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     

论“五大理念”的思想解放力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辩证的统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极为密切的集合体。“绿色”反映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人类独有的社会性决定了要把“共享”作为目标。变平、变小了的“地球村”要求扩大“开放”度。“协调”和“创新”贯穿于“绿色、共享、开放”之中。新发展的“五大理念”在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将会不断丰富和提升我们对其的认识。在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起点上,尤其需要放眼量,不能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开放取决于思想的解放,胸怀的豪放,热情的奔放。“创新是动力”,创新自身也需要动力。这动力就是不拘一格,就是百花齐放,就是彩虹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个与绿色自然生态相对应的“宜创”的“彩虹学术生态”。为了做到共享必须坚决摒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理念。“兼顾公平”论是作为“原则”来推行的,对原则错误要作为原则来纠正。建议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公开批评“兼顾公平”论。为了协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政府与民众间的枢纽,是民主的DNA;社会组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节器;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质量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害怕社会组织是缺乏制度自信的表现。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巴黎手稿》中“社会”概念的内在张力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社会”概念与“类”概念直接相通又是对后者的批判性超越,“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论断表明,“社会”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洞悉。而“社会”概念所内蕴的“人所应是”的规范性界定直接成为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与人的历史境遇的重要价值参照系,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最初动向。     

“非遗”档案式保护的国际法立法探析

档案式保护是国际法规定的“非遗”保护模式,以提高“非遗”生命力为宗旨。“非遗”档案化是保护的前提和基础,有关科研、教育、宣传是保护主要内容,鼓励社会广泛参与是保护实现方式。     

严惩前提下的社会系统性反腐败方略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腐败案件恶性升级。严惩是反腐败方略的首要选择。严惩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 ,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尚需社会系统性反腐败措施加以配合。按照社会系统性反腐方略的要求 ,应将具体的腐败过程进行系统性透视 ,在腐败意识层面加强防范 ;任何改革方案都必须有与之配套的反腐方略 ;应从官员与非官员互动的视角设计反腐方略     

互联网反腐倡廉方式研究

民众利用互联网行使监督权、揭露腐败已成燎原之势。研究后认为,网络反腐可以归纳为评论与建议、举报、曝光、“人肉搜索”这四种方式,而“人肉搜索”反腐还需规范;网络反腐防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权力机关必须顺应历史潮流。     

投资者不参与投票： 信息不对称还是利益不相关

投资者针对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进行表决投票,是股东权利保护的重要机制,也是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方式。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可证实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利益相关性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重要动因。投资者参与投票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关注的基础上,利益相关性不会影响市场关注度较低的议案。进一步地,按照投票前股票异常收益率区分“好议案”与“坏议案”,“坏议案”弃权率仅受市场关注度影响,而利益相关性与“好议案”的弃权率显著负相关,表明投资者面对“坏议案”的投票信息会选择“用脚投票”方式卖出股份,以降低预期损失,而积极参与“好议案”投票。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 ——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 ,到2004年,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社会现实的刺激。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重要,并且比较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和与之配套的学院建制活动相继展开。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其后的4年间,上海各大学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收了来自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电影研究等方面的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人员亦互有交叉。在这些研究活动进展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具体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困难。首先是文化研究与现有大学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反体制的,但是中国现有的体制又无法改变,所以在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的同时,尽可能开拓和保持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为此,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个文化与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相互生产的关系,确定为今日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用“双线”来勾勒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它既是“批判性分析”,也是“促进性介入”,借用一对1950年代的政治概念,既是“破”,也是“立”,二者互为条件,相伴共生。其次是文化研究在不排除关注城市文化的同时,如何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村,从而解决文化研究教学与社会改良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保持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关键一点自然是直面当代中国人的活生生的日常经验,并汲取中国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历史的丰富资源。也就是直面日常的生活感受,承继“中国革命”的丰富记忆,追究现实内部的压迫性结构。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形势下,社会组织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在现实治理实践中,其功能发挥却面临诸多障碍。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的实地调查,从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参与结构、参与方式、参与领域、参与群体等方面,探究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层面、居民层面、自身层面遭遇的现实困境。提出社会组织需要通过政府、社区、居民转变理念,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参与机制,健全监督机制等一系列具体路径来实现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80后”新生代社会建设非职业化参与机制初探

"80后"青年成长于多元文化共存的氛围中,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一定的社会行动力,但在社会建设参与方面他们的能量还没有得以有效释放。"80后"新生代非职业化参与社会建设的机制亟待完善,"80后"新生代的积极力量有待充分挖掘,要从各方面不断增强这一群体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其社会建设参与能力,使他们更好地投身到社会建设事业中去,实现自身成长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双重目标。     

老年社会参与对心理健康影响探析

为探寻老年人社会参与与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增进对社会参与重要性的认识和把握,在南京市3个社区随机抽取238位老年人,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自编"社会参与基本情况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社会参与率为42.4%;有社会参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无社会参与老年人,二者在SCL总分等8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自评健康、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之间呈正相关.由此可见,社会参与对于提升老年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组织化有序参与：扩展公民参与的新思路

公民参与碎片化是导致扩展公民有序参与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使公民参与组织化。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的组织基础,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功能也符合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因此,要通过激活群团组织的利益表达与聚合功能、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市场治理和释放NGO的社会治理活力来实现公民组织化有序参与。     

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

开展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社会参与机理的探讨,关键是认识两个问题：一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为何需要社会参与;二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能够实现。就第一方面来讲,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和功能发挥无疑都离不开社会参与。就第二方面来讲,社会中的企业、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人是网络风险最广泛的承受者,但他们独自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聚群应对,同时,他们具有的慈善情结、自愿意识也能激发出社会贡献心理,从而产生参与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行为。据此,要实现网络风险协同治理,关键要明确协同治理需求,形成社会参与共识;建立协同治理体制,确立社会参与职能;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社会参与动员;创新协同治理组织,拓展社会参与方式。     

关注青少年社会参与，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以西安市青少年学生社会参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为例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必须重视青少年学生的社会参与,但是青少年学生社会参与活动基本上都与学习有很强的相关性,繁重的学习负担和压力,使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意愿强烈,而现行教育体制的要求和他们的需求不一致,因此必须转变观念,关注青少年社会发展需求,重视青少年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制定符合青少年发展的社会政策,不断创新少先队、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模式,激发青少年学生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青少年学生校外社会参与搭建平台,创设条件,才能有力保障青少年学生社会参与的有效性。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合作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解决农村水利设施供给困境,提高农户自主参与水利合作的积极性,从新的视角探究解决办法十分必要。从社会资本视角,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引入Logistic模型全面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水利合作的影响。指出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可以划分为社会声望、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社会信任六个维度,每个维度对农户参与水利合作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 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合作有积极影响; 此外,农户合作意愿还受到文化程度、耕地面积、种植业收入比重的影响。研究旨在为发挥农户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解决农村水利建设合作问题提供实证依据。     

从功利到公益:当前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困境与突破

新社会阶层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参与不仅事关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切身利益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推进。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在意识上和方式上都出现明显的功利性,因此,须在认真分析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从认识上、渠道上、制度上三个层面探索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公益性路径,从而使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沿着公益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有序推进。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建议

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角度看，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在于规范乡村教育治理主体有效参与的制度与程序。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对于丰富乡村教育发展的制度供给与执行模式、发挥第三方评价和监督乡村教育质量的作用、挖掘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价值蕴含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是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典型问题。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治理为实例，分析当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有关对策建议：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社会力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精准支持；厘清政府与社会在乡村教育治理中的责任；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服务的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能力。     

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

在数字时代与老龄化社会的双重背景下,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造成的影响亟待关注。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实证研究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使用沟与知识沟负向作用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接入沟则正向作用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数字鸿沟主要通过健康状况、文化资本和社会信任3个渠道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且健康状况、文化资本和社会信任均正向作用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女性,数字鸿沟对农村男性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负向影响效果更大,但在政治参与方面则相反。研究结论可为提升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提供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