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产用能源消费变动的分解分析

摘　　要:能源消费分解是探讨能源消费变动影响因素的一种常用方法。在本文中介绍了目前研究中较为合理的一种分解方法——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并借助这一方法来对我国“六五”时期以来的生产用能源消费情况进行分解分析,探讨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内效率提高对能源消费和总体单位能耗的影响。根据测算结果,笔者认为产业内能源效率的提高是我国能源节约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建议政府构建“能源分解指数体系”作为制定能源政策的依据。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脱钩效应

 本文运用改进的拉氏因素分解法,对中国制造业1995-2007年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基于DPSIR框架构建了碳排放脱钩指数,对制造业部门碳排放的脱钩效应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有着较强的阶段性特点;产出效应为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效应为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制造业部门碳排放存在一定的脱钩效应,但强脱钩年份较少;在强脱钩向弱脱钩的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效应起着关键作用。本文据此给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基于LMDI的中国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及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包括能源规模、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能源强度、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乡人口结构和生活水平在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叠加分解模型。该模型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作了完整的分解和系统的量化,可为碳减排路径的选择及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与能源强度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强且稳健的驱动因素;能源结构、生活水平也显示了较强的驱动作用;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乡结构的历史驱动贡献度相对较小,但驱动力巨大,应予以足够重视。     

我国行业碳排放测算、结构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以碳排放额度、产业内部门碳排放额度、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对应能源消耗、产业内部门碳排放对应能源消耗构建要素间乘积以及加和LMDI指数分解模型.结果证实:我国整体产业碳排放存在下行缩减趋势,但以控制碳排放量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除了以低碳引导之外,还需注重产业结构间的关联.从加和指数分解以、乘积指数分解的碳排放增量因子影响分析结果来看,两者均证实我国产业碳排放增量有所削减,但仍受制于产业间协调而未呈现持续下行的总体减排效应.     

对外贸易隐含SO2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

 本研究根据中国2002、2005、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S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SO2,相关的行业结构分布以及隐含污染物在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三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污染物的贡献大小。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至200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SO2顺差;迅速增长的贸易规模是出口贸易隐含污染物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进导致的SO2排放强度下降抑制出口贸易隐含SO2增加,而投入产出中间结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     

强度效应、结构效应与中国电力消费之谜

 单位GDP用电量的变化是导致电力消费偏离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本文把国民经济细分为43个行业,运用对数平均指数法分解出2006-2009年电耗强度变化的结构效应与强度效应。结果表明：（1）总体上看,在电耗强度的变化中结构效应的比重不到30%,强度效应起主导作用,占70%以上。（2）各年间结构效应的绝对值都是负的,即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于单位GDP用电量的下降具有积极的作用。（3）细分到具体行业,电力、钢铁、化工、有色金属和建材等高耗能产业的电耗强度和产值比重的变化对单位GDP用电量的变化起着主导作用。精确的分解分析不仅解释了中国电力消费之谜,对于节能减排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短期内能耗强度下降的主导因素在于细分行业自身能耗强度下降,当前节能减排的重点和主要潜力在于提高细分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     

碳排放SDA模型的算法比较及应用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碳排放结构分解模型SDA在广泛应用中衍生出多种算法,对SDA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各类型算法的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利用中国2007年、2010年、2012年可比价碳排放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比较解读各算法的应用,并基于适用性、有效性综合评价提出算法选择的信息,为相应理论与应用研究中的方法选择提供一定参考。     

省际间财力差距的地区分解和结构分解

 本文以1997年～2005年全国31省级财政数据为样本,运用基尼系数和GE指数分解法对省级财力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1997年至2005年间我国省际间财力差距70%以上来源于地区内部,并且地区内部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对省级收入来源基尼系数分解表明对财力差异贡献最大的是本级财政收入,总转移支付解释了财力差异的约40%,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是造成省际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唯一起到均等化作用的是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旨在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估计与分解

长期以来,我国在统计实践和经济管理中所采用的生产率指标都是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如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值率等。当然,这些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在一定的情况下也能反映单要素的生产效率,如在资本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着劳动使用效率的提高。但在经济现实中,我们并不能保持一个要素不变,因此,采用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反映经济效益的前提很不可靠。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或叫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反映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则更为科学。     

基于指数方法的劳动结构效应分析

劳动结构效应,也称劳动配置效应,泛指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引起各产业劳动比重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加快,二三产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大量增加,劳动力转移和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贡献究竟有多大?这是中国转轨过程中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利用指数分析方法,通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两个指标的分解,完整地刻画了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率效应、劳动投入效应、劳动结构效应,对同类研究方法作出了改进。文章以此方法计算了中国1978—2004年各时期的劳动结构效应,揭示了劳动结构效…     

中国居民最终需求的碳排放测算

 居民最终需求已成为我国碳排放量增长的重要原因。为了测算我国居民因最终需求而直接和间接排放的碳,本文以1992-2007年价值型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结合能源消费实物量数据,编制出混合单位的能源投入产出表,从而得到居民碳间接排放量占居民碳排总量70%以上且呈上升趋势的结论。在能源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通过结构分解模型,对居民最终需求及相关经济活动引致的碳间接排放量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最终需求总量、城乡消费比例及居民消费结构三个因素的变化是促进碳间接排放量增加的因素,以能源消耗系数下降为特征的生产技术进步是促使CO2间接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因素。     

征收碳税对二氧化碳减排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征收碳税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深入研究碳税税制的设计、最优税率的选择及征收碳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7年投入产出表,采用动态碳税调整机制构建多目标最优碳税投入产出模型,以总产出减少幅度与CPI上涨幅度为约束条件,模拟实现CO2减排量最大化及政府消费净额最大化时应选择的最优碳税税率,并分析征收碳税对宏观经济中CO2排放量、化石能源消费量、总产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以及对各部门CO2排放量、产出、产品价格指数的影响。主要结论表明：在第一组约束条件下,应该选择的最优碳税定额税率为8.84元/吨CO2,以此税率征收,可获得CO2减排3.92%的环境收益,但需付出总产出下降0.99%和CPI上涨2.96%的经济成本;在第二组约束条件下,应选择的最优碳税税率为17.99元/吨CO2,以此税率征收,可获得CO2减排7.67%的环境收益,但需付出总产出下降1.96%和CPI上涨5.99%的经济成本。此外,两组约束条件下的其余模拟结果,也为政府相关部门平衡节能减排与经济冲击提供了更多参考,有助于碳税政策的稳步实施。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IPCC的方法测算了1995-2009年中国省际层面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根据Dagum（1997）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及其演变态势。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地区分布上呈现明显的非均衡特征;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呈增大趋势,但并不明显;利用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方法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地区分解,结果表明地区间差距对地区差异贡献率增加,地区内差距贡献率变化不明显,超变密度贡献率呈下降态势。     

行业完全碳排放的测算及应用

碳排放的测量是研究碳排放的核心问题,本文遵循消费碳足迹的思想,利用投入产出法,在全面考虑了行业直接碳排放和消费中间产品的间接碳排放的基础上,对我国42个行业的完全碳排放量、边际完全碳排放量进行了精确测量。并对碳排放量较大、较小的行业及行业碳进出口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在综合考虑碳排放和影响力的基础上对行业进行了分类,并提出相应的行业发展政策,对我国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碳管制效率、政府能力与碳排放

 在碳约束时代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发展的要求下,探索兼顾发展与控制的平衡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构造了一个引入随机边界分析的STIRPAT模型,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研究政府能力和碳管制效率对控制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研究结论显示,过去10多年来,各国的碳管制效率并没有太大的改进,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表明各国在探索提升碳管制效率以及有效控制碳排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碳管制效率总体上位居世界前列,超过了美国和欧盟,但低于日本,碳管制领域的法制力度和政府效率是影响中国碳管制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而加强政府能力将有助于提升碳管制效率,进而促进节能减排。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检验——来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机制和“两难问题”。结果发现:市场型环境政策有效且存在跨界减排效应,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其碳减排效应逐年增强,而且同期本地碳交易政策实施可以形成邻地示范效应,推动相邻地区碳减排。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提高地区技术水平,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发展,实现地区碳减排,且当前阶段能源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最强,约占总体减排效应的36.9%,而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仅为11.6%。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克服环境与经济的“两难问题”,同步实现碳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实现经济与环境相容发展。     

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研究

 本文基于非意愿变量Ruggiero三阶段模型对1998-2008年我国29个省级地区进行评价,旨在求解生产过程中给定各种投入要素和产出水平下实现碳排放污染最小化的效率指标。继而进行区域效率差异的比较,并运用核密度估计分析地区差异动态演进,最后,采用面板回归考察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碳排放效率逐步提高,但区域分化明显,由“单峰”向“双峰”演变;效率改善更大程度上是来源自逼近效率前沿的结构性改善,而技术进步效应尚且不足。中国经济的迅速扩张并未对碳排放效率构成较大负面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对改善碳排放效率卓有成效,但改善作用对不同区域影响力度不同。     

基于三维责任视角的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再核算

自控制全球变暖、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国际共识以来,“碳排放责任核算”问题迅速成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热点议题。本文以京津冀及周边晋、陕、蒙等资源型省份为阐述重点,立足于自主编制的特色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借助MRIO分析方法,基于“生产者责任”、“消费者责任”和“收入者责任”三维责任视角的碳排放责任界定模型,重新核算了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并对比分析了三维视角下各省人均、地均、部门排放量和碳强度水平,为进一步科学合理界定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向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贡献国内省际责任分解的“中国方案”提供技术支撑。研究发现：中国不同类型省市在三维责任视角下应承担的减排责任差异较大,经济中心京津冀三省市在“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排放量高于“生产者责任”视角下的排放量,而其主要资源支撑省份晋陕蒙三省则恰好相反;“收入者责任”视角下各省市排放量（除河北省外）均高于“生产者责任”视角排放和“消费者责任”视角排放;各省人均排放量、地均排放量和碳强度指标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关键部门在三维视角下排放量的差异特征是形成各省市承担不同排放责任的主要原因,“收入者责任”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供给型省份应承担的碳排放量。本文据此提出中国在未来分省碳排放责任界定时要综合考虑各类视角、针对仅采用一种视角核算的弊端须作出前瞻性政策安排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