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贸易框架下的数字规则：进展、共识与分歧

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进步促进了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也给全球数字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全面分析了WTO框架下现有协议对数字贸易问题的适应性与局限性,按关税类、数据类、隐私和安全类、促进与便利类的议题分类讨论了目前正在进行的WTO电子商务谈判中成员方提出的数字新规则问题,并针对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源代码和加密保护等关键议题,基于各成员利益诉求与战略考量深入解析了存在的共识与分歧。文章最后结合中国的国情,为参与和应对全球数字规则的构建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全球数字贸易政策:国别特征、立场分野与发展趋势

目前,各国数字贸易政策的主要分歧在于数据监管和网络平台管理方面政策之间的调和难度较大。在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政策方面,多数国家均对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在数字企业本地进入政策方面,各国的差异性较小,共性内容居多,取得协商共识的可能性也较大。基于全球主要国家所签订和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可以判断未来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将会更加注重对消费者隐私的保护,更多提倡有条件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更多限制使用强制本地化和源代码披露的措施,推崇更加自由的网络访问和使用权,界定更加清晰的ISP中介责任,推行更深层次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未来数字贸易规则必将朝着更加自由、安全、标准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当以提高数字经济与贸易竞争力为核心,建设数字贸易大国,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提升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的话语权。     

数字贸易例外规则的类型、演进及中国实践

数字贸易例外规则是数字贸易领域中寻求贸易自由与国家规制动态平衡的集中体现,大多散见于各双边、区域贸易协定及数字经济协定。这些数字贸易例外规则普遍参考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例外规则的设置模式、规范表达与功能定位,但在类型和规范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区域贸易协定规定的数字贸易例外规则适用情形及认定,存在扩张趋向。目前中国已缔结条约的数字贸易例外规则,与《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新规则中的同类条款相比存在差距。中国应妥善应对区域和全球性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更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工作计划”,充分利用例外规则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的空间,推进数字领域制度型开放创新,推动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     

数字贸易发展的包容性基点:中美欧数字贸易规则比较研究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尚未成形,各国正试图在体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实现数字贸易的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是兼顾发展的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实现全领域发展主体的普惠性共享式参与。文章通过分析中国、美国、欧盟当前数字贸易规则实践,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吸收发达国家在数字贸易领域的经验教训,发挥后发大国优势,尝试在电子商务、网络安全、数据保护方面构建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数字贸易体系;美国基于技术优势,试图以技术霸权掌控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导权;欧盟作为全球最大数字贸易市场之一,追求“数字主权”,寻求严苛细致的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通过对规则制定和三方既有法律法案的比较,文章认为中国、美国、欧盟数字贸易规则在网络安全、数据分级保护、数据安全评估机制等领域条文表述相近,因而存在包容性发展的可能。这为未来在数字贸易领域中,三方开展更大范围合作打下基础,为实现全球数字贸易包容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与多边贸易体系前景

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谈判、贸易监督及争端解决三大职能陷入困境,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冲击多边贸易体系,WTO改革亟待进行,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国际贸易新形势,并顺应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格局的转变。目前,主要成员已提出多项WTO改革方案,然而各方围绕争端解决机制、"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则谈判、透明度等议题的分歧凸显,为WTO改革蒙上阴影。多边贸易体系受到保护主义、区域主义以及美国掣肘的影响,发展前景具有复杂性。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但是推动WTO改革也面临一些挑战,为此,中国在提出WTO改革方案的同时,还需加快国内改革步伐,积极协调各方立场,重振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     

WTO的未来：诸边协定是提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路径

随着全球矛盾的加剧,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对统一规则的接受程度在分化,通过开放的诸边谈判达成更多共识,是中国等WTO成员为解决WTO谈判僵局所采取的创新举措。联合声明倡议（JSIs）以创新的方式使谈判功能现代化,使WTO更具相关性和弹性,有助于恢复WTO在世界贸易中的中心地位。如果联合声明倡议采取开放式的诸边模式,则不违背WTO的多边基础,不违反《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一般国际法上具有合法性。在无需对WTO规则进行修订的情况下,将联合声明倡议成果添加到WTO法律框架中的不同路径有：修改承诺表、纳入《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4“诸边协定”和制定软法。在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提振多边主义的有效途径是通过诸边方式达成诸边协定,并使其逐步多边化直至适用于所有WTO成员。中国应把握好方向,制定好策略,对标联合声明倡议谈判成果,促进WTO谈判模式改革向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国际比较与决定因素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国在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新型式。论文利用2014—2021年间OECD发布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比较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限制程度水平及变化趋势，并基于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对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决定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近年来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在总体上有一定上涨趋势，限制措施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与连通领域；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更强、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经济自由度水平更高和与其他国家文化差异更小的国家倾向于设置更低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分别对基础设施与连通、电子交易、支付系统、知识产权和其他壁垒五类限制措施进行回归，并按国家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组检验发现，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决定性因素在各子类中存在较显著的异质性。     

论WTO体制下的贸易与人权保护

全球化趋势不仅使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促进了人权保护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是人们通过贸易发展获得经济利益最大化进而最终实现各种人权的手段,因此,在WTO的贸易规则中引入人权保护机制已是大势所趋.虽然在WTO的各项规则中已经体现了对人权的关注,但WTO体制下的贸易也还是在某些领域存在与人权的制度性冲突.在WTo框架下整合人权因素应为当务之急.对WTO体制下贸易和人权保护的协调应该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解读WTO规则时考虑人权因素.     

加入WTO20年：中国贸易制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迄今20年。从开始谈判到正式加入履行承诺,中国主动对标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完善已有贸易法规制度,提高贸易制度的公平性、透明度和国际化。中国“入世”对全球增长有显著推动效应,对降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亦有贡献。“入世”后中国更注重贸易制度国际化,重视协调贸易政策与环境保护,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贸易制度与全球贸易体系融合演进,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变革中的角色作用更加突出但也更具挑战性。面向未来,中国应加快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升营商环境竞争力,通过签署高水平贸易投资协定提高贸易制度国际化水平,建设性参与WTO新议题谈判,以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论GATS例外规则对ESM机制的非替代性

在WTO成员方关于ESM机制的谈判中,反对方认为GATS业已存在的例外规则排除了ESM机制的必要性.但是,GATS现有的例外规则各有其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功能,它们在启动程序和条件、适用范围、存续期限、争端解决、法理基础等诸方面也与ESM机制截然不同.ESM机制是与GATS现有例外规则完全不同的贸易救济措施,服务贸易领域必须建立保障措施制度以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中国不仅应坚持ESM机制必要性的立场,而且应积极参加有关谈判,以精深的研究为ESM机制的确立提供理论支撑,用广泛的实践证明ESM机制的可行性,力主早日确立ESM机制.同时,深化我国在ESM机制方面的实践,完善服务贸易保障法律制度.     

世界贸易体系变革原因及趋势：一个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陷入困境,世界贸易体系变革势在必行。本文在提炼世界贸易体系三要素——主体、平台、规则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成本—收益分析框架,探讨世界贸易体系变革的原因和未来方向。世界贸易体系已经由世界贸易组织为主导转向世界贸易组织与特惠贸易协定(PTA)共同主导。在未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世界贸易体系仍然由世界贸易组织与特惠贸易协定共同主导,而且特惠贸易协定的数量会继续增多,高标准规则越来越盛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诸边谈判模式将会受到更多重视。十五年之后,只有中美之间合作协调其他主体的利益,共同承担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前进的成本,才有可能推动世界贸易体系重回多边为主导的时代。     

多哈回合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困境及中国策略选择

WTO多哈回合谈判历经十余年,跌宕起伏,虽然已现硕果雏形,却难达成最终协议。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所涉议题被称为三大支柱: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其中,市场准入议题是整个农业谈判的难点,经过多哈回合几个阶段的博弈,几个实质性问题仍面临困境。从影响市场准入议题久拖不决的主要因素来看,我国在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应明确我国在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的立场和目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及加大开拓南南贸易的力度,同时还应提升谈判的技巧。     

国际谈判中的“多议题联系双层博弈”——以英美贸易与货币谈判为例CSSCI

议题联系是国际谈判中的一种常用策略,也是外交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影响比较大的双层博弈理论主要将焦点集中在单一议题内的国内利益相关者对国际合作结局的影响,并未涉及议题之间的双层博弈,以及如何通过议题之间的联系改变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上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偏好与总体的利益格局,进而改变因单一议题内因利益僵局无法达成的谈判最终对谈判的结局产生的影响。基于英美贸易与货币谈判的史料分析,以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为研究路径,本文提出了"多议题联系双层博弈"这一假设,通过构筑形式模型使研究假设得以简化和明晰,最终,用求异法和最相似体系设计法进行案例分析并对假设进行检测。     

日本FTA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

如何进行敏感的农业议题谈判,是日本在推进FTA进程中的重大关注焦点。根据不同的谈判对象,特别是考量其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战略的需要,日本探索出了一整套具有日本特色的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实践证明,该模式实现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日本农业核心利益的初衷,达到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日本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战略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也使日本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在全球FTA浪潮中的被动局面。     

RCEP架构下中日韩服务贸易特征及合作路径

RCEP生效为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和中日韩服务业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利用Eora MRIO数据库中15个RCEP成员国在12个服务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基于社会网络研究视角，对中日韩三国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区域内贸易网络特征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在RCEP成员国产业间贸易网络中，中国服务业进出口的贸易广度增速均显著高于日本和韩国，且进口贸易广度一直大于出口贸易广度；日本和韩国是中国服务业建立有效进口贸易联系的首要选择。中国服务业在贸易网络中的中介能力不断提升且已经超过日本，说明中国的“桥梁作用”显著增强，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中介能力提升是驱动中国服务业中介能力整体增强的主要原因；日本和韩国在一些细分行业上也体现出较强的中介能力。在RCEP框架下，中日韩可进一步强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合作，推动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完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WTO框架下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

广义上的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贸易的发展必然要求有适当的竞争规则的存在。在GATT的历史上以及WTO的实践中,都能体现出这一点。在WTO体系中是否需要一个专门的竞争政策立法,正在受到世贸组织各成员方的关注。多哈谈判中各方的分歧也显示出各成员方对该问题的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对竞争政策的要求更为强烈,但是,竞争政策在WTO框架内将会得到怎样的实现,仍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美欧日WTO补贴规则改革方案评析及中国应对

WTO补贴规则改革是WTO改革的“牛鼻子”。与WTO改革其他议题相比,补贴规则改革的问题导向较明确、规范和价值冲突较弱,更容易取得实质性突破。就美欧日三方目前已公布的方案来看,改革主要集中在扩大补贴主体范围、加入有害补贴类型、增加扭曲产能不利影响、确定适当补贴基准及提高补贴措施透明度五个方面。可以说这五点改革方案基本代表了国际社会对WTO补贴规则改革的总体方向,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提升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但从WTO多边规则体系和决策机制来看,应将现有改革方案放在公平竞争原则和非歧视原则的基本框架内讨论,调整并理顺其与现有规则体系的逻辑关系,以及重视改革的合法性基础。面对改革方案可能带来的不同国内影响,中国应注意合理区分、调整和创新。同时,在坚持WTO多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逐步探索扩大诸边谈判模式,推动WTO改革打破僵局。     

美国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及我国应对策略

通过分析拜登总统的党派属性及其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本文认为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将呈现出四点特征:第一,更注重美国高科技发展,除加大高新科技的研发投入外,还会通过"构建国家知识产权规则联盟"和"有选择松动技术出口管制"来捍卫高科技产业利益。我国在顶尖科技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承受更大压力。第二,积极缔结《美英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美式模板"演进升级,打造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黄金标准,其中的金融科技沙盒创新计划和新兴技术行业标准设定会给中国带来压力。第三,将借助《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之壳重返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引领者地位,我国在亚太的数字贸易治理影响力将受到抑制。第四,务实推进WTO数字贸易谈判,弥合与欧盟在数字服务税、跨境隐私保护等问题上的间隙,"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和"数字产品及服务对华准入"会成为中美对抗焦点。据此,本文提出四点对策建议:提升我国在顶级技术上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开展数字贸易治理合作和制度协调,部分理性对接"美式模板";理性深入开放国内数字服务市场;强化我国在亚太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基于要素禀赋异质性视角

数字技术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素禀赋异质性导致各国数字经济呈现差异化发展趋势,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产业回流和贸易规则重塑两个途径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朝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建立完善的数据要素确权、定价和交易机制,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要素资源向要素禀赋转变,将要素资源优势转化为要素禀赋优势,积极探索构建多边框架下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和数字贸易治理体系。     

区域主义的新路径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呈现出有别于欧美的新特征。彰显实用主义的中国FTA(自由贸易协定),虽然在内容和结构上具有多样性,但仍集中关注于WTO传统议题。中国很注重理性地选择潜在的FTA伙伴,却不在意本国利益的不对称性。争端解决程序的非制度性,以及初步框架协定与后续附件跟进的谈判路径都使中国FTA充分体现了东方文化的平和与包容。经济治国之道、地缘政治与综合安全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FTA的战略动因。实用主义特征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早期的摸索,也反映了中国愿意与贸易伙伴合作的真诚态度。它是中国对本国国情和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正确审视,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