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谏"论遮蔽下的汉赋存在

汉赋“讽谏”说影响深远,本文梳理了汉代“讽谏”说的产生及流变,并指出汉代不同于“讽谏”的弱势赋学观点存在。汉代除典型受推崇的大赋之外,还有风格多样的宫廷作家赋作及源于下层文人的民间赋,而汉赋内容、风格的这种丰富性往往被忽视。民间赋创作在东汉末年应该是繁盛的,并且对文人赋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

宣帝赋论拉开了汉代赋论序幕,论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汉赋的源流、汉赋的讽谏与认识功能、汉赋的语言艺术特征等等,引发了汉人关于汉赋的深入讨论,将汉赋研究导入经学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汉宣帝的简短赋论既是对目益繁荣的汉赋创作总结,也是对后世赋创作的理论指导,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劝百讽一“发微

从先秦到西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刺讽谏是文艺的根本功能。西汉时期的辞赋创作,就是以讽谏文艺观作为指导思想。司马相如生活在汉家走向盛世的凯歌声中,凭借诗人对时代精神的特殊敏感,他意识到大汉盛世正向他走来,为此他创作了歌颂大汉天子声威和汉家盛世气象的《子虚赋》、《上林赋》,而他在理性上所接受的又是讽谏艺术观,这种文学观念使他在大赋结尾之处加上托讽之笔,由此形成汉赋“劝百讽一”的典型艺术结构。汉赋“劝百讽一”现象,反映了文艺理论建设落后于创作实践的窘困。直到东汉,班固才在《两都赋序》中提出可以用汉赋来润色鸿业的文艺新观念。     

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     

桓谭论赋与汉赋的“讽谏”传统

关于汉赋文体渊源与发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对汉人如何学赋、作赋、论赋的考察,还不是很充分。由桓谭《新论·道赋》可以看出,汉赋的学习、创作与评价,都有一定的规范与标准。屈原《离骚》中的"从容辞令"与"直谏"两个特点,自战国末期开始,就只有前者被继承下来。汉赋"讽谏"、"劝百讽一"的传统,至扬雄时代已经式微。但汉赋提出的"讽谏"思想,对后世文学却有深远的影响。     

汉赋创作理论初探

汉赋在它四百多年的发展史中,伴随着时代政治兴衰的变迁而几经演变,大体说来,形式上由骚体到散体、诗体,篇幅上由短到长复短,体裁上由抒情到叙事、言志,手法上由借古讽今到托事讽谏再到直言时弊。不论如何变化,汉赋始终成为汉代文人创作的主体,代表了一代文学。这不仅取决于帝王贵族的爱好、以赋仕官的需要,而且受到一定的创作理论的     

合纂组以成文 列锦绣而为质——论汉大赋的形式美

<正>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对讲究形式美的作品总是加以贬斥.汉赋也不免遭此厄运,除了对于抒发个人愤懑、哀叹生不逢时的骚赋和抒情小赋给予了适当的宽容外,对于汉赋正宗的骋辞大赋,则指斥其为歌功颂德之作,无形中归入形式主义的作品而打入冷宫.近年来,这种一风吹的局面有所改变,但研究者囿于成见,只是从中寻求“讽谏”、“揭露”的微言大义,企图以此来提高汉赋的地位和价值,看来这还是缺乏很强说服力的.因为大赋中有那么多的对汉帝国社会政治的歌颂,对英明天子的赞词、作者创作意图也是为了“宣上德而尽忠孝”,所     

汉赋作家的生命欲望及其创作心理特点

汉赋作家的生命欲望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形态第一，通过大赋写作，迎合帝王的好尚，扬名当世；第二，通过写作、立言，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追求身后声名之不朽；第三，试图通过讽谏之义的表达，确立作家在特定格局中为人们所认可的角色形象。所有这些，都对汉赋作家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汉代自朝廷到民间普遍存在的奢靡铺张、纵游恣乐的风气，不仅成为汉赋作家生命欲望得以滋长的土壤，而且还无形地塑造着他们尚“侈”的创作心理。     

班固与东汉大赋的再兴与衰败

汉大赋的创作自司马相如、扬雄后,虽赋家众多,但未有大手笔出现。至东汉班固作《两都赋》等,以其题材的开拓、手法的变化,再造汉大賦一时之盛。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班固以正统的思想指导、实践着自己的讽谏观,以新的认识解决了令扬雄烦恼不已的讽谏问题;他对汉赋创作中的模拟之风并不否定;他在前汉赋家着力甚少的地理、历史等方面开拓了新的题材,为汉大赋体制篇幅的增长打开了新的空间。但由于时代、社会、人文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文学自身发展的需求等原因,自班固后．汉大赋的兴盛局面难以为继,开始走向衰败。     

从文献的保存角度看汉赋文学特征的生成

汉赋讽谏、抒情、体物的三大特征与汉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选本选取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今之所见汉赋,主要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等,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后世所见的汉赋格局。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选本,重视对讽谏性作品的选取,与汉代赋学批评强调赋之政治讽谕功能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文选》为代表的选本在肯定《史》《汉》所选汉赋篇章外,突出了对抒情赋的选取;唐代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选本,由于其类书自身"事类"的特征而侧重于对体物赋的选取,这些体物赋的大量选取突出了汉赋的体物特性。不同时期对汉赋选取角度的不同,塑造了汉赋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只和被保存下来的汉赋文献有关,并非汉赋本原面目的呈现。     

《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经学桎梏下的汉代赋论

西汉中叶,最早的赋论随着汉赋创作的日渐繁荣应运而生.综合这些赋论,可以看出如下两个特点:(一)虽然尚不系统,但却涉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赋体溯源和特征、汉赋的讽谏、艺术特征等,勾勒出汉赋研究的基本轮廓.(二)这些赋论又都处于经学思想的桎梏之下,论者几乎都从汉儒诗教的美刺标准来衡量汉赋这一新兴文体.可以说,这些评论揭开了扭曲地研究汉赋的序幕,也深远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因此,汉代赋论是汉赋研究的发端,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赋论作一综述研究.     

论汉赋批评的局限性

司马迁、扬雄、王充以来,评论家们受儒家以"美刺"之旨规范文学,强调文学与现实政治伦理的关系之观念的影响,对汉赋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其讽谏力度不够的批判上.而汉赋劝百讽一格局的形成也有着多方面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新探

“劝百讽一”是汉赋特点之一，对于汉赋之所以会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论者多从“明哲保身”、“主’文谲谏”方面加以解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汉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主要源于赋这种体裁的文体特点本身与讽谏功能具有某种矛盾。赋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劝百”。赋家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归之于正”。避免“讽零”，而做到“讽一”，于是就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     

论汉赋中的古描 写

汉赋中有较多的怀古描写长期不为学界重视。后世怀古题材的特征主要有三种：一是因古迹激发而形成的感怀；二是以景物的永恒衬托人事的易变；三是以讽谏、议论、抒情为怀古的主旨。而这些特征在汉赋中的怀古描写中都有初步的显现。考察汉赋中的怀古描写，对我们深入认识怀古题材的发展轨迹有一定的作用。应引起重视。     

试论汉赋与礼乐

兴礼乐促进了汉赋的繁荣,汉赋则是礼乐的重要载体。赋家赞美兴礼乐之行为,批评背礼乐之行为。礼的表述方式影响了汉赋的铺陈。赋家运用讽谏,与大臣进谏之礼有直接关系。     

试论汉赋的讽谕

最早使用“讽谕”(“风谕”)一词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刘歆、班固。在他们之前,人们通用“风”、“刺”、“讽谏”等术语评论诗、骚和汉赋,刘、班也只在评论汉赋时使用这个词语。如《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由于《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完成的《七略》写的,所以也体现了刘歆的看法。到班固写《两都赋》的时候,对于具有讽谕意义的汉赋就谈得更为详细了:     

柳宗元永州辞赋对屈赋与汉赋的继承与发展

贬谪永州是柳宗元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其由于仕途的失意,转而致力于文章的写作,他的大部分辞赋便是完成于此时。相同的遭遇与气质个性是柳宗元永州辞赋与屈赋产生联系并形成相似点的基础。他的永州辞赋继承了屈原赋的强烈悲剧情感和"九死而未悔"的坚贞精神,同时也继承和发扬了汉赋的讽谏和写作形式,展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西汉大赋的帝王接受与经学影响

汉代经学思想统治地位确立后,赋家在创作上有意识地靠近经学,期望以此提高大赋的政治地位和功能。但作为主要接受对象的帝王对大赋娱乐休闲的期待视野有意无意地阻滞了它的经学化努力。这个矛盾呈现出的表象就是汉大赋讽谏创作目的和接受效果的背离。因此,对汉大赋受到经学的程度我们应慎重结论,特别不应过分夸大汉赋的经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