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数据秩序及其法律回应

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数据要素可以带动其他类型要素的开发利用，这需要提供系统性的政策和制度支撑，也需要中央政府部门在整体上推动。“数据二十条”系统地明确了若干制度性配套措施，集中在数据产权、数据流通与交易、数据收益分配以及数据要素治理四个主要领域，但相关研究仍然较为分散。从结构性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的数据秩序：一种是网络化数据秩序，该秩序在平台经济的生产方式下形成，更强调扁平化与市场化，希望打破要素流动的地域界限，强调通过网络连接形成不同社会关系，进而获取用户在场景中的行为数据加以利用；另一种是科层—属地式数据秩序，即由各级政府在辖区内通过推动企业数据交易实现数据价值，并通过加大对公共数据的供给来满足市场需求，属于典型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数据秩序（具体而言是数据生产和流动结构）的存在先于并影响数据确权、交易和权益分配等具体制度，有必要解释其如何在不同生产方式下需要不同的数据基础制度。     

AI技术与制度协同驱动的文化产业演化机理及进阶模式

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创新驱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创新与演进。自1956年人工智能（AI）概念提出以来，AI经历了三次发展浪潮，与之伴随的是在AI技术与制度协同驱动下文化产业的演化变迁史。AI技术驱动文化产业演化主要得益于算法主导的AI内容生产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文化大数据驱动的AI技术与文化制度创新的协同以及AI伦理为基准的文化创新与科技伦理制度的协同。在AI技术与制度协同的驱动下，文化产业的智能化演化逻辑带来“智能+”时代文化产业的进阶跃迁模式：文化内容层面从机器生产到内容智造，文化数据层面从大数据到小数据驱动文化长尾，文化伦理层面从科技伦理到AI文化创新伦理。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论高科技产业与知识产权保护

由于知识产权在高科技产业中的重要地位,使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各种手段中最强有力的措施当然首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但是,由于知识产权法自身的特别规定性和知识产权产权权利实现的特殊性困难,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作用将表现出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要实现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必须克制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等外部因素的过分苛求,将注意力集中到高科技产业系统内部的自我保护问题上来,使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逐步通过一种内生性增长来实现。     

哈耶克的制度理论:秩序与传统

哈耶克的制度理论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制度理论。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使他成为反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代表,他重视法律在扩展秩序(theextentedorder)中的作用,认为传统是至关重要的,资本主义的秩序就是传统演化的结果。哈耶克这种重秩序、守法律的思想,实质上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进化论观念相一致。本文重点讨论哈耶克的扩展秩序和保持自由传统的制度观点,并指出它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行为保护的二元结构与法律调整

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移植制度,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原生文化与我国带有传统文化积淀的社会文化存在较大的理性差异,造成了知识产权创造行为始终存在法律行为与伦理行为的二元范式结构。也正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范式与伦理范式的二元冲突,使得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目的价值与实然价值的差异,形成了制度实效的问题。分析知识产权创造行为二元结构的形成、冲突以及产生的问题,发现我国社会内部的传统知识伦理价值,是更加优化知识成果创新与权利保护的文化环境、推动知识产权伦理行为向法律行为靠近的重要路径,也是探索如何强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实际效力和寻求有效的治理方式的必要举措。     

数据平台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义务与路径实施

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大背景下，借助法律规范推进数据平台市场行为合规是必然选择。相较于其他保护路径，合规路径更符合数据平台自身的特征、法律的明确要求以及“守门人”的职责，所以该路径应当成为数据平台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不可或缺的构成。数据平台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义务的落实，在法律依据上还存在一定的缺失，这些缺失可能会导致法律监管的失灵、归责原则的偏离以及责任承担的过度延伸。因此，在保持法律监管与适度介入的基础上，应当遵循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辅以均衡的责任分配方案，加快风险管理从意识到义务的转换，拉齐个人信息保护水平标准；还应推进通用标准的法律转化，满足判定法律责任承担的技术基准的法治诉求。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价值分析

知识产权是私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然而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用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不断扩展知识产权的使用领域,对知识产权的使用人不断进行限制,从而妨碍了竞争。因此,知识产权滥用必须得到限制。知识产权反垄断是对知识产权专有利益和公众利益进行衡量产生的制度架构,旨在维护法律的秩序、公平、自由以及效率价值。     

法哲学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应用及发展——从司法保护的角度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国保护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成果的重要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发展的哲学分析以及利益衡量理论在知识产权制度的运用,有助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与应用。     

论知识产权保护的“公正合理”标准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正确的定位,有助于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形象,推动我国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当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应当定位为“公正合理”,这不仅基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属性,还源于知识产权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公正合理”标准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至上”,“公正合理”的判断方法是“以我为主”,“公正合理”的核心内容是“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公正合理”标准在我国的推行,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理念的及时转变,知识产权法律的准确表达和相关法律的有机协调,知识产权执法的及时跟进和相关法律适用的密切配合,以及我国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深度参与。     

温州经济发展中的法律因素——温州自然法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规则与信仰"温州模式是内生于温州环境,由温州人自我选择、在温州改革中自然形成的制度。温州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亚当·斯密关于‘自然形成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以及哈耶克关于‘未经人类设计而产生的秩序,远远胜过人们有意构建的计划’的说法。"①因此,温州区域法律制度也不同于其他地方,独具特色。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昂格尔教授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法律观念区分为习惯法、官僚法(管理型法)和法律秩序三种,并认为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绝不是各种社会的普遍现     

转型社会中的知识产权文化悖论——基于“三面向版权现象”的法律社会学反思

本文通过对“三面向版权现象”的法律社会学分析，认为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主要经由西方移植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制度与我国传统的“重公益、轻私权”的知识产权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由此导致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低下。作者主张我国在知识产权制度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不违背国际法的原则下，制度构建上应充分考虑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的本土资源。     

大数据的法律性质探析——以知识产权法为研究进路

大数据的本质及其法律性质的界定是大数据产业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目前学界对大数据的法律性质尚未形成共识,主要存在技术本体论、数据本体论、工具论、社会关系论和信息资产论等几种观点.作为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法律视野下的大数据是指由计算机技术处理的与目的信息相关的全部电子数据及其结果.大数据的根本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电子数据是大数据的外在表达形式,大数据的本质是信息.具有产权意义的大数据必然与人的智慧活动密切相关,从知识产权法的进路分析,大数据属于知识产权新的财产形态,这是大数据本质为信息的逻辑结果,是民法财产体系类型化的表达,也是知识产权客体合理扩张的实践理性.     

源于文化创意的创业行为研究与探讨

在分析文化创意的创业主体、源泉和创业环境的基础上,分析文化创意转化为创业行为的几大因素,包括创业意愿、创业潜能和创业机遇。最后探讨文化创意创业行为的保障措施,包括评估机制、激励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和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创新机制良性循环的基础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与正确引导。     

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正当性理论检视

以“劳动财产理论”、“人格财产理论”和“激励理论”立论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失了对权利属性的文化关照，包含着制度制约精神的灵魂。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了文化回归与平衡回归，从而支撑了制度的理论正当性。     

诚实信用原则与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已成为人们竭力谋求的财富和争夺的焦点。而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制度设计 ,可以最直接最有力的刺激鼓励发明创造 ,它在如何调动人们知识创新的积极性、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方面 ,也就显得更为重要。近来的经济发展也表明 ,日趋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对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总体上讲 ,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已经建立 ,并且基本上已与国际接轨 ,还形成了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举这一大特色。但从目前情况看 :一、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我国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都存在一些漏洞和盲点 ,而这些问…     

法秩序统一性视角下“守门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首部专门规定“守门人条款”的法律，其创新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在于，相较于美国和欧盟，该法第五十八条“守门人条款”是一种由单个领域向平台治理延伸的“综合式守门人”制度。然而，该法施行仅一年有余，不仅需要厘清“守门人”的主体范围，擅自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和过度采集、存储、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的边界，以及“守门人”监管义务的限度，而且亟待在法秩序统一性视角下理顺“守门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责任体系，为“守门人”使用个人信息提供明确指引，防范相关刑事法律风险。目前此领域的专门研究较为鲜见。未来我国须加强“守门人”监管责任的刑事激励，发挥行政和解制度的前置分流作用，从而实现对“守门人”刑法规制与保护的动态平衡。     

美国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中美"337争端"

“特别301条款”和“337条款”共同构成美国知识产权国际预防和保护的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后者由于“一石两鸟”的法律和限制贸易作用在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近十年来“337调查”大多涉及专利侵权，集中在亚洲管辖区内的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随着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在经济贸易方面的逐步体现，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入，中美“337争端”作为伴随中美贸易战略摩擦而存在的一般性摩擦，将会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并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表现方式。其他国家成功应对美国“337调查”的经验给我国企业提供了借鉴和思考，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仍是解决中美“337争端”的重要途径。     

试论民间文化层面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

对“民间文化”的保护最根本的思考应当是制度保护,只停留在呼吁阶段的保护不能产生实质性的意义。从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角度来说,列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体系的关键是正视这种知识的存在以及对其知识创新的认知。本文以小传统知识为轴点,认为确认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的客观存在是确立对小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条件。在知识创新的概念之中,不以其主体的社会层次为划分标准,小传统知识不应因为其创新主体属于下层而影响其制度保护。然而,在以往对知识创新的认知和保护过程中,制度却人为地按照知识创新主体的社会层次的不同对知识创新的完成区别对待,仅对精英文化(上层文化)给予重视。对小传统知识认知的欠缺直接导致了知识产权保护在两个层面上的欠缺,即对小传统知识的制度保护和对小传统知识创新的制度保护欠缺。     

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

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它是我国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园区。作为国家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项目,自贸区内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值得关注,该问题需要结合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等多个因素进行探索。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之下,自由贸易区内普遍采取相对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在区内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一些制度上已达成共识。因此,上海自贸区内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执法机制的创新、服务机构的良性运行以及知识产权在上海自贸区内的监管模式的建立都需要与国际接轨,才有利于全面紧跟上海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核心目标。本文选取了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这一视角,通过对上海自贸区这个特殊经济区域内有关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的司法保护、行政保护以及行政保护中较为突出的海关保护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上海自贸区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统一行政执法管理体系的利弊以及上海自贸区海关监管制度创新的探索,比较与总结了国外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经验,对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建设提供参考,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