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逻辑与推进路径

中共中央提出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既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框架支撑与内生动力驱动,也从侧面凸显了加快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紧要性。基于“低组织化”“碎片化”“被动化”“内卷化”的问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应妥善调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协调、治理层级提升和治理重心下移、治理方式刚柔并济及制度的“良法”与“善治”这四组逻辑关系,进而从总体思路、价值基石、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功能结构等方面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警察权治理的内涵构成与实践路径

警察权是以现代化为指向的政府权力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必然要彰显现代化治理要求。警察权治理涵盖多方参与、综合施策、对话协商、智慧治理等丰富内涵。以现代化治理视角观照,我国警察权面临着治理角色定位不清和功能异化、权力主导但协同缺失、命令色彩较浓而协商不足等问题。另外,警察权与新兴技术手段的融合导致个体信息及隐私权利的保护遭遇较大风险。警察权治理,要通过厘清治理定位、完善治理配套措施、推进治理协商创新、改进治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着力明晰警察权治理边界和治理方式,增强警察权内外、纵向横向、政府与社会多向度的治理协同,推进警察权运行机制内部协商治理的先导化、前置化和要件化,全面引入和贯彻协商治理、社会化治理、市场化治理,重塑警察权的治理架构。     

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与路径

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基础,而基层微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面对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诸如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理念对传统思维方式和实践带来挑战以及政府主导型的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变革易诱发腐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等问题。要从培育基层微观治理现代化理念、完善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结构以及保障基层群众利益等方面着手,构建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路径。     

共同缔造：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实践表达

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性政党,其政治功能包括领导、宣传、组织、动员和凝聚等方面,它们互为联系、有机统一。政党政治功能只有得到实践表达才能真正发挥引领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共同缔造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创新群众工作为基础,以塑造党群共同体为关键,着力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共同缔造的本质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宣传、组织、动员和凝聚基层群众,共同创造美好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实践与共同缔造的行动理念和行动路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契合性。共同缔造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内涵,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实践和表达,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内含和谐自然观、绿色发展观、生态民生观、生态系统观、生态法治观和全球生态观等6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具有深邃的新时代意蕴。这一思想实现了"理论引领"与"问题导向"的统一,实现了生态"三观"的统一及"民族意识"和"人类情怀"的统一,特点鲜明。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需要注重从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入手,需要坚持系统性思维,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依靠人民自觉行动,依靠制度和法治以及全球合作。     

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路径研究——以赤峰市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为新时期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本文在阐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总结赤峰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找出当前赤峰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困境,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赤峰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路径。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将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由此明确并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战略意义。纵观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可以肯定这一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及已取得的成绩,但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基层社会治理新需求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如基层社会治理技术、治理结构、治理主体等方面的不足,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新需求的满足。因此,新时代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要求,不断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以期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上下联动,进而全面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涵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科学内涵: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经济发展“三步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改革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形态、运作机理与治理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项具有鲜明实践属性的理论命题,基层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场域,因而立足于基层治理的实践向度对其实践形态及运作机理展开探讨十分必要。基于湖北省“共同缔造”活动的案例分析发现,“共同缔造”所坚持的“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五共机制”,实质是一种基于群众主体地位进行协商、决策、执行、管理、监督的过程,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与参与实践落到实处,呈现出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共同缔造”活动的案例分析表明,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机理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坚持群众主体为价值理念,坚持民生关切为目标指引,坚持城乡社区为实践场域以及坚持群众自治为程序制度。“五共机制”的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运作,在治理效能上实现了民主与民生的相辅相成、一体建设以及民主与治理的有机结合、功能互动。     

大数据背景下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

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基层治理是其根本所在,能够对乡镇和城市的治理进行统筹,推进共同发展.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项目.大数据时代给国家的基层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也为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路径.本文立足于大数据时代的背景,就基层政府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展开论述,分析如何将大数据与基层政府治理进行融合,以实现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旨在打造民主协商、优势互补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通过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现实意义的分析,进一步探索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行动逻辑和时代价值,进而提出以政治为统领、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先导、以智治为支撑的建设路径,建立和完善主体协同、资源整合、技术创新、制度优化、人才培育等社会治理机制,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切实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习近平关于城市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引

习近平关于城市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生成逻辑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城市观是其理论基石,中华传统城市治理智慧是其文化源泉,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城市治理经验是其历史依据,新时代以来城市治理的现实境遇是其实践基础。从核心要义上看,习近平从城市治理理念、治理原则、治理要义和治理手段等四个维度深入阐释了新时代城市治理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科学描绘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的宏伟蓝图,深刻解析了如何彰显城市特色风貌的关键问题,系统回答了怎样进行城市建设的重大命题。从实践指引来看,要立足“核心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宗旨;立足“龙头论”,科学编制“以宜居为标准”的城市治理规划;立足“全周期管理论”,高效实施“以三化为主线”的城市治理路径。     

现代化理论与城市现代化路径选择思考

城市作为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载体和创造基地,是现代化实践的集中地域。城市的现代化实践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城市的现代化实践要有自己的独创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理论借鉴,不需要理论的指导。现在国外的现代化实践和国内的现代化探索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和经验,都是值得借鉴的。所以,用现代化理论去看城市现代化路径选择,能够对城市的现代化实践有宏观的历史性的认识。     

新时代乡村基层民主治理困境及其现代化转型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基层组织体系得以健全完善,村民的民主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得到提高,村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信心得到增强,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但也存在传统封建思想和宗族意识阻滞村民民主意识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乡村治理主体流失,治理实践流于形式,法治意识淡薄、政治参与度低等问题。新时代要促进乡村基层民主治理主体现代化,优化党委、政府、市场、社会、村民共治的内在结构,明确县乡政府与乡村组织的职责界限和利益边界。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处理好政府与乡村主体关系,推进基层政府治理职能转型。健全法律体系,开展法治宣传,加大普法力度,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和村务公开等方面建章立制,强化民主监督。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理论视角与实践反思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作用。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不足,需大力提升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意识,在认真梳理和反思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和规范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利益相关者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均从不同维度阐述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逻辑与具体机制。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未来需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优化制度环境,推进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共治网络;下沉治理资源,拓展社会组织的基层服务能力;明确治理核心,构建党建引领的融合共治模式;借力智慧平台,创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机制。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经验及路径——基于广州的案例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具有枢纽性、统筹性、联动性等特征,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是对新时代社会热点难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重要议题的积极回应,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通过广州的案例,从党建引领、德治为先、法治保障、共治参与、智治运用几方面梳理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优化完善的路径,为各大城市下一阶段的市域治理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避责的内涵属性、表现形式与生成逻辑——基于基层政府减贫实践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有效克服以问责治理避责的单向路径依赖,需要正确认识基层避责行为的双重属性。基层避责包括履职避责、压力避责和风险避责3个方面,其生成并不仅仅是组织或个体基于利益得失判断而作出的经济理性选择,深层原因在于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某些可能不足。具体而言,基层避责行为受到科层体制、目标责任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条件的综合影响,基层多元主体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避责策略组合作为对制度压力的响应。因此,需要在刚性政策规制和弹性政策执行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从而克服基层避责的积弊倾向,疏导基层面临的多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