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中国纺织服装业垂直分工测度研究

对Hummels等人建立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测度方法进行了完善与拓展,利用行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公式测算了全国及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纺织服装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结果显示,纺织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较高,服装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较低;广东、上海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较高,而浙江、江苏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较低。垂直分工过高会对国际市场产生过度依赖性,过低又会导致国际分工参与不足,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来调整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本文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发展轨迹。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不同,导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不同技术层次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实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而对于中高技术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 “锁定”效应十分明显。     

我国国际分工地位衡量指标的重构与测算

国际分工地位是国际贸易获利的基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导致了以增加值对进出口的重新衡量.以出口不同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上、下游参与度和Koopman的GVC分工地位指数不能反映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增值能力,也不能涵盖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部内容.考虑以上两个因素重新测算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发现: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有一定的提高但不是趋势性上升,呈现波动性.以增加值标准重新测算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发现,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的比较优势基本上吻合,全球价值链中比较优势并没有明显升级.     

基于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参与度与地位比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重构和调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被赋予新的内涵。文章从中间产品和增加值贸易视角,基于WIOD数据库和WWZ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2008年以来,制造业国内增加值DVA和RDV比重上升,国外增加值FVA比重下降,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多环节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2004-2018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度缓慢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呈下降态势,但前向参与度上升,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提升;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在参与分工中价值链提升及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异质性的影响。资源禀赋和生产环节技术密集度差异影响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和地位;计算机光电设备、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前向垂直专业化(VS1)程度有所上升,从依靠进口中间产品逐步向生产中间产品出口国位置转化。     

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服务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鲜明特征,服务业已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价值创造的主要源泉和国际竞争的主战场。文章参照Wang等(2017)提出的GDP分解法,构建世界各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GVC)参与程度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及主要经济体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结果发现:中国服务业生产的增加值中被复出口到世界各国的比例不足3%;在国际比较中,中国服务业GVC参与程度落后于德国、丹麦、爱尔兰及俄罗斯等国。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全球化参与水平还不高,这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理念和思路,着力在深化对外开放、营造良好贸易环境及促进贸易多元化发展上下功夫。     

国际资金流量表若干问题讨论

“统计研究”2016年第4期发表了本人与王涛合作的论文“基于全球资金流量表的国家之间资金循环分析”一文,张南教授在“统计研究”2016年第12期“国际资金循环统计的研究与实践-与李文商榷”一文中对文章提出了一些质疑.本文从国际资金流量表的研究背景、前提条件、编表的假定和计算方法等方面对张南教授提出的问题给出了解释.     

模块化企业群的分工与整合

模块化可以有效地简化复杂产品的设计与生产过程,近年来逐渐引起管理学界和企业界的重视。模块化制造成为制造业的一种潮流,模块化企业群作为一种中间性组织,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本文以经济学观点探讨了模块化企业群的形成机理,定义了模块化的相关概念,从分工理论和整合理论出发,研究了模块化企业群的分工与整合过程,最后论证了模块化群的竞争优势。     

基于国际平均全劳动法的中日购买力平价的推算

本文利用独创的国际平均全劳动法推算了2005年中日各部门购买力平价（简称PPP）。用此方法推算的PPP既可满足基国不变性原则也满足矩阵一致性原则。本文推算的中日各部门的PPP主要用于变换可比价格的中日投入产出表。用国际平均劳动法推算的PPP由劳动系数、投入系数、和固定资本损耗系数等技术决定,不会受到工资率、利润率等其他市场因素的影响,因此更适用于可比价格投入产出表的转换。用国际平均劳动法推算的PPP与用GK（Geary-Khamis）法推算的PPP对GDP进行转换,可以发现,用国际平均全劳动法推算的中国实际GDP更大。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结合投入产出表,在考虑到加工贸易后,构建并测算了1992-201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品的复合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及国内技术含量的贡献指数;利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总体上呈现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而国内技术含量贡献指数总体上趋于下降。(2) 对于复合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而言,其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即国内技术贡献度普遍较低。（3）FDI对于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进口贸易则显著为负;资本在长期内具有积极作用,人力资本和研发有助于促进行业FDI的技术外溢。     

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计算、比较中国与主要出口竞争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ULC),发现中国制造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原因是多年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快于工资增速,使单位劳动成本保持下降趋势。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RULC)的比较结果显示,即使不考虑提高工资将促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以及基础设施、国内市场、政治环境等方面的优势,现有劳动生产率水平上,中国制造业仍能够承受约50%的劳动报酬上升。用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ULC数据说明,尽管汇率低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但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这种附加优势已基本消失。     

中国制造业外包水平的测度

 本文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贸易数据,以离岸外移指标和垂直专业化指标度量了我国1987－2006年间制造业的整体外包水平,并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就其行业特征和国别特征进行了指标分解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外包水平在过去二十年间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行业部门对我国外包总水平提高的贡献率是有差异的;资本密集型（包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外包水平增长要快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此外,我国对各贸易伙伴国的外包份额也有差异,我国外包活动更多集中于我国主要的进口贸易伙伴国。上述研究结论对我国提升外包水平和结构,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具有启示意义。     

外需疲软、生产技术革新与制造业劳动力价格扭曲

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是减少我国资源错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经济效率提升的关键手段,当前外需疲软和生产技术升级诉求会对劳动力价格扭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在构建劳动力价格扭曲新型测度方法的基础上,从描述性统计和实证检验双层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首先外需疲软有助于缓解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价格扭曲,而技术革新则会加剧劳动力价格扭曲,二者合力表现出一定的相互抵消关系,因而在当前外需疲软背景下,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不失为一种“好策略”;其次我国补贴政策的效果有悖政府补贴的初衷,表现出一定的“补贴悖论”,应重新审视和优化中高技术企业的补贴机制,发掘补贴在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正向功能;最后融资约束和投入产出效率提升对多数企业劳动力价格扭曲表现出一定的“中性”和“不敏感”特征,规模经济则会显著加剧内资制造业劳动力价格扭曲。     

贸易总额与贸易差额的增加值统计研究

全球化发展促进了可贸易品生产链向世界延伸,出口品价值由不同生产模块上的不同国家组成,这直接导致以国为单位的传统通关统计,无法正确反映国际产品分工链条中各国的实际价值创造。对折返增加值部分的重复计算不仅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贸易顺差同时也夸大了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通过将增加值法引入国际贸易核算体系,本文发现：2002年和2007年,增加值统计的我国贸易总额分别低于通关统计贸易总额的14.1%和20.5%;增加值统计的我国贸易顺差分别低于通关统计贸易顺差的20.3%和24.9%。利用新方法对国际贸易中的国内、国外增加值进行分解,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能从微观角度纠正传统的通关统计对双边贸易平衡真实性的误判,还可以从开放宏观角度避免这种误判可能给予实际汇率以错误的权重,使汇率成为矛盾的焦点。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规模的影响研究

社会保险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和工资的关系备受关注,其本质在于社保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雇佣规模的影响。本文基于企业薪酬调查与第三次经济普查对接形成的“企业-员工”匹配数据,从企业雇佣决策的整体性出发,将缴费负担及其影响置于我国缴费监管的特殊制度背景之下,运用系统估计法模拟社保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雇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保缴费费率越高,其雇佣工资显著越低、雇佣规模显著越小,社会保险以降低工资和减少就业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运行存在双重影响;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缴费负担对雇佣工资的影响强于对雇佣规模的影响,但雇佣规模缩减不仅是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损失更是企业经营风险的积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其需要关注;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程度看,缴费负担极大部分由企业承担,雇佣规模因缴费负担而缩减是用工成本上升的直接体现;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结构看,缴费负担对职工福利有显著负影响、对奖金津贴形式的工资部分有更强的负影响,进一步反映出缴费负担形成的成本压力不可轻视,成本压力持续积累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鉴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费率偏高同时逃避费行为较普遍的事实,鉴于未来劳动工资上涨、劳动供给结构性乃至整体性相对不足的基本趋势,建议合理缴费负担,同时严格缴费执法,以此谋求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有效协同。     

国际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增加值贸易结构分析与主导因素识别——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了2001—2014年中美双边增加值贸易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单位出口获利能力低于美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使得两国的贸易结构显示出较强的互补性。在对增加值贸易构成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识别并分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下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外最终需求、生产网络上游因素分别是推动中国和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大的主导因素。此外,产业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扩大主要是由生产网络上游因素驱动的,生产网络外最终需求则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张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经济体形成多元化匹配,进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针对加工贸易之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与应用分析

 在中国近三十年发展中,出口（尤其是加工贸易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对普通的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做了进一步开发,编制出中国针对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然后采用包含居民部门的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就2002年与2007年中国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从2002年至2007年,出口对中国总产出、增加值和劳动投入的诱发量均显著增强,其中加工出口所诱发的绝对量大大小于非加工出口,但其诱发增长速度超过了非加工出口;从拉动机制看,出口对总产出和增加值的间接诱发系数增大,引致诱发系数却在下降;出口对劳动投入的直接诱发系数、间接诱发系数和引致诱发系数均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