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前,溪州彭氏土司司治尚无法确定。“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此州治实亦位于今之会溪坪。此后,永顺彭氏土司之司治,先后兴废、迁徙凡三处：龙潭城、老司城、新司城。其中,集军事、政治功能为一体的“土司王宫”-- 老司城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瑰宝。它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老司城选址与修建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     

永顺老司城遗址及其周边地质与地貌研究

永顺老司城遗址是我国少数民族保留下来的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古文化遗址,是土家族彭氏土司经营了800余年的都城。老司城遗址及其周边地质时代古老,地质构造较稳定,地形地貌丰富,自然风光秀美。老司城功能分区齐全、基础设施完善,其建造充分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     

永顺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研究

从民间记忆的角度,探讨永顺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的口传、文字、习俗三种形式和山水自然景观、历史人文景观、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四方面的内容,以及延续性、整合性的特点和在涵化族群认同意识、积淀民族和谐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从中挖掘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的文化价值,即它具有印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普遍价值,又具有彰显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     

文化生态视阈下土家族村落传统体育的保护与传承——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借助民族学、文化生态学、体育学等学科视角,采用文献资料、实地调查、质性研究等研究方法,通过介绍长阳土家族村落原生态传统文化保护区的模式,分析当前村落传统体育面临的文化生态困境,在长阳土家族长阳体育文化质性现实分析基础上,相应提出了保护与传承土家族村落传统体育的对策与措施。     

永顺老司城遗址与国内同类遗址的比较研究

老司城遗址是一个保存十分完好的土司衙署遗址,它是永顺土司历年施政的物态总汇.“改土归流”后,该衙署才“一次性”废弃并转化为遗址.在中国推行土司制度的历史岁月中,朝廷先后委任过1,700多家有官品、有职掌和有领地的土司.其后,经过历朝的“改土归流”行动,沿袭至1911年土司制度宣告终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土司衙署最终都演化为遗址.为此,将老司城遗产从“遗址化”的过程、遗址的保存现状及遗址研究的已有成果三方面与同类遗址展开比较研究,从中可以透视出老司城遗址“遗址化”过程的独特性、遗址保存的完整性.老司城遗址不愧是全国土司衙署遗址中保存最完好、保存现状最理想、代表性最强的遗址.     

改土归流以来永顺老司城遗址保存状况研究

自雍正二年（1724年）土司衙署迁址和雍正六年（1728年）“改土归流”后,老司城废弃成为遗址。“改土归流”以来,老司城遗址虽然经历了种种自然的腐蚀和人为的破坏,老司城内罗城内土司衙署区和宫殿区的木构建筑基本上荡然无存,但其地下建筑,基本上受到地方政府和民间人士的保护,与桑植、保靖等地土司遗址比较,保存状况较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年来,永顺县政府高度重视对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规划和措施。     

土家族转用汉语及土家语濒危的成因

土家族转用汉语及土家语濒危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因素构成了一个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但相对于语言因素的影响而言,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主要的。其中社会变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因素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土家族与中原汉族地区长期的政治、军事、文化接触,经济活动方式的革新以及土汉杂居的环境,扩大了土家族对汉语的需求;汉学教育的实施和普及、开放的语言文化观念加速了土家族转用汉语的进程。归根结底,土家族语言价值取向的转变及其语言选择行为是对其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积极回应。     

近十年国内土家族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国内土家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涉及土家族族源与形成年代、哲学与宗教、政治与军事、旅游与区域经济、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社会文化与习俗、民族医药和民族体育等内容.本文试就十年国内土家族研究做一总结,以促进国内土家族研究.     

土家族历史文化瑰宝－康熙《卯峒司志》初探

在康熙五十八年编修的《卯峒司志》，流传270余年至今．堪称土家族历史文化瑰宝。该志对卯峒土司的政治年事、经济文化诸方面情况都有所记载，是一份难得的研究土家族历史、土司制度、土家族地方志的珍贵文献。     

梯玛与梯玛歌

一、梯玛 “梯玛”是土家巫师在他们用本族语言作祭祀之歌时的自称——“thi~(55)ma~(21)”的音译。他们用汉语方言吟、唱时,则自称“老司”。民间俗称为“土老司”。 近几十年来,“梯玛”(巫师)在土家族研究中,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对于“梯玛”一词的本义解释,几乎无人问津。一般在“梯玛即土家巫师”的表面概念上就止步了。其本义,笔者以为可释解为三。     

人类学空间视角下“申遗”实践的反思——以永顺老司城为例

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其由世界教科文组织创设并推广以来就贯穿着空间的维度。人类学关于空间的研究不仅注重空间的客观存在,更注重空间的主体经验,特别是空间生产的权力及实践机制。从人类学的空间视角反思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申遗”实践,可以发现外部观察者和传承主体在遗产定位上存在观念冲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应回归传承主体的本土视角。     

明清以来的高平商人研究——针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

高平市康营村是一个具有晋商历史文化典型性的古村落,但是目前有关康营村的文献资料几乎是空白。针对高平市历史文化遗存普查发现,康营村现存庙宇中仍保留了六十多通明清以来的碑刻、匾额,以及遗址、构件、题记。通过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晚明清初时期晋商的阶段性特性,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明清以来高平商人的发展轨迹。     

遗址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探析——以蚌埠地区为例

当前,各地遗址文化产业的发展风生水起,但相关理论研究多限于“遗址旅游”层面且集中于产业发达地区。在梳理我国遗址文化产业发展主要模式的基础上,以蚌埠地区为例,根据其产业开发现状,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该区域发展遗址文化产业的模式及其具体构想,供遗址文化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其他同类地区借鉴参考。     

遗址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以蚌埠地区为例

遗址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既具文化传承意义,又富经济社会价值。在分析我国遗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指明保护利用蚌埠地区遗址文化遗产的总体思路及具体路径,为其他同类地区遗址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提供资鉴。     

斛兵塘及其历史文化价值探讨

合肥工业大学南校区的斛兵塘传统观点认为是曹操当年大军南下时用来“清点人马”的土坑,但经过考证应是三国时期曹魏军屯所留下的水利遗址,从而还原了历史真相,丰富和深化了斛兵塘的文化内涵,也为合肥工业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清代四川寨堡的命名及其文化内涵

宋代诗学及其诗声理论影响着宋代乐学的理论发展与成就,并形成互联互通,较突出的理论是“声词相从”说、“乐为诗作”说和“声转机萌”说。这一融通来自于对先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诗乐合一观念的解释与发扬。“声词相从”说追求声意相谐,最高境界是“声中无字”“字中有声”;“乐为诗作”说强调乐为诗流、志本声用,并批判了宋代诗学与乐学上流行的“声依永”之观念;“声转机萌”说要求声韵要转换、歌诵需转喉等。这些理论是先秦诗乐合一观念的发展,特别是这一观念在宋代诗词曲乐中声律或声音等技巧层面上的具化。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生成与转化

研究立足传统村落文化的“母体”特质，把其作为“文化母本”的概念。分析传统村落“文化母本”所具的母体意蕴与文化系统特性，探讨其文化生成的特质及现代转化的方法。从生成论与系统论角度，将传统村落文化视为文化生发的起点和“冶炼场”，为人类的繁衍与文化的生发提供孕育场和滋养力，是民族文化的孕育之源。传承和发展村落文化，是实现乡土文化资源的共生与转化利用的新路径，是促进和培育现代乡村家园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方法。     

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基于缸瓦窑村的考察

城市化进程和村落文化保护是一组难以破解的矛盾。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传统村落特色文化保护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文化维新的机遇。利用村落特色文化资源融入城市体系,推进特色城镇建设;营造村落文化社区,重建文化空间;重视整体保护传承,恢复文化生态;合理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实现;最终达到村落特色文化保护传承与新型城镇化的共赢。作为特色文化资源丰厚的传统村落,南宁市缸瓦窑村的困境与际遇折射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村落特色文化保护传承的深层问题与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