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与《现代评论》

王世杰（1891-1981）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以学者身份进入国民政府，历任武汉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王世杰以学者身份进入政界，可以说是当时学人从政的一个典型，其在《现代评论》时期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对现实政治十分关注。     

王世杰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尤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王世杰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这一时期,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央设计局负责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重要职务,是蒋介石特别倚重的智囊,是蒋重要的高级幕僚和顾问。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王世杰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经常对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建言献策,他多次提出政治解决的方案,寻求缓和国共冲突的办法。他参加了国共两党之间举行的主要谈判,并在谈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涉时往往以王世杰为主要对手,并把他作为谨慎合作的对象,其他民主党派也常常把王世杰视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向其提出意见和建议。     

抗日战争中国损失调查述略

1931-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为了战后向日本索赔,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设置机构专门负责损失调查与统计的工作,抗战损失调查已成为抗日战争史的重要部分。客观、完整、准确地反映抗战期间中国损失,是每一位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民政府1945年中苏谈判前外交斡旋浅析

雅尔塔会议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达成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秘密交易, 而在会议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 美国当局既不告知中方上述协定的内容, 又屡压中方同苏方谈判。国民政府则急于了解雅尔塔会议对远东问题有何具体规定, 为此向美国盟友多方打听, 在获悉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后, 蒋介石一方面直接向苏方交涉, 表明中国政府收复主权的立场 ;另一方面劝说美国居中调停, 以便于向苏联施加压力。但在美苏政府已在中国特别是远东地区就对日战争和战后合作问题达成一种妥协的情况下, 国民政府的种种外交努力只能是无功而返。     

国民政府1945年中苏谈判前外交斡旋浅析

雅尔塔会议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达成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秘密交易, 而在会议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 美国当局既不告知中方上述协定的内容, 又屡压中方同苏方谈判。国民政府则急于了解雅尔塔会议对远东问题有何具体规定, 为此向美国盟友多方打听, 在获悉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后, 蒋介石一方面直接向苏方交涉, 表明中国政府收复主权的立场 ;另一方面劝说美国居中调停, 以便于向苏联施加压力。但在美苏政府已在中国特别是远东地区就对日战争和战后合作问题达成一种妥协的情况下, 国民政府的种种外交努力只能是无功而返。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的出发点探析

抗战胜利后,在如何处理收复区的教职员和学生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开展了教育甄审运动.本文通过对政治合法性、道德价值判断和人心整合三个层面的考察,去探析国民政府在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开展教育甄审是否适合时宜,是否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战后初期中国对日索赔中的美国因素--以资源委员会与美国交往为中心

战后初期 ( 194 5- 194 9年 )中国的对日索赔是远东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但对日索赔的主导权却操诸美国之手 ,其索赔政策随国际局势的变化而由积极趋于消极 ,这一点体现在它与资源委员会交往过程中前后态度的变化。美国索赔政策的变化 ,最终导致了资源委员会对日索赔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力图利用“四强”的国际地位和英国即将退出印度的机会,加强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的关系。国民政府战后西藏政策的核心是全面支持以热振活佛为首的西藏爱国僧侣和民众,但达扎集团在英国和印度的支持下,将热振逮捕并杀害。由于在处理热振事件上的失策,国民政府在西藏僧俗各界的威望急剧下降,其所制订的西藏政策无法实行。     

二战末期驻越法军退人中国及战后重返越北论析

文章主要探讨了在1945年3月9日驻印度支那的日军发动"政变"后,法国驻越南的殖民地军队一部约五千人在抵抗失败后退人中国及在战后重返北越的交涉过程.驻滇法军返回越南的交涉,实际上受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处理越南问题上的双重性特征的影响.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

1937—1941年,在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中,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苏联坚持其避免两线作战方针,拒绝出兵远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调整外交战略,转向反对苏联对日出兵的立场,后又迎合美国远东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同意苏联参战。战争末期,它主要出于战后国内政治的考虑,以牺牲民族重大利益为代价,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反映了盟国关系和国民政府内外政策中的一系列问题。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在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中,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苏联坚持其避免两线作战方针,拒绝出兵远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调整外交战略,转向反对苏联对日出兵的立场,后又迎合美国远东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同意苏联参战。战争末期,它主要出于战后国内政治的考虑,以牺牲民族重大利益为代价,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反映了盟国关系和国民政府内外政策中的一系列问题     

国共内战时期（1946—1949年）流亡学生问题略论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国统区大中学生再次逃亡至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形成了著名的东北流亡学生、豫鲁流亡学生群体。考察流亡学生产生的大致脉络、国民政府对流亡学生的安置措施及其成效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从侧面了解战后国民政府试图争取人心归附的动机,展现流亡学生因＂政治＂纷争导致四处逃亡的命运。     

二战末期驻越法军退入中国及战后重返越北论析

文章主要探讨了在1945年3月9日驻印度支那的日军发动“政变”后,法国驻越南的殖民地军队一部约五千人在抵抗失败后退人中国及在战后重返北越的交涉过程。驻滇法军返回越南的交涉,实际上受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处理越南问题上的双重性特征的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之内外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因此而成为赤字财政、军事财政,财政赤字占岁出的60%-70%,军费在财政支出中也占60%-70%.拯救财政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举借外债、罗掘内债.抗战后,国民政府的外债其实就是"美债",这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特殊的中美关系所决定的."美债"数额为15 923.14万美元,"美援"总值则达42.555亿美元.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对国内公债进行了罗掘,发行了大量的黄金、美元和实物公债,但终因债信丧失、经济残破和通货膨胀而收效甚微.外债和内债对战后南京国民政府赤字财政、军事财政的作用不容低估,但挽救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     

王世杰研究述评

王世杰是一位在民国学术、教育、政治、外交界等多领域均发挥过重要作用和影响的人物。近年来随着《王世杰日记》的出版,学界对他的关注和研究逐渐增多,其中人们尤为感兴趣的是他与民国政治、外交之间的关系。对与王世杰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当前的研究现状加以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对王世杰本人,以及民国政治史、外交史的认识。     

威权统治与现代化导向的叠合交错——论武汉工会的战后整改（1945-1947）

战后国民政府对武汉工会进行了全面整改。整改措施方面，政府以指定领导人的方式把政府工会打造为忠实拥趸，对产、职业工会的结构划分采取了横向行政区划与纵向层级管理两种方式。整改变化方面，体现为工会领导层面的专业化、党员化与扩充化以及会员数量有意精简的特点。整改措施与整改变化均体现出国民政府威权统治与现代化导向的专业管理两种原则的叠合交错。整改中出现的“身份认定”问题使得部分具有双重身份的人能够利用党政双方的意见分歧，上下其手，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也加速了专制政权的溃败；“边界明晰”问题的持续存在则说明权责明确这一整改目标与战后整改现实之间的距离。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战时缅甸归侨的战后复员——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考察视域

二战结束后,受太平洋战争影响而返回中国避难的大量缅甸华侨急需返缅恢复旧业。但由于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缅甸新政府对华侨返缅设置了重重阻碍,这一群体遂大量滞留中国,散布于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等省,且集中于广州、汕头、厦门、福州、昆明等地。为寻求成功返缅复员,这一群体以侨团的形式积极游走于联合国相关组织、各国政府与各地方社会之间。面对当时的国民政府,缅甸归侨所组织的社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侨"和"社会团体"的特性,也成功地显示了归侨团体在形塑近代"国家—社会"关系时的独特作用。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战后社会重建时的低效和无力在此过程中被折射无遗。     

战后国民政府在浙江检举汉奸工作略论

在战后惩奸过程中,国民政府在颁布律令和司法受理的基础上,注意把民众要素引入检举汉奸过程中去,以物质奖励、控告等方式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检举汉奸工作,从而检举揭发出了大量汉奸,较大程度上缓和了战后民众对汉奸问题的不满情绪.这对民族正气的弘扬、民族觉悟意识的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增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检举汉奸工作过程中,由于政府工作的某些失误,民众对汉奸融入了阶级意识和个人恩怨,加上国共两党对未来政权的争夺日益趋紧,使得检举汉奸问题变得复杂化,出现了腐败、诬告、反共等诸多问题.     

抗战胜利后国定本教科书的供应问题

1945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定本教科书的供应经历了一个从异常混乱到逐渐改观的过程。战后初期的教科书供应因各地准备不足导致出现了收复区伪教科书大量充斥其间的现象,1946年则由于各地翻版现象严重而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到1947年教育部开放教科书的版权使得一直未能解决的教科书供应难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通过对战后教科书的供应问题的分析可以反映抗战胜利以后各地教育复员的艰难以及各界之间利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