政治的主角,分别以武功、文治开创有宋一代三百年基业的,应当是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二人。太祖、太宗兄弟前后相承,一个草创开拓,一个稳定发展。本来,这种开基事业,应当是象唐太宗那样,在一个君主之下形成。然而,由于公元976年一个雪夜的“烛影斧声”,历史就注定由这两个人来完成了。     

大相国寺宝奎殿御书故事与两宋帝王政治运作

北宋东京城中名刹大相国寺宝奎殿的兴建缘于宋太宗晚年为大相国寺亲笔御书寺额,太宗欲用御书题榜来营造文治之象。仁宗时期,大相国寺开始兴建御书阁来收藏太宗御书,仁宗也参与到建殿奉安的事宜中,他亲自用飞白御书宝奎殿,并以撰记、篆额和刻石等一系列动作与大臣们联手打造出御书创作与展示的政治典范,成为宋代政治文化中的"盛事"。太宗与仁宗在大相国寺的御书典故渐成祖宗故事的一部分,南宋词科就曾以"宝奎殿太宗御书赞"命题,此时帝王御书也成了崇儒右文的盛德大业。御书故事不但成为科举考试中历久不衰的话题,更是宋代转向文治的表征。宋太宗及其子孙所营造起来的御书传统在政治文化中被不断继承、累积和叠加。而通过御书传统塑造出来的祖宗之德,也使得太宗越过太祖,从继统之君而成为开创之祖。     

李后主与牵机药

“李后主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其所作之诃,一字一珠,非他家所能及也。”——余怀《玉琴斋词序》南唐后主李煜字重光,是个治国庸才,而在词坛上,则是公认的圣手。有人说过,李后主若不被宋太祖生俘,不足以成词王,穷而后工也;若不被宋太宗药杀,境遇好转起来的话,也会“江郎才尽”,晚作不足观也。这些话或许会刻薄些,但也不无道理。那么,宋太宗是怎样药杀李后主的呢?史书是这样写的:李煜降宋三年之后,太祖死、太宗继位,太宗比太祖更猜忌,尝使徐铉(与后主同降之文臣)来见后主于赐第,后主忽吁叹道:“当时悔杀潘佑、李平(劝后主图强御侮的忠臣)。”徐铉不敢隐瞒,直告太宗,太宗因此大忌,恰巧七夕那天,后主于赐第中命故伎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已是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又“一江春水向东流”句,以为后主尚恋念故国,心存报复,因命楚王元佐赐后主饮酒,酒醉之后,后主遂中牵机药,病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之状,后主遂于是夕卒,年四十二。这种牵机药是什么呢?查实就是马钱子,热带乔木番木鳖树的种子,口服极少的剂量,就能兴奋     

抑之不纵 责之以严——唐太宗对待亲属的态度

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任贤选能,历来为人们称诵,然而他的重国轻亲,严格要求自己亲属的史实,却不怎么为人注目。 这方面首先表现在他教子以严。由于封建社会的皇位是世袭制,皇子是皇帝的当然继承人。因而皇子在皇帝的眼中便是金枝玉叶,掌上明珠。这就导致不少封建皇帝对自己的儿子有意无意地过分溺爱、娇惯和纵容。但有远见的皇帝决不如此,他们望子成龙,心情迫切,因而对儿子的要求就更加严格。唐太宗就是这样。他的长子恒山王李承乾自幼聪敏,“颇识大体”,“太宗甚爱之”,可承乾年令大了,却爱好声色,“慢游无度’,太宗很恼火。有一次,承乾私幸“美姿容、善歌舞”的太常乐童称心“与同卧起”,太宗闻之大怒,“悉收称心等杀之,连坐者数人”,且“诮让太子甚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封第三子吴王恪等为诸侯都督,诸王将赴任,太宗便赐书一封,中肯相诫,要他们“勉思     

宋琪与宋太宗朝政治散论

宋琪成名于契丹,长期幽沉于幕府,但却在宋太宗时期飞速窜升至宰相,这与北宋初期独特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影响宋琪政治前程的主要因素有:北宋前期河北集团的存在、太宗时期晋邸集团的存在以及宋琪本人不凡的才能。不过,宋琪的政治主张和作为与宋太宗的希冀并不相得,这也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宋太宗朝基本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变态政治,皇帝自立时代终结,官僚亦从五代型过渡到了宋代型。     

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及其意义

“宋太祖死时没有留下传位于太宗的遗诏”，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久成“定论”。这一“定论”的论据是：“官书正史中未记载过太祖传位遗诏”，“宋太宗即位时未宣布任何遗诏以杜众口之疑”。本文依据《宋会要辑稿》中首次发现的太祖传位遗诏和宋太宗宣布遗诏后即位的记载，说明上述“定论”在史料论断上存在着根本的失误，而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定论”，也就很难成立了。同时，以往以这一“定论”为依据而得出的有关宋初政局的若干学术结论，也不能不重新加以考虑。     

诸遂良与“起居注”

唐代名臣褚遂良,是太宗朝中刚正不阿的谏议大夫。他负责帝王“起居注”的撰写工作。“起居注”是帝王的言行录,相当于古代的左右史。《礼》云:“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起居注”要求实录,“善恶必书”。一天太宗忽然想看看“起居注”,看看史官们在自己的“档案”中记了些什么,并暗示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说:“人君言行,善恶必书。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并拒绝了李世民看“起居注”的要求。     

北宋八大王赵元俨生平新探

宋太宗子赵元俨出生于雍熙二年(985),历经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因排行第八,故人称"八大王"。在太宗、真宗时期,得到了父兄的关爱,恩宠不衰。仁宗即位初期刘太后垂帘听政,因地尊属近易遭忌讳,不得不闭门绝事,直到仁宗亲政后方礼遇有加。他一生未尝参与政治却被数次卷入政治风波,并无军事才能却名闻外夷,综合而言都与他的宗室身份密切相关。     

孔孟的“仁慈”和鳄鱼的眼泪

为复辟奴隶制拼命活动的孔老二,上台还不到七天就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还主张对敢于犯上作乱作的奴隶进行坚决鎮压,但他又竭力鼓吹“泛爱众”。儒家的第二号人物孟轲,反复论証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和压迫是“天下之通义”,又大肆宣扬“人性善”。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領袖毛主席,顛覆无产阶級专政,建立法西斯林家王朝,却又吹捧孔孟之道,叫喊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諒之恕”。这孔、孟、林三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一手揮舞着“仁爱”这块招     

评北宋雍熙北伐

雍熙北伐,是宋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北伐之后,宋辽长期对峙。歧沟之战,是战争史上的重要战役。本文重点探讨北伐失败的原因与后果,战争的性质与必要性。所及论点,多与前人及流行看法相异,以求探索。 一 雍熙三年(986)春,宋太宗经过多年准备之后,决定倾全国之力,大规模北伐辽国。北伐之前,“初议兴兵,独与枢密院计,中书不予闻。”这样的军国大事,不与掌管国家行政的中书研究通气,怎能协调同心,一致对外?所以,战后田锡就曾上奏,批评宋太宗:“岂有议边陲、发师旅,而宰相不与闻！”所谓“独与枢密院计,”也是走过场。这样,在北伐之前,就已种下了败根。之后,宋太宗又擅自决定兵分三路:宋军大部由曹彬出雄州,取涿州,攻幽州,由潘美出雁门,取山西北部,由田重进出飞狐,为中路;三路兵马会师幽州(今北京市,辽为南京)。行前,“太宗谓曹彬曰:‘联令潘美出雁门,先取灵、应,卿以大军声     

找个理由帮朋友

1992年,高晓松和老狼的名字还没在乐坛响起来。22岁的高晓松因开办了一个广告公司而有丰厚的收入,他知道老狼当时没钱,除了常常请他吃饭外,还特意弄些崭新的人民币,时不时地给老狼几张,说：“你看这几张连着号的,你拿两张,我拿两张,这样咱们兄弟俩就有连号的钱了。”老狼心里很温暖,他知道这是高晓松故意找理由。给了自己钱又给了自己面子。对此,高晓松说：“男人给男人钱有一万种方法,但仗义是第一位的。”     

简评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曾得到太宗、高宗的重用,在唐初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他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贞观元年,“突厥颉利可汗新与中国和盟,政教紊乱,言事者多陈攻取之策”,无忌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     

“一遵华制”语境下的《大明律》--论朝鲜太宗时期《大明律》的适用

朝鲜太宗时期,“一遵华制”已成为王朝的主导性话语。在此语境下,“华化”政策加速推动,制度的“华化”是其中的关键,在法制领域便是推动《大明律》的深入适用。然而,朝鲜官员们对《大明律》这一外国法律体系非常陌生,难于理解与掌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朝鲜人重启了翻译《大明律》的工作,同时还以发布权威解释等方法厘清律意,并对《大明律》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正。与此同时,太宗还先后在官僚群体与普通民众中开展了推广与普及《大明律》的运动。然而,《大明律》作为一种外国法体系,与半岛的“土俗”存在张力,受到了民众的抵制。为此,太宗君臣不得不对《大明律》中一些与本国土俗、国情不合的条款做出变通,使之具有适用性。“华化”进程就是在这种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不断开拓自己的道路。     

屈原之死和他的悲剧人格

研究屈原，应该以他的自杀为起点，惟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伟大作品。无疑， 屈原之死是一种“命” 与“运” 的必然给定，“命”是不可选择的出生地、时代、家世等先在要 素；“运” 则是可选择的后天变数。但屈原放弃了自己的可选择性，明知自己的理想不可能在楚 国实现，明知自己的志向、操守与时世不合，但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也决不放弃自已的祖国。 这种“不放弃” 的自我执著便是一种悲剧人格，也正是这种悲剧人格决定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 以脆弱的生命个体与整个污浊不堪的杜会作一生的抗争，其结局除了死亡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当然，屈原走向自我毁灭，有一个痛苦发展过程，也是一种生命的自觉，是一种个人价值选择 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把价值毁灭的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向世人昭示：生命的存在并不是 “估价一切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