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形式创制的有体和无体——中西艺术范式差异再辨析

艺术形式创制有其现实关联,即从出于物。物有形也有体,形来自人对物的把握,体则来自物本身。唯有有体,呈现体性和体相的形才是即物的,才会给人以实感。西方艺术,无论是希腊—文艺复兴传统,还是现代主义,艺术形式都是有形有体的,因此写实,呈现出确定性;中华艺术则相反,形式创制是有形无体的,因此不写实,没有确定性。形是一切艺术作为感性文化必须具备的,否则形式便无从感知,艺术也就不复存在。但是,体则不是艺术形式所必需的,一个无体之形依然可以诉诸感官。体与个体性相连,无体之形虽能感知,但已不再系之个体存在。西方艺术由于有形有体,感知便是个体性的,不可复得,无以共享;中华艺术由于有形无体,感知便是非个体性的,是在共体层面发生。所以,形式的有体无体展现了中西艺术的分水岭所在。这是从中西艺术面临的与现实关系这个共有问题出发,由不同即物方式得出的一个认知。     

新型公共艺术与公共生活的物性生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向而兴起的新型公共艺术,即参与式艺术,应用跨学科方法介入公共生活,重建艺术与社会、自然的关系,重置“何为艺术”的问题。但是,从“物性”视角剖析新型公共艺术的物性维度和实践机制在此前的公共艺术讨论中尚未得到充分展开。首先,新型公共艺术的“关系美学”强调现场性场域感知,这一新感性机制可追溯到由极简主义艺术推动的交互性场域感知和情境中的物性呈现。其次,新型公共艺术对“地方”“在地性”的重视,既源于全球化、数字化时代艺术对“本土性”和“地方性”的追溯,也呈现出当代特定场域艺术对现场、场所情境的现象学关怀,更体现了当代艺术的公共性转向和重塑公共生活空间的诉求,因而不能仅满足于话语型“关系美学”的揭示。再次,新型公共艺术在“地方”场所的具身性实践,打开“地方”的自然与文化生态褶皱,在特定情境中凸显出新的物感关系,实现文化档案库与世俗生活的交换,这是对艺术物和艺术观念的双重解码与再编码。最后,借助思辨实在论等新物质主义思想视域,对新型公共艺术审美机制的阐释,将走向直面“人—技术—物”相关联的物美学,关注公共艺术对当代生活中人与物的生存论危机的呈现,并朝向人与非...     

物性与德性：空间认识论的轨变梳议

空间认识论的轨变，某种意义上亦是就空间、物性与德性之关系进行再认识的演绎过程。早期空间思想史对于空间物性的阐释，存在着极大误区，其所蕴涵的绝对属性压抑了空间内在的辩证张力。而从空间物性到空间德性的认识论之变，为空间赋予革命性的功能品格，空间逐步摆脱了早期绝对性的物性误区。但“空间转向”后所引领的空间理论热潮，由于过于突出空间的功能性，进而忽略了空间的人性伦理之维，使得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了某种器物，成为工具性的存在。因而，应将“人性”作为空间德性的内核，以之来反思空间的物性本质以及当前时代所面临的空间困境。     

灵性与物性

灵性和物性是中国美学中一对关于审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它们和一般的“心”、“物”或“情”、“景”范畴是颇为不同的。“灵性”是指作家艺术家气质中包含着的诗性智慧,同时,也指因长期进行艺术创作而形成的、易于为外在触媒激发的灵机。灵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人性的范畴,是人性中的审美因子。“物性”不是一般地指客观事物,而是作为审美对象的客观事物的独特形态和独特机理。“物性”又是一个勃发着宇宙生机的生命性概念,它是造物的生命体现。“物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事物的特殊性,还指其所包含的微妙变化的性质。灵性和物性都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其互相感应中成为创造佳作的契机的。灵性与物性的偶合,是艺术品创作中的最佳契机,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论中被称为“天机”。     

艺术媒介与审美感兴——论艺术创作发生的内在物性特征

感兴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一个普遍性的范畴,有不可替代的创作论内涵,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有着发生学的重要作用。一般性的理解是创作主体在与外物的偶然遇合中兴起情感,从而产生创作冲动。感兴具有独特的美学理论价值,对于理解中国美学的民族特色、建构当代文艺美学都提供了丰厚的资源。艺术媒介是带有西方艺术理论色彩的美学命题,指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凭借特定的物质性材料,将内在的艺术构思外化为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品的符号体系。在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艺术媒介内化到艺术思维的发端即感兴阶段,诗人或艺术家以其独特的媒介感来感悟和把握世界,并在头脑中形成审美构形。感兴是艺术发生的基本动因,也是艺术杰作诞生的重要条件。在感兴过程中就包含着艺术媒介的内在物性特征。     

宋代山水画与词的关系及其寄托情结

寄托情结在山水画与词的意境营造中都有一定的表达,只是由于艺术类别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式呈现。以构成词与画的主要意象为基本着眼点,将词与画中的物象表达出的比兴喻意依类作出了总结,寄寓情怀将人世之遭遇与自然之变化和花开花落相联结,昭示出人对快乐的需要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把人生刻骨铭心的内在体验寄寓于物而得以传达。     

论艺术形象的生成机制

我在一篇辨析“艺术形象”概念的文章中曾经指出过：艺术形象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再现性的知觉图象，而是艺术媒介材料结构的幻象，它不是纯粹客体性的对象物，而是在审美活动中转换生成的“意中之象”。从本体意义上说，艺术的存在只是一种媒介材料的结构，只有在具体的艺术欣赏活动中，它才转换生成为艺术形象。不管是抽象艺术还是具象艺术，都是如此。因此，艺术形象的生成机制是什么，是我们理解艺术形象的本质必须弄清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用“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境生于象外”来描述艺术构思、艺术传达和艺术鉴赏的过程。“…     

艺术符号对语言符号言说困境的超越——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美学解读

语言符号之所以难以言说情感，决定于它具有线条性、历史文化性和概括性特点；艺术符号因与情感形式具有逻辑上的类似，它可以呈现感情和情绪活动的本质和结构。造型艺术符号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给人以感性刺激，所传达的情感比语言符号宽泛含蓄得多；乐音的运动形式因与人的内在情感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音响艺术符号最适于表达人内心不可言说的动态的情感世界；语言艺术符号虽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但它也可以将本身不具形体、难以捕捉的心理活动转化为使人能够感知的艺术形象，而且还可以创造出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新奇景象。     

作为当代哲学与艺术话题的空间

空间经过现象学的阐释,突破了传统的主客二元的认识论模式而转向与主体和身体紧紧铆合在一起的意义空间,客观的空间被还原到主体意识和身体维度,进而成为包含人的存在、物、世界在内的因缘整体的一个部分,成为意义发生的渊薮。空间的主体化和意义化解读使得空间成为批判哲学的话题,围绕着主体生存的空间距离辩证法、公共空间、城市空间与资本逻辑、空间与权力、被空间形塑的个人经验和社会形式等论题,当代空间哲学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展开,并在当代艺术中得到了具象的呈现,立体派抽象画、空间主义、蒙太奇电影艺术、折叠建筑都是艺术实践对于二十世纪空间哲学的回应。     

空间观念的变迁:从传统艺术到新媒体艺术

"时间"和"空间"是艺术理论自我反思最基本的两个维度,而随着"空间"理论受到重视,空间观念在不同媒介艺术之中的表征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传统艺术空间的表征和新媒体艺术的表征具有差异和相通之处。传统艺术空间以物质为基础,受到物理空间限制静止地存在,被动呈现且只能在单一媒介上呈现;新媒体艺术空间则是逐渐走向以偏虚拟化对象为基础,以流动性和开放性为特征,其生成是艺术家和欣赏者共同完成,并且借助"超文本链接"实现由平面维度的空间转向多维度的空间生成。传统艺术空间和新媒体艺术空间的生成具有更深层面的相通之处,即它们都属于波兰尼哲学意义上的"附带觉知"。     

艺术创造的转化与美学转向

当下,艺术创造作为概念,俨然已被文化创意所替代。其原因主要有三:现代技术的革新、审美经济的勃兴和艺术自身发展对"美的艺术"观念的打破。在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的过程中,对艺术创造形成内在规定性的美的神圣性并未得到有效延续,从而使艺术审美中潜藏的审美悖论凸显出来:艺术是呈现真理、引导本真生存还是创造"美丽学"之"美";艺术的价值取向是注重审美价值还是追逐经济价值;艺术审美活动对人的主体性是审美超越与还原,还是审美满足与强化。由此,艺术创造转化客观上带来了现实感性的充盈,同时也造成文化垃圾的充斥。这两者无论在审美实践层面,还是在美学理论层面,都引发了诸多问题。在20世纪早期,西方诸多理论家已对此关注并深入反思,尤以海德格尔、本雅明为代表。虽然两人理论的基础、进路等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却从不同维度对当下如何突破艺术创造转化所造成的理论困境提供了启示。这种启示在于,重树美的神圣性对艺术创造及文化创意的内在规约,实现美从认识性对象到生存方式的转换,促成美学学科由认识论美学向生存论美学的转向。     

漫议戏剧小品的艺术品格

十几年的艺术实践表明，戏剧小品当归类于喜剧艺术，它需要把其中的"悲怆情愫"沉落在强大的喜剧精神里。比起一般戏剧，小品中的突转更新、奇、巧，形成较大的情境落差，清晰地传达出由愕然大惊到恍然大悟的发现。与其喜剧精神相一致，小品的语言具有幽默的风格，具体呈现为谐与绕的形式特征。而话语的幽默应以涵养其喜剧精神为基础。从题材的处理上看，一部反映当代生活的小品，应通过间离手段展示事件丰富的真实性、复杂性和不可穷尽性。     

语词意义的本质和逻辑结构新探

语词的意义 (“词义”)是语词符号所承载的语言共同体关于对象的观念信息 ,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物性词义和物性照应性词义。语词 ,既有客观意义又有主观意义 ,既有形式意义又有内容意义 ;本质上 ,词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西方语言哲学关于词义本质的理解往往失之片面。词义由概念义、意象义、色彩义三部分构成。概念义不等于“科学概念”或所谓的“概念 (词项 )的内涵”。意象义是一种基本义、理性义。在语用世界 ,概念义、意象义、色彩义在整个词义结构中的地位 (比重 )会因语词使用者、解释者的不同而不同。     

论追问艺术本质的方式之误——海德格尔艺术本质之思的启示与局限

以"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开始的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原本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本假定上,这样一种追问方式不仅注定会掉进将艺术"现成化"和"物化"的陷阱,而且压根儿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自欺欺人的把戏,它一开始就错认了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基本问题;西方的艺术之思始终受制于以现成性思维方式为特征的知识论形态的美学和各种经验—实证科学的观念,而艺术在艺术存在中成其本质,用一种现成性的思维方式根本就不可能进行艺术本质的追问;使艺术成其为艺术的是"真理"而非"真实",艺术中发生的真理乃是"存在者进入无蔽状态",但从"再现论"、"表现论"到"象征论"的艺术观所持的都是一种"符合论"真理观,其实质是以"正确性"为根据的"真实"观念,从这种真理观出发同样会错认艺术的本质;艺术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并因此而是我们人类的历史性此在的一个本源。惟有从存在问题出发,从艺术与人生此在以及艺术与存在的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入手,方可思入艺术的本质问题;我们必须打破那种对象性—现成性思维方式的迷妄,将对"艺术本质"的追问视为一个直接关系人的存在意义的永无止境的求索过程;海德格尔的艺术本质之思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但他对追问入口的选择是独断的,也过分依赖于他自己特殊的"真理"概念,追问的又是艺术的本质之源而非艺术的本质本身。     

西方现代美学话语转换的四个方面

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的构成力量和陈述逻辑与传统美学完全不同,它们之间经历了四个方面的转变：１．传统美学话语遵循身体劳作与物之物性之间“交互转让”的有机原则,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则诞生于主体对世界进行肢解和符号编码的历史语境;２．主体在现代美学话语构成中居主宰地位,并经历了由非理性主体霸道到被消解的转变;３．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也经历了“语言学转向”,语言逐渐上升为美学和艺术的核心;４．传统“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的“美”已被现代主体的“显现”所形成的崇高、丑和荒诞所取代。     

交换价值：从“为人”的用在性到“为财”的等质性的转换——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研究

劳动塑形物品所获得的使用价值的物性方面,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只是当它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比如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下,它成为交换价值关系的物质基础时,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一种劳动对象化在物品上的人与自然的需要-效用关系,转向与此相同关系交换的另一种人与人的物品所有权变易关系,这是马克思后来经常指认的商品存在的神秘性的缘起。商品交换活动历史地现实抽象而成的等价关系,在充当实体商品的现实交换过程中的中介时,它又不得不重新反向对象化为可见的第三物-货币。价值关系不是物,但它却通过货币的对象化物性实在表现自己,使之成为一个与商品自身不同的东西相对立。这就是经济关系中出现的现实价值关系异化,而当人所创造出来的“奴仆”却成了万能的金钱驱使和支配我们,我们跪倒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时,这就是敌我性的货币权力异化。     

何为中国哲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若干思考

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如何理解"哲学"无法分离。哲学作为智慧之思不同于特定的学科,但近代以来又获得了某种学科性。同样,对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的无穷追问,赋予中国哲学以不同于具体知识领域的深沉内涵,而当这种追问被纳入作为现代知识谱系之一的哲学史并成为其考察对象时,它同时也被赋予了某种学科的形式。作为历史中的哲学,中国哲学既表现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并相应地呈现为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又是在历史过程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使之具有既成性,后者则赋予它以生成性。就中、西哲学的关系而言,中西之辩不仅是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而且更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内涵。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与近代以前的不同在于:它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     

解构批评与笑的艺术——兼论当代喜剧电影

“解构”旨在表明,逻各斯中心化的统一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自我颠覆的悖论之源。解构批评的基本策略是在文本内部抽绎出互不相容的指意取向,将其置于自我背反性的矛盾之中和意义无法确定的两难之境。而就“笑”的对象来看,喜剧性矛盾的基本特征也在于它的自我背反性,由此可以见出解构批评与笑的艺术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解构的快乐是一种极富幽默意味的智慧式喜悦。其积极意义在于,它从内部发难突破了原有系统的封闭结构,消除其本源、中心和二元对立,同时为“他者”的涌进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在内外因素的自由碰撞中,引发确定性之外的多元化思考,生成一种拥有无限可能性的意义网络。     

走向具体世界

作为“走向具体世界”的主要概念之一,“走向”既有“敞开”（认识）之意,也包含“规范”的内涵,与之相关的“具体世界”即真实存在。对世界的认识和规范,总是关乎理想与现实的互动。理想既有认识意义,也有规范功能,二者都基于现实而又还治现实。理想内含相关的形式,现实则构成了实质的对象。形式之维具有普遍性,但限定于此,则往往引向抽象性;实质的方面则关乎具体事物及其存在方式。从哲学上看,分析哲学侧重于对语言形式的逻辑分析;现象学虽然提出面向事物本身,但又表现出化现实为意识的趋向。理想、形式化的切入方式,同时具有“旁观”的特点。关注现实和实质的对象,需要进一步引向人与对象的互动,这种互动表现为“参与”。走向具体世界,同时表现为化本然为现实,这种建构现实世界的过程即以参与为形态。真正的参与不同于现象学的观念意义赋予,而是以实际“做事”为特点。做事即成己与成物,在这一过程中,敞开对象与走向具体的世界呈现内在统一性。参与、做事的主体,也即人的具体存在,后者既是存在具体性的体现,也是达到具体世界的现实条件。     

沙汀小说的叙述方式

中国小说观念、小说形式的现代化,是经过了晚清以来的蕴酿渐变,到“五四”时期发生质变而基本完成的。“五四”以来的我国现代小说,虽然也从传统小说母体中吸收了某些营养,但从基本格局到叙述方式,主要还是接受外来影响。在够得上“现代”意义的我国现代小说里,不仅完全摈弃了章回体的格局和说书人的俗套,叙述方式也不只是对叙述对象的被动适应(同一叙述对象,以不同方式叙述,效果大不一样),而成为作家自觉主动的美学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更富有意味和个性的一种艺术传达方式。沙汀虽然不是了不起的文体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真正称得上文体家的,除鲁迅以外,为世所公认的实在不多),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还是相当“现代化”的,他对现代小说叙述方式的把握和运用,也是相当成熟老练、灵活多样而富于创造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