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组织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策略——以广州S社区为考察对象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就社区事务进行积极协商，有利于基层治理动力的内生与强化，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空间。以广州市S社区志愿服务队为例，基于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通过认知嵌入培育协商治理意识，通过关系嵌入编织协商治理网络，通过结构嵌入建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资源嵌入筑建协商治理保障，合力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理解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视角: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也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从协商民主和社会治理的各自特征可以看出,两者有着共同的价值旨趣和话语平台。由此,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时代要求下,协商民主对创新社会治理有着极大的价值。要通过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拓展开发基层协商民主以及健全协商民主制度等路径全方位开发挖掘协商民主的空间和功能,以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     

论我国基层协商式治理探索的成就与经验——基于民主恳谈会与“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分析

我国基层协商式治理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为了有效地解决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些地方将民主协商制度引入基层治理体系之中,并使之与选举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基层协商式治理新模式。经过艰苦探索,我国初步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协商式治理基层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政府主导型和社区主导型协商式治理新模式,积累了基层协商式治理发展的经验,开创了基层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新格局。这为继续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治理功能研究

现代国家治理实质上是制度治理,以制度体系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制度价值、制度运行、制度效能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人民政协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制度价值层面,人民政协蕴含的民主性、参与性价值与治理现代化价值耦合;在制度运行层面,人民政协的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程序体现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制度效果层面,人民政协蕴含的凝聚共识、优化决策、民主监督服务于治理现代化.这三者都体现了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的高度契合性.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整合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但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碎片化治理”现象，如何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整合、完善与优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要议题。围绕“碎片化治理”改革各地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包括网格化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实践，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整合，但难以克服内卷化、行政化与形式化困境。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理念重塑、制度建设、组织变革和技术突破，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改革的状况，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     

情感式协商：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基于C镇古村落保护利用案例的分析

农村基层协商治理何以能够有效运行,是基层协商治理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命题。主流的理性、制度与技术路径不能完全回答这一问题,这就需要将情感带入基层协商治理之中。情感式协商建立在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生态基础之上,通过综合运用情感型关系、情感型混合关系、利益型混合关系及利益型关系,按照需求法则、信任法则、情面法则与公平法则展开协商,有利于实现基层治理的目标,也是理解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重要密码。情感式协商并非否定制度化协商,它是将作为科学的制度化协商与作为艺术的情感式协商有机结合,是推进基层协商治理走向善治的题中之义。     

基层协商民主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和优良传统。人民政协具有协商民主的巨大优势,中央与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这一沟通、协商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基层协商民主在改善党群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大家有目共睹。近年来,我国基层民主、村民自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不过,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基层协商民主也存在不少问题。寻找出路,走出困境是目前中国基层协商民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一个注意力的分析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是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绩效的核心环节和重要机制，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为创新而创新”的“伪创新”现象层出不穷，破坏了基层治理的生态。本文以注意力为分析视角，构建“注意力分配—注意力竞争—注意力持续”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X区治理实践的深入剖析，揭示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存在创新泛滥的状况。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领导注意力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呈现由强确定性变为弱确定性的特点。诱发创新主体注意力竞争性的变化，由弱竞争性变为强竞争性，而基层治理资源的不足难以支持创新主体注意力强竞争性的要求。同时，领导注意力持续性的间断性变化导致了对“伪创新”的制度性包容，最终导致了基层治理“伪创新”的产生。     

基层协商式民主自治的实践方式及 形成机制实证研究

基于对苏南Q村基层民主自治实践情况的实证研究,通过访谈、观察和对相关制度性文件的整理,发现Q村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背景下,自治与行政之间并未产生冲突,行政也未消解自治。其民主自治实践具有运行实体化、参与平等化、决策协商化的特征。Q村的协商式民主自治实践能够有效促进民主参与,促进意见协商。通过研究表明,协商式民主自治的萌发源于行政治理的瓶颈与集体土地经济的发展。协商式民主自治的制度化经过了行政发现和培育的过程。Q村的经验不止具有个案意义,随着行政治理手段瓶颈的加深和新《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土地经济的激活,村民和国家将从内外两方面对民主自治产生需求。村级治理需要回归自治,发挥协商民主自治的功能。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之理性审视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在治理模式、社会治理创新、新兴基层社会组织、村(居)民自治等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为此,需从完善党群合作协商共治的互动机制;完善利益整合与矛盾协调机制;健全和践行平等对话机制;完善和创新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决策机制;进一步创新与完善基层协商民主的协同合作机制;注重创新和实践,建立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稳定和法治保障方面的机制,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协商民主在城中村治理中的价值与实践

城市化加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使城中村及村转居社区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一方面,该区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集中多发态势,另一方面,城中村居民自主管理、民主法制意识和利益诉求在不断提升,而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却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致使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致理想状态。因此,探寻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衔接互动的最佳结合点,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城中村治理中实现政府与村(居)民良性互动的要求,同时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机制和协商沟通机制。鉴于目前基层协商机制运行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故应着力于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协商主体能力的培养,以切实推动城中村社会治理改革创新。     

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可持续创新的强化机制与实践进路

协商民主是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创新有利于弥合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有效”之间的张力。协商民主的导向价值、运作过程和实践效能为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引、内源动力和优选方案。典型实践中的乡村协商治理创新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在于从议程触发、资源整合和动力维持等方面建立了强化机制。通过治理创新的问题导向与多元选择主体内生需求的持续满足,治理创新的制度化发展与多种参与力量内在优势的持续积聚,以及协商治理文化氛围的营造与多主体理性协商意识的持续强化,促进了协商治理的可持续创新。面向未来,协商治理创新需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促进民主和治理的互嵌共融,厚植协商民主的文化土壤,以数字技术赋能协商治理,接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探讨

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创新了我国乡村群众自治制度。它用于乡村治理中的动力来自于村民的民主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我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与村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困境。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色,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乡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导致对协商式治理方式的冷漠,相关制度的缺失,协商主体参与能力的差异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首先应该健全相关制度,其次要规范协商程序,最后需要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     

将“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

我国的社区治理历经近40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但随着社会转型发展,社区治理仍然存在着诸如社区职责不清、治理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治理模式无法深入转变等一系列问题。为适应社会转型,我国各地区开始创新社区治理路径,协商民主理念在社区治理中广泛运用。基层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具有了解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作为协商的专门机构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优势得以发挥。安徽省芜湖市鸡江区清水街道万春社区正是通过完善协商衔接机制、制定协商闭环机制、强化协商联动机制等一系列实践探索,提高社区协商专业性,推动政协协商机制不断完善。     

横向合理衔接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强调的系统观明确表明整个社会进步是全方位的,任何一个领域的短板都会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制约整体的发展。基层治理的重点是对基层的社会治理,然而基层治理需要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三者在互动中增强治理成效。具体体现为政府为基层治理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市场为基层治理提供高效的多元服务,社会为基层治理探索与时俱进的治理方式,三者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合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法治化路径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可激活宪政体制内的协商民主资源。在现行宪制框架内进行法治整合,将政治协商制度与相关政治制度有机衔接,是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法治化的必然之路。但是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与制度衔接不畅、基层组织不健全和纵向系统不完善、代表性偏低与实效性不足、协商内容不确定与协商程序不规范等法治障碍。应当明确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法律地位,加强多种制度之间的衔接,并且健全基层政协组织机构,优化政协委员的代表机制以及规范政协参与的程序性机制,以期在人民政协的体制框架内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内外逻辑

协商是民主的最原始、最基础、也是最普遍的要素,民主的任何形式和内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根源。中国基层的协商民主思想最远可以追溯到古代尧舜时代,中国古代"和合"思想为其奠定了思想渊源。但是,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是没有民主传统的,本文论述了协商民主在本世纪初又跨越千年得以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必要性、可行性和推动力,以及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内外逻辑。在内外逻辑的共同驱动下,推进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     

社区自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协商机制研究——以两个社区营造实验为例

为了探索行之有效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依据自组织理论,通过对S市JT小区和J市D街道两个社区营造实验点的自组织参与社区议事协商过程的实证研究,根据两个社区的自组织参与社区协商发展程度的不同,认为社区协商的本质在于行动,自组织的执行力是社区协商的关键。促进社区协商民主,应当注重培养自组织自下而上参与协商的能力,同时应使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机制中充分发挥作用。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其协商机制的研究对基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价值、问题与路径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开辟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新途径,创造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增强了基层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但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定位问题--权宜之策还是必要程序？发展动力问题--个人还是制度？主体参与方式问题--人人参与还是代理参与？村民代表、人大代表与民意代表关系问题--合作还是对抗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尽快在理论上思想上形成共识从法律上明确基层协商民主的地位,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制度规范与工作机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构建人民群众参与协商的新形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人大代表与民意代表和谐协商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