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义”与“会通”:论严复的诠释学

本文以严复对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介绍和诠释为例,指出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理解与诠释包括“格义”与“会通”两个环节。“格义”以对异域文化的理解为指向,强调诠释者的主体性与本土文化意识;“会通”则重在新意的产生和创造,要求超越诠释者的主体性,从超越的立场实现不同文化传统的视界融合。     

把中华文化的精华融入马克思主义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是连结全球炎黄子孙的思想纽带。党在新世纪的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应当把中华文化的精华融入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使命。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反向格义”还是“主动化西”?——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话语体系问题

中国哲学的话语选择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中西话语差异。"反向格义"和"主动化西"是近代以来建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中存在的两种趋势。中国哲学的话语选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讲好大众话、中国话和现实话,才能真正合理地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根植于中国现实发展的深厚土壤之中,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话语体系。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的一种主流方法,虽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本土化历程,但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及中国传统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在精神上的相契而长期遗忘了自身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本土转化。今日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要实现真正的本土转化,形成自身的“中国形态”,须以文学社会学阐释的公共性原理形态为基点,通过融合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对中西文学社会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新格义”阐释形态。此种形态,应是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本土化后的真正“中国形态”。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     

王国维“意境”新义源出西学“格义”考

王国维意境新义的理论来源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由于无法明晰作为中国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如何与西学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因而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通过对晚清文献使用意境一词的考察,可见出意境在晚清还存在另外一种使用形态——对西学的格义。这种格义使意境与西学发生了意义上的互渗,从而成为意境意义古今转换的原动力。王国维创造性地将这种经过意义转换后的意境运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使意境的新义得以确立。王国维这一批评实践虽然使意境重生于现代文论话语之中,但也因此给后人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     

关于能动司法的格义与反思

由最高人民法院所大力倡导和推行的"能动司法"理念,引起了法律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然而,"能动司法"这个概念本身在讨论者之间却呈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歧义认知和错位解读;许多论者认为我国的"能动司法"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是实质同一或既有区别又有一致的同类概念。实际上,"能动司法"是我国"服务大局"这一特有政治—司法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司法能动主义"则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司法哲学,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客观意义上的直接关联,把两者视为同一或同类,是反向格义导致的结果;与此同时,我国"能动司法"理念的确立尚缺乏一个认真的理论反思过程。     

对"格义"作为言"道"方式的反思

"格义"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言说方式,作为一种方式,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反向格义"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偶然现象,不具历史的必然性,具体到中国哲学的研究,它表现为一种言"道"方式.而把"格义"作为一种言"道"方式,其合理性是需要辩护的.     

响应西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在“反向格义”中的重构与意义迷失——以严复气论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用"反向格义"(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方法来研究、诠释中国本土哲学,严复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没产生"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其奥秘就在于本土文化的概念、范畴存在着"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缘此,严复对中国传统气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与重构。"气"嬗变为一有重量的、有广延性的、细微的物质基本粒子。中国古典气论中的"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终于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越。但是,严复赋予气一些可用科学实验手段获得的物质性质,其逻辑内涵越来越确定、逻辑外延越来越稳定,气也因此逐渐嬗变为某种特殊的、具体的存在。严复"格义"和"汇通"之后的"气"已非宇宙本原,也并未"西化"为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纯粹概念"。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中华文化以鲜明的先进性和丰富的时代性，是悠久的中华文化在当代发展的新形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     

“自由”观念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中西会通

自由观念是中西思想关注的主题。20世纪,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是否有自由观念以及传统自由观念有何特点的讨论不绝如缕。通过反复辩论,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有关于自由的丰富论述,但传统思想中的自由主要是道德自由,它对于自由与个人权利、政治制度以及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传统思想中关于自由必须建基于个体的内在自由,自由具有历史与文化属性,自由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的论断,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布伦纳辩论”及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效应

20世纪70年代发生、持续近20年的“布伦纳辩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其发起人布伦纳赓续英国史学马克思主义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在著名的“多布-斯威齐之争”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进行独特阐析,强调地主、自耕农、佃农之间的阶级斗争及其形塑的社会财产关系,才是“过渡”发生、完成的关键。由此,布伦纳左右开弓,既和诸如人口决定论、商业或贸易决定论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争辩,也和主张生产力决定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争辩。“布伦纳辩论”使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卷入其间,直接催生了当下颇有影响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也同时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阐释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如如何理解“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最初形态到底是农业的还是工业的;在更深层次上,则牵涉如何对待生产力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归属。对之仔细梳理和认真挖掘,对建构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颇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文学他国化与“变文格义”:隋唐佛学中的变异思想

变异学的重要创新理论之一,是文学他国化研究。"变文"是伴随着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进程出现的一种说唱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品。它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印度文明互鉴与交流的成功实践,是异质文明之间相互对话碰撞,并最终在文学观念上融合创新的产物,是变异学的重要案例。"格义"是产生于中国佛教史上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汉魏两晋时期一些佛教学者用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去比附印度佛教概念的方法。本文拟通过分析"变文"与"格义"中蕴藏的变异思想,以论证隋唐佛学中的"他国化"变异在碰撞交流的基础之上催发新的文化现象,从而论证"他国化"不仅能解决历史上的中国文学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能促进文明互鉴、文化的碰撞交流与文化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概念界定与历史使命

“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表征,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内涵与历史使命,需要在空间的横向比较与时间的纵向梳理中对其进行理论定位。从横向维度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区分的切中中国社会现实、面向中国问题的中国自主知识理论体系;从纵向维度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可以追溯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跃迁,尤其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进行深刻反思的理论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推动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肩负着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历史使命。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和鼓励中华文化走出去,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始终存在许多问题,效果不佳,其主要表现为:中华文化的走出去主要是政府主导型机制下的文化送出去,未能准确把握外国文化市场需求,缺乏独特的中华文化内容及其产品,导致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限。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对策:第一,改变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思路,由把中华文化送出去变为卖出去,最终达到走进去的传播目的;第二,完善中华文化走出去机制,由政府主导型机制向市场主导型机制转变;第三,坚持市场主导,从内容选择、表现形式、市场营销等方面准确把握和满足外国受众的文化需求。     

儒家之“义”的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的推极

儒家之＂义＂的内涵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其基本义蕴是从＂礼＂中抽象出的社会秩序之＂理＂,但其重心则是对个人的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对权利关系的界定,因而它并不具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而用于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正义＂论性质。正因为重义务和责任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义＂最终走向了生命论,并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王夫之全面继承了儒家之＂义＂的思想,并将它推向极致,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将这些矛盾消解。     

“非洲马克思主义”的样式、基本特征及其实践得失

20世纪中叶以来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的又一个样本。非洲马克思主义可以区分为三种样式,即经典非洲马克思主义、温和的非洲马克思主义和右翼非洲马克思主义;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重建非洲黑人主体性、反殖民主义、非洲化等;非洲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加以辩证的深入理解,以及错误地将科学社会主义形式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用“民族形式”的多维考察

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运用"民族形式"的文本解读,结合社会需要,文化土壤和时代发展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用"民族形式"的逻辑,进而聚焦于人物典范、话语方式、传播技术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