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革命的发展范式转型与整体协同

碳中和涉及经济社会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是一场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需要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型。碳中和目标具有时间刚性,其阻力和动力均源于能源生产和消费。能源需求的刚性、对高碳化石能源的依赖及高成本退出是碳中和革命的最大障碍。具有同质能源服务属性的零碳可再生能源市场竞争力的不断增加,成为碳中和革命的内生动力。能源消费侧革命承接和顺应能源生产侧革命的需要,满足零碳电力替代化石能源消费终端的需求。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下,中国的碳中和转型必须摆脱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的零和博弈格局的掣肘,另辟蹊径,着力于发展范式的创新与变革。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下的碳中和革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整体协同的净零碳进程,而不是排放依旧、依靠末端治理的资本与工程途径。生态变革是碳中和发展范式转型的历史必然,和谐和有限是生态逻辑的基本表征。     

复杂新形势下全球碳中和与新能源革命刍议

碳中和是新一轮能源革命的重要推动力。尽管全球能源转型取得积极成效,但是距离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地缘冲突和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能源普遍出现供给短缺和价格通胀问题。能源技术创新是解决减排和发展矛盾的根本途径,碳中和进程下,新能源革命的核心是提高终端能源利用的电气化率并实现电力系统的深度脱碳。能源领域已经形成国际碳中和竞争新格局,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快部署和抢占全球零碳产业和金融增长“新赛道”。复杂形势下,中国要促进能源安全与气候安全的协同,对大趋势做出战略判断：全景式地看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理性看待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退出的问题,务实地加强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的赋能措施,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     

“双碳”战略助推中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机理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推动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23》对目前可持续发展进程进行了评估,可持续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很多目标进展不足,其中就包括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向国际社会宣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围绕“双碳”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针。“双碳”战略与SDG13(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精准呼应,并与其他SDGs密切联系,其关系大致可以分为靶向对应、协同对应、权衡对应三种。因此,在二者落实过程中,应强化靶向作用机理,放大协同效应机理,弱化拮抗效应。“双碳”战略推动落实SDGs,在认知层面,应进一步强化社会各界对“双碳”战略的正确认识;在实践层面,要针对“双碳”战略与SDGs重叠的重点领域大力开展工作;在落地层面,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因地制宜开展零碳转型的试点工作,为经济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碳达峰与碳中和行动的概念框架与政策应用

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共识与框架下,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已成为管控全球平均温升目标的重要特征事实和加速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问题的关键物理表征指标,亦成为创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新可能和新动能新优势的长远期战略选择。当前,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克服片面孤立静态追求碳排放物理量达峰与中和的研究观点和政策主张,以积极主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加强有组织的碳达峰碳中和科学研究,服务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工作大局。在准确把握政策语境和政策应用情境建构方面,要统筹把握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气候治理需求带来的发展和安全要求、人类文明形态创造激励,加强积极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稳妥推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一体化政策体系和能力建设。在加强气候变化科学与现代化发展政策对接方面,要从经济社会、民生福祉和治理体系效能等方面理解、完善和拓展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研究内容与维度,不断完善“1+N”政策的经济分析体系。     

民族地区碳达峰碳中和的潜力、挑战及建议

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又是可再生能源富集区,风能、太阳能、水能和地热能等能源资源位居全国前列,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战略部署落实过程中,民族地区拥有双重优势,是协同推进生态保护和“双碳”战略的排头兵。尽管潜力巨大,但是民族地区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仍面临挑战：能源消费以煤为主,能源结构调整缓慢;产业结构重型化问题突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滞后;帮扶政策制定有失偏颇,可再生能源认知亟须改善。民族地区应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场、生产和消费双脉络构建“双碳”目标的政策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因地制宜加快新能源发展速度,促进能源结构调整,拓宽电力外送通道;抓住区域合作新机遇,将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探索建立深度融合模式,促进东中西部地区能源-生态-发展多维融合。     

基于电力需求侧管理的节电专业课程体系构建

电力需求侧管理是深入推进电力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能源革命和全社会节能减排,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措施。作为全国首批开设节电技术与管理专业的高职院校,经过近10年的研究与实践,通过对236个“政、行、企”进行调研和职业能力分析,基于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构建出节电专业课程体系,对职业院校电力低碳专业建设及社会培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全球碳中和进程下数智技术的应用场景与效应评估

当前,全球掀起了以碳中和为主题的新一轮产业、能源和科技革命,数智技术创新与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耦合被寄予厚望。基于自主构建的初代SPAMC模型,对“十四五”时期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增耗和减排效应进行量化评估。如果不考虑减排效应,先进通信基础设施(5G)、大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物联网(AIoT)每年平均增加1.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如果考虑减排效应,则有可能每年平均减少碳排放0.5亿吨。长期来看,数智技术和能源技术双重革命的叠加效应会进一步显现,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对行业智能化升级改造、绿色化要素协同的减排效应将充分发挥。有序有效推动数智技术在“双碳”领域的应用,应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数智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导向;引导资本流向,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激励、撬动作用;出台扶持政策,激励零碳数智技术的开发和产业转化。     

“双碳”背景下能动专业“源—储—排—智”课程新模块构建

“双碳”目标正在推动我国能源结构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急需低碳相关专业技术人才。东北石油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根据国家“双碳”目标和新工科建设要求,以及产业技术发展对毕业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具体要求,探索将专业教育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建立“新能源—储能—低排—人工智能”“双碳”选修课程模块,为实现能源与动力工程行业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助力行业实现“双碳”目标。     

统筹“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

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新时代以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能源转型势头良好，能源安全水平得到提升。随着绿色低碳发展成为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对新能源的巨大需求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日益重视，为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提供了良好契机。不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使中国经济增长仍不能与能源消费强脱钩，诸多技术瓶颈仍制约着中国新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和高质量发展，一系列体制机制短板和世界能源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大也使中国在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面对上述形势，同时吸取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国进一步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双碳”工作推进节奏，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加快突破关键技术，综合应用好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强化能源供给保障等体制机制建设。     

双碳目标下加强气象学科交叉的路径探索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随之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双碳目标在提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信心的同时,也给中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气象学科要为能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加科学的支撑保障,为保证能源安全提供更具实效的科学服务,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有影响力的决策选择。气象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应加强顶层设计,加强跨学科合作;优化资源配置,重点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平台环境;做好政策衔接,重点攻关创新型关键技术。     

碳达峰碳中和视角下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研究——新能源开发嵌入区域减排的现实性与策略选择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中,新能源开发嵌入区域减排是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具有现实性,主要体现在资源状况、经济基础、制度因素、技术条件和环境因素方面。基于当前我国发展实际,应采取建立新能源矿产保障供应新机制、构建新能源消纳新路径、挖掘碳资产潜在新价值、形成清洁能源发展新优势、培育智慧能源赋能新动力、拓展区域集群发展新思路、赋予“绿水青山”合理价值等策略,发挥区域协同减排效应,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和水平,为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路径。     

在碳时代中崛起:新兴大国赶超的可持续动力探析

在“碳时代”中崛起是新兴大国赶超过程的大背景,如何增强崛起动力的可持续性,是新兴大国赶超发展过程中亟待思考的战略问题.全球气候变迁问题推动并形成了以“碳实力”为核心竞争力的国际格局,使得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日益集中在如何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上.“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但实现崛起过程的绿色化,有助于新兴大国的崛起方式更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获得应有的发展权.“创新型增长”战略有助于实现产业低碳化,增强新兴大国的碳实力,对外大力发展“碳外交”,减少阻碍赶超进程的国际不利因素.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碳标签运行之法律规制

碳标签主要是指产品碳足迹标签,其运行依赖政府支持、市场推动、企业参与三大支柱。规制碳标签的运行,应以低碳、公平、效率为目标,应处理好法律属性、推进方式、规范选择三个焦点问题。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为保障碳标签健康运行,有如下三点建议：第一,根据我国实践明确碳标签认证的法律属性和主管机关;第二,明确碳标签运行以我国法定碳排放计量标准为基础;第三,由国务院颁布“碳标签运行促进条例”。     

碳排放的供需和区域结构分析

科学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有效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产业、供需、区域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作为大型经济体,其经济结构和区域产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碳排放结构的复杂性。采用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中国碳排放的供需和区域结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中国消费、投资、出口引致的碳排放占比分别为30.83%、49.96%、19.21%,投资需求碳排放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拉动,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中重化工业占比较高。从区域碳排放格局看,北方整体碳生产大于碳消费,而南方整体碳消费大于碳生产,本质上,这是北方倚重煤炭能源和重化工业而南方以下游生产制造环节为主的产业分工格局导致的。为此,要加快优化产业结构、供需结构和区域产业分工结构,引导各地区各行业有序达峰,推动发展方式全方位改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碳中和目标下能源和经济转型中的能源安全因素

未来,能源安全将贯穿整个能源转型和经济转型的过程。分析我国在“双碳”目标下的能源、经济转型路径和能源安全的关联因素,能源安全的关切点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从常规能源安全转向新的能源安全。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近期的能源转型中,我国将逐步构建以强有力的电力供应系统为支撑的高安全度的能源系统,实现“双碳”目标和大气质量目标,支持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长期的能源转型中,应逐步降低国际能源市场对我国能源市场的影响,推动国内能源市场主导能源价格,实现能源的高度安全。     

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研判、特征事实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语言”。探索中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保持战略主动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指出，减碳目标方面，中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加大减碳政策力度，以确保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通过加速绿色投资、充分发掘绿色消费潜力，缓解碳约束趋紧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经济转型方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实现“相对脱钩”,但未实现“绝对脱钩”,需要警惕“相对脱钩”可能引起的管控放松。能源转型方面，能源结构呈清洁化趋势，但新能源消纳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支撑不足制约了能源战略的推进。影响因素方面，人口、经济、技术和能源等要素的作用机制复杂且存在较强的区域异质性，在制度设计时应当因地制宜。政策工具方面，一是要提高碳市场定价效率，增强碳市场有效性；二是尽快开展碳税试点工作，形成对碳市场的有益补充，同时应对欧美国家“碳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     

碳中和目标下法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制及其启示

法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源于全球气候问题的急迫性,作为欧盟创始国之一的法国在碳中和的背景下,充分利用既有的理论资源,积极构建应对气候变化法制,形成政策、法律、行政法规交相呼应的应对气候变化规范体系,并通过以此形成的价值观来服务欧盟的外部行动,进一步维持和巩固其在气候变化中已获得的全球领导地位。同时,法国在国家框架之外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利用这种领导地位来加强其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全球参与者的形象。应对气候变化法制的“法国方案”——理论渊源、实现路径以及所产生的内外效应,可以在气候领域为我国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道路上提供有益经验,也为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形成“中国方案”提供重要借鉴。     

欧盟碳中和立法及其对我国的挑战和启示

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其气候政策与法律的推进可以分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之前的间接减排模式、《京都议定书》出台之后以降碳为中心的强制减排模式以及《巴黎气候协定》出台以来以碳中和为目标的自主承诺模式。自提出2050年建成“碳中和大陆”以来,欧盟积极推进碳中和立法,实施“绿色新政”,出台《欧洲气候法》,并启动“Fit for 55”一揽子立法计划,形成了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气候行动评估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欧盟碳中和立法对我国而言既有挑战,也有启发,我国需要对欧盟在引领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以及实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方面带来的挑战予以积极回应,同时也可以借鉴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有益经验制定《碳中和促进法》,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气候变化对中东的复合安全威胁及其应对

中东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十分脆弱，全球气候变化作为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变量，对中东国家造成“复合型”的安全挑战。沿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稳定与安全的光谱，气候变化逐渐由低政治的环境安全问题转变为高政治的安全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呈现出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化，形成气候—干旱—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国际水源争夺两种主要作用机制。中东国家普遍加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承担相应的气候责任，着力推动减排去碳，发展清洁能源，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但中东作为主要的化石能源产地，尚未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资源受限，面临着兼顾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与能源转型的两难处境。这需要平衡两者关系，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防止引发新的危机。     

全国统一碳市场的法治化建构：价值平衡与路径借鉴

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一场环保理念与制度供给的系统性变革。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工具,全国碳交易市场已启动两年之久,如何从地方试点体系迈向全国统一碳市场是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需要处理好“央地双轨制”的体制现状,平衡好价值正当与发展现实、国家建构与地方探索、环保公益与个体获利之间的价值关系。借鉴欧盟体系化的建设思路以及美国区域碳市场的整合经验,我国碳交易市场的统一性建构,应当从完整的立法逻辑体系、明确的碳交易产品的法律属性、统一的碳配额互认与标准化合约机制等方面来搭建区域链接的基础,改变部门间碎片化的监管体制和信息披露形式,渐进式地推进“双轨制”碳交易体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