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

中国意识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有三种具体表达方式:对“乡土中国”的眷恋。对“现实中国”的关切,对“文化中国”的向往。中国意识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双重文化背景中写作,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有两种文化的“对话”,需要以跨文化的眼光去对其审视和观照。为了探究海外华文文学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美学的价值,应当引进比较文学的多维比较方法。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下,有一些不同族群的人物形象,这是一种文化的现实描述,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和诠释,对其进行分析、追问,会给海外华文文学提供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21世纪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问题

华文文学是从语种文学着眼 ;而华人文学 ,是以种族血统作为分界线。为了扩大华文文学的文化研究内涵 ,内地学者应自觉地把华人文学研究纳入视野。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是从中国本位出发的 ,其命名预设了中心 /边陲、内/外的二元对立。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 ,不仅是名称的简化 ,而且这种命名提升了过去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品位 ,体现了鲜明的学科意识。以“文化的华文文学”取代“语种的华文文学” ,至少难于说清华文文学与海外华人作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互动关系。还是先不要用前者取代后者 ,至少让两种观念共存互补 ,互相竞争。     

海外华文文学“跨界”动向与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作家自发与自觉地反复"跨界"之中。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的跨族裔书写、海外华文作家空间疆域的反复跨界及书写、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双语书写、海外华文文学与海内外华文传媒的双向互动、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影视界的跨媒体转化等反复多样的"跨界"动向,源自移民心灵的恒久流亡,而这是移民与移民文学的本质性"内核"。"跨界"特质及其所演变与再生的复杂内涵与意义,为从不同维度重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相关问题赋予了新的契机,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新领域。总结中国经验,进而实现与推进中国经验与人类经验的交流与对话,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     

全球化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

全球化将波及到人类生活的各层面,也对海外华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随着华人活动的全球化,带动华语言文化的广泛传播,海外华文教育随之而发生演变。全球化时代必将带来华人的文化整合,华人必须在参与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各自国家的发展寻求平衡;同时保持民族性,使自身文化的特质进一步明确与突显。全球化也必将带来华文教育的整合。全球化将把海外华文教育带人一个新时代。     

学科命名的方式与意义--关于"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

刘俊先生提出用“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取代通行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但我认为“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应该不限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它应该是中国文学(含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和跨区域华人文学(中国以外地区的华人-华裔文学)的总称。就学科而言,“跨区域华文文学”应包含“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的内容。     

论华文文学中的“回归”写作

华文文学中存在着寻根写作、乡愁书写、故国想象、探亲与旅游文学等有着相同母题和近似创作心理的"回归"写作现象。此类"回归"写作的表层显象是书写者的身份认同与原乡崇拜;内在成因是华人族群的"叶落归根"、"安土重迁"等儒家文化理念,以及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华人族群集体无意识;外部的推动力则是"五四"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此类"回归"写作,具有人性书写的多重面貌,表现出了复调叙事的独特况味,增强了华文文学创作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性的三个概念

无论怎么界定,世界华文文学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认同性的学科概念,其差异所在只是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价值作出怎样的理解.由纷争到共识,也标志其正在从一个学术概念转为一种学科概念.然而,要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概念,还要从学科性与学术性的角度进一步确认和辨析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大文化”概念.世界华文文学既是一个大中华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性概念.世界华文文学还应该是一个世界文化概念,世界意识、人类意识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意识.第二,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潜政治”概念.文学总要承担具体的政治功能.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自古而然的,这一思想传统在近百年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也是中国文学真实的历史存在.因此使用这种政治文学一体化的分析方法,来评价中国作家和文学是具有特别的有效性的.世界华文文学承受着格外的历史重负,本土经验、中华意识与世界价值是其整个内涵.但是,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家国意识的文学领域,不能简单地承担过于重大的政治主题,家国意识不能等同于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应该是潜在的,不是显在的.政治意识越鲜明得到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就越小.由政治概念转化为一个潜政治乃至文化概念,评价世界的尺度最终才能成为世界的尺度.第三,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真学术”概念.世界华文文学包含了太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民族的和个人的、历史的和当下的信息,具有极大的学术空间.移民历史、文化融合、个人传奇、跨国婚恋等民族与个人的故事都在其中展示.这些都构成了这一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首先要打破学科偏见,其次要有学科自强意识,再次要扩大研究视野,最后要寻求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跨世纪的接力──“世纪之交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清年学者座谈会综述

由福建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福建台湾文化研究中心和《台港文学选刊感志社联合主办的“世纪之交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青年学者座谈会，于今年4月下旬在福州召开。与会者有来自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福建、香港、澳门的青年学者和部分被邀请的中老年学者三十多人。会议就so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文学研究新热点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如何走向新的世纪，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如果以1982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香港、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作为起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迄今已有15…     

历史的追寻 记忆的重建——评美籍华人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创作

中国人走到哪里,文学的河就流到哪里,这话一点没错。如今世界华文文学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而受文学研究界注目,但是与此有关联的另一种文学的崛起——华人英语文学尚没有被充分注意到。这除了语言的障碍之外,可能是由于这种文学太“边缘”了。但是,从这种文学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华人文学——从华文文学向英文文学——的延伸,更看到了人性和文学在文化大交流时代的变异和发展。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