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专业部分师生与工人、解放军三结合研究“历代儒法两家论商鞅”、注释张居正著作

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热潮中,为了使历史研究更好地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政史系历史专业74级学员和部分教师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最近与济南机床二厂的部分工人、解放军某部的部分指战员组成三结合的班子,研究“历代儒法两家论商鞅”、注释张居正著作。“历代儒法两家论商鞅”包括:《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读〈商君书〉》,《史记·商君书》评注,历代儒法两家论商鞅资料译注及《历代儒法两家关     

《商君书》通假字研究

<商君书>共有通假字67组(99次).本文从<商君书>通假字的使用情况、通假字与本字的分布情况、通假字与本字的对应关系、通假字与本字的语音关系等四个方面对<商君书>中的67组通假字进行了穷尽性分析.     

问“淹”为何物——与淹城有关的读书笔记

关于淹城的所有记载、推断、考据、论点,包括众说纷纭的与古代奄族迁徙关系的判词,其原始依据,均来自一条孤证--<越绝书·卷二·外传记·吴地传>.自<越绝书>成书后,过了约800年,"淹君地"的记载,才再次在史志典籍中出现.这些记载,均标明传自<越绝书>.从文本资料传承的角度看,真正的"淹城之父",是南宋<咸淳毗陵志>的作者史能之.清代<康熙常州府志>作者陈玉璂直接断定"淹城"为奄君所有.认为奄君和他的女儿,都葬在奄城.至此,"商奄说"正式出台.陈玉璂成为"商奄说"之父.但史料表明,陈玉璂关于"商奄"的认定,是不可信的.关于淹城是奄国南迁后的都城,目前,既无地下文物作证,亦无明确的文献记载.根据<说文解字注>判断:"淹"与"奄",在中国古代是不通用的.另外,<越绝书>中的"吴所葬",有可能是"吴所筑".这个被叫做"淹城"的城,可能与"淹君地"无关.这个被叫做"淹城"的城,目前情况下,与奄国无关.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罗汝芳传》初探

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是<明史>纂修过程中留存下来最早的一篇罗汝芳的传文,而且是康熙三十年之前徐元文、万斯同所核定的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之蓝本,而后再演变成徐氏<明史列传>、王鸿绪<明史稿>及<明史>诸本之<罗汝芳传>.这篇传文与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相比,内容已相当成熟,当出万斯同之手.然而,从同卷传主姓氏看,该传却还保留着明史编纂初期"拈题分纂"的特点.由这种内容上的成熟与体例上的幼稚,笔者推测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当是万斯同在审核分纂官所纂初稿时因不满意而自己重新起草的手稿.     

王念孙《读书杂志》志疑一则

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后序>云:"<原道>篇:‘干越生葛缔.'高注:‘干,吴也.'刘本改‘干越'为‘于越',并改高注,而不知‘于'之不可训为‘吴'也."王说似不确.此处"于"当是发语词,也写作"於",<说文·于部>:"于,於也."段玉裁注:"凡<诗>、<书>用于字,<论语>用於字."<庄子·天地>:"於于以盖众."郭庆藩集解:"於、于今同,於于,犹于于也."     

商鞅被杀原因新探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惠文王，公子虔等人乘机诬告商较“欲反”，惠文王遂下令搜捕商鞅，“车裂以徇”，并灭其家。关于商鞅被杀的原因，古人往往归咎为商鞅刻薄寡恩，用法太过，“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等到支持变法的秦孝公病逝，太子与其师傅便“挟怨而杀之”[1]，今人常常用阶级分析法解释商鞅被杀的原因，认为商鞅变法触动了奴隶主旧贵族的利益，于是公子虔等人故意唆使太子出来捣乱，商缺把他们绳之以法．等到太子继位，旧贵族把积怨集中在…     

谈"刑"说"罚"

<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所作,当矣."文中所说的皋陶(音gāyāo)是舜的臣子,掌管刑法.<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命令说:"皋陶,蛮夷猾夏(侵乱中原),寇贼奸轨(由内为奸,外起为轨),汝作士(即后世的大理卿,管司法的官),五刑有服."可见,我国有记载的"刑",在舜时已经有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刑,罚罪也.从‘刀'‘井’.     

再论《刘子》的著作者为刘勰

用避讳法来否定<刘子>为刘勰所著,坚持刘昼说,反而更否定了刘昼说.认为<刘子>中有法家思想,<文心雕龙>是尊儒反法,以此作为否定<刘子>刘勰著的理由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文心雕龙>对法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刘子>的语言特色与<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同,以此为据肯定<刘子>作者是刘昼也是不妥的.因为这些著作,"即使在南朝,一般也用散文来写."从<刘子·贵农>篇反映的时代特征看,与梁代社会现实相符,也与刘勰"利民"之志相合.<刘子>讲"托附"、论"因显"、说"韬光",这不符合刘昼的学术经历、思想品行和性格特点.因而两<唐志>和郑樵<通志>对<刘子>作者的著录是不易撼动的.     

从《自纪篇》中的王充形象管窥《论衡》的情感力量

<自纪篇>是<论衡>的最后一篇,也可以说是王充的自传.文章记叙了王充的籍贯、家世、成长经历、性格,以及写作<论衡>的原因、目的.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孤高自傲的知识分子形象,王充对世俗的反驳反映了一名知识分子的"不平而鸣",显示了为捍卫理想不懈论争、永不妥协的精神,这对我们理解<论衡>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精神贯穿全书,我们亦可更感受到书中充满愤激与抗争的情感.     

从《商君书》谈一谈商鞅的军事思想

《商君书》一书,是公元前二六○年前后由商鞅变法路线的继承者编撰的一部书。这部书生动地记述了战国中期杰出的法家代表兼军事家——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斗争事迹,阐述了商鞅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基本内容。该书在汉时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在这二十四篇中,涉及军事问题的就有十二篇,其中     

论陆德明《经典释文》的雅学文献价值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和<尔雅音义>对<尔雅>的性质、地位、作用、撰人等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述;最早对<尔雅>诸篇名义及分篇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论述;较为全面地著录了汉魏六朝注释研究<尔雅>的名家、名作;保存了汉魏六朝时期<尔雅>的注解和读音材料,为雅书辑佚和雅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粮;揭示了<尔雅>的一些用字条例,并校勘<尔雅>版本文字,为后世研究<尔雅>版本和流传情况提供了方便,因而成为雅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链条和环节,对唐以后雅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重新认识古文《尚书·说命》与傅说思想的意义

傅说研究,确乎是个难题.它的困难在于,因年代久远而造成的"文献不足".因此,探讨其思想,有似"缘木求鱼",几近奢求.鉴于资料的匮乏,不妨放宽傅说研究的思考视域和文献检索的视野范围,重新审视古文<尚书·说命>的文本意义.古文<尚书·说命>传流千年本身,说明它已不单纯是一个史学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文本自有不容忽视之价值.傅说思想因古文<尚书·说命>而带来的由"形"而"神",对于认识殷人思想的关注方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参照.     

丁若镛考辨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路——《梅氏书平》的逻辑基点

朝鲜学者丁若镛所撰<梅氏书平>一书是专门考辨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一部力作,在古文<尚书>考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丁若镛书中首先确立了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即重新考证历史上的孔壁古文<尚书>,然后以此逻辑基点来平议东晋梅赜所献二十五篇古文<尚书>的真伪.通过二者的对比研究,丁若镛发现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不仅篇数、篇名不符,而且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亦有出入.丁若镛由此推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并非孔壁古文<尚书>.这是丁若镛考辨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路.     

读《史记·商君列传》之商君

商鞅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被历代史学家肯定,但对其本人的一些评价过于苛刻,如太史公言＂商君之少恩义＂,对此笔者提出异议,并分别从商鞅变法整个过程来分析商鞅这个伟大的人物。     

《反垄断法》中的若干行政法问题探讨

虽然不能将我国的<反垄断法>归于行政法,但其中的行政法问题因该法的反垄断宗旨而显得尤其重要.反行政垄断被认为是我国<反垄断法>的一个亮点,但是<反垄断法>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仍有较明显的不足.<反垄断法>所确立的执法体制是"双层次多机构"方式,在我国该体制虽然有其合理性,但该执法体制对<反垄断法>效力和权威的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反垄断法>中关于行政程序的规定相对来讲还是较健全的,但由于<反垄断法>赋予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较大,有些程序尚需进一步规范.<反垄断法>在反垄断的行政救济机制方面涉及到复议前置和复议与诉讼选择的问题,而恰恰是这个规定与<行政复议法>存在明显的冲突.关于<反垄断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现行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应有的地位,只有将所有与该法相冲突的规定均归于无效,才能真正确立起<反垄断法>的权威地位.     

《邺侯家传》与《邺侯外传》考

李泌是唐代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传记有李繁的<邺侯家传>10卷和不知名作者的<邺侯外传>.二者并非一书,前者详录李泌一生事迹功业,书至明代亡佚;后者主要反映李泌身上传奇性的一面,因<太平广记>收录而保存至今.<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大量有关李泌事迹的记载,主要出于<邺侯家传>.     

保卫地球的战斗中的一件有效武器——读曹明德教授《生态法新探》有感

2006年4月2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Boalt Hall法学院网站上,有一篇关于<生态法季刊>创刊35周年庆典的报道.该篇报道引述了1974年宣传<生态法季刊>的广告语,这则广告语说:"<生态法季刊>不仅仅是又一本法律评论而已,它是保卫地球的战斗中的一件有效武器."①这则广告语实际上也反映出了当年美国法学界对环境运动和国家环境政策的一种真实情感.     

《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著,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论诸葛亮的情与法

情与法,习惯的看法是:处于两极,不可调和,也就是说讲情不能执法,执法必须无情。古往今来,严于执法的,都被人看成冷冰冰的铁面人物,那位包公便是这样被典型化的人物。而执法的大都被受刑者所怨恨,甚至遭到报复,死于非命。战国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被司马迁称为“天资刻薄人”的商鞅,他协助秦孝公变法,太子驷犯法,因是君嗣不能施刑而黥(按:刺面之刑)其师公孙贾,故太子驷深恨之,及其继位(称秦惠王)便将商鞅车裂,尽管商鞅对秦国的强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事物往往是相反而相成,处于两极对立面的矛盾事物,也就具有趋向统一的因素,情与法也不能例外。诸葛亮就是把被人们认为     

法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介绍

商鞅及其变法 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战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前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本是卫国人,姓公孙,名鞅,也叫卫鞅。后因受秦封于商,称“商君”,后世习称商鞅。 春秋后期和战国时代,正是社会变革急剧进行的时期,也是儒法斗争走向尖锐化的阶段。妄图挽回奴隶制颓势的儒家,日益不得人心。为新兴地主阶级上台大喊大叫的法家,随着封建制的逐步确立而登上政治舞台。 秦国开始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直到公元前四○八年,即鲁国“初税亩”一百八十六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