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与彰显——论“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策略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新生代”小说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而以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其进行多元解读则成为评论界研究的热点。文章从坚守经验自我、穿越生活表象和个体化故事文本等角度入手,深入阐释“新生代”小说独特的叙事策略。     

论余华小说的宿命意识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先锋文学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小说观念和小说叙事方式等方面进行的;评论界对余华创作的探索性和先锋性所作的肯定性评价,也集中在对其创作意象的寓言性和象征性的研究和分析上。相比而言,对余华小说创作文本的生命内涵及其相应的文化内涵的解读与阐释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领域。从生命意识入手解读余华的小说创作文本,我们发现,余华的小说自始至终表现出站在“沉默的大多数”的立场上认同某种“宿命意识”的创作自觉,“宿命意识”的文化认同与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现实情怀相结合,构成了余华小说的深厚的人生关怀,这是余华小说创作在世俗化意义上获得广泛的文化认同的精神基础。     

外籍人士的浙江叙事——跨文化传播文本解读

在浙外籍人士关于浙江及其所在城市的叙事是跨文化交流中较为蕴蓄的存在形式.本文以后经典叙事学为研究路径,解析在浙外籍人士多样的叙事方式,并从三方面阐释外籍人士跨文化传播文本的叙事策略: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和叙事结构,探讨外籍人士作为文化“他者”的叙事建构,指出外籍人士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其隐性的传播效应需要合理的利用和把握.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作为非理性的偏见何以可能——理性主义的偏好及其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偏见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种认知罔顾事实和对话,是主体自身情感、信念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固有缺陷之外化表征。在西方跨文化传播中,东方被贴“标签”及至遭遇刻板偏见,乃为一般事实。直面此种现象,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逻辑搭建多囿于政治理念、国家利益、大众传媒等视野,相对疏于社会文化心理进路的考察。理性主义构筑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柱石,展现出西方社会“意欲”向外投射的根本要求,推动了现代性进程,但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危机也引致西方跨文化传播陷入“他者化叙事”泥淖。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媒体建构东方形象的非理性修辞和话语表达,而“东方主义”作为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其概念内涵及生成机制与理性主义偏好之间的深度关联,更隐喻出省思理性主义对西方话语生产的影响还需扎根理念空间。     

“野孩子”的爱和恨－－对《呼啸山庄》意象和主题的一种阐释

《呼啸山庄》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小说，对其主题的阐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解读其意象和细节入手，可以对小说主题作出一种新的阐释：即通过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这一对“野”的爱与恨，小说表达了对叛逆性格的崇拜和对虚伪“文明”的抗议。应该指出小说的男女主义公是具有严重缺陷的人物，作者对希刺克厉夫的复仇行动是有所批判的，从而捍卫了生活的人道主义原则。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     

末世英雄的寻父之路——《黑骏马》再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把《黑骏马》解读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突”导致的爱情悲剧,这种误读忽视了小说叙事的真实逻辑起点,即受文明熏陶从而内化了男权意识的男人,与视男权文明为无物的女性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在《黑骏马》的文本缝隙里,潜藏着叙述者难以启齿的自我垂怜情绪,同时也为读者充分展示了在父亲缺席的状态下,一个“男子汉”在女性身边的成长历程：从依附到对抗,最终通过女性完成人生蜕变、向父的行列皈依。     

超越亚里士多德诗学开创的研究传统——申丹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述论

小说的情节发展是西方文学批评的传统关注点，国内的叙事研究也一直围绕情节、人物、背景等要素展开。申丹首次在叙事研究中提出“双重叙事进程”的理论，打破了这一叙事中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传统，受到了国际叙事学界的关注。本文阐述了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的发展过程，理论内涵，该理论与诸多类似理论概念的区分，以及这一理论对叙事学、文体学、翻译学等诸学科的贡献，以期引起国内文学批评界对这一理论的更多关注、应用及评论，促使其在批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全球化与跨文化传播的“矛盾互动”

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谱系中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关理论的提取和论述,发现三个要素间的关系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西方社会将他者社会三要素间的关系简单“因果化”是造成对中国的偏见和教条主义论调的原因。基于此,进而尝试引入文明冲突的批判维度,对经济社会、制度设置、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批判四个维度的论述,以探析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与文明间跨文化传播的互动矛盾是怎样形成的,如何实践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基于本土文化遗产和历史遗产的表达,提出讲述自己故事的“中国叙事”,探讨后疫情时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创新。     

经典文本深度解读与全新研究范式建构的探索--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的文本解读方法述评

《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是一部从文本解释学视角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力作。首先,作者溯源求本:十分认真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精心解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同时在对文本进行精耕细作中,洞观底蕴———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思想与方法论上的异质性和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构架;其次,甄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理路与文本“症候”,建构全新深度解读研究范式,把握他们思想的理论逻辑、言说者的语境、理论旨趣和面对的“问题式”;再者,超越了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典文本具有“在手状态”的现成性,进而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蕴涵的多重思维向度及其理论内涵。     

间架：一个本土的理论概念

“间架”是明清小说评点家使用的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概念。间架概念源于建筑术语 ,被各门艺术广泛使用 ,它具有空间间隔与围合的特征 ,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间架的“间” ,是指空间的间隙、距离 ,在文本叙事中用以表述情节发展出现的障碍和曲折 ,间架的“架” ,是指空间的围合框架 ,用以表述情节线索的错综复杂 ;间架作为小说评点理论的结构概念 ,表明中国古典小说具有不同于西方小说在时间次序中叙事的空间性结构特点 ,它强调的是空间叙事结构的整体性、层次性和平面延续性。间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理论概念 ,与西方的时间化叙事理论形成对话     

日本访华学人纪行诗与近代文明论之关系

近代以降,东亚地区“华夷秩序”受到欧洲文明的冲击而至解体。日本访华学人以近代中国为“他者”镜鉴,并以纪行诗的文本叙事方式投射出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背离困境中舍“东”趋“西”的方向抉择。概言之,其受国民性格、传统、利益和使命的影响于纪行诗中通过对近代中国的“落后”表述而将“自我”纳入文明,将“他者”从文明“除名”,表露出对儒教文明的疏离和对欧洲文明的追崇乃至自我主体建构的文明论转向,并促进形成其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

“历史科学”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目前学界对此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不仅歧见纷呈,而且聚焦于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概念的阐释,往往忽略了恩格斯的相关思考,因而应从文本总体及其历史中对这一概念加以考察和把握。从历史语境来看,两位经典作家提出这一概念,根本上就是要彻底扭转“曲解”或完全撇开人类史的“意识形态”历史叙事,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彻底的唯物主义叙事。从文本的总体来看,“历史科学”应是一门以人们的物质实践为基础的、在社会历史领域改变世界的“科学”的总体性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诸多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三个层级结构及其相关命题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使“历史科学”的唯物主义叙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严密性的整体。在新的时代境遇下,从文本的总体及其历史来把握“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无论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学说抑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拉康:从主体际到大写的他者

经由后殖民理论等文化研究,他者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实际上,现代性的过程就是总体化的历练,在全球化的时代,“他者”自然成为“问题”,他者问题实际乃是后主体时代的“主体问题”,它不仅关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辩,在学理上也关涉德-法之争。在学科建制本身即已西方化的当下境域中,回溯西方哲学语境中的有关他者的言说、理路及其问题,或许有助于为我们民族和个体的真正个体性多元化的自我定位做好准备。希望这组旨在廓清理论地平线的笔谈能够对国内他者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推进。     

《三言二拍》梦象叙事及其文化学意义

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中,"梦"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元素,以《三言二拍》为例,其中的梦元素叙写现象就较为突出。从本土文化的视角来说,这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说叙事现象,可称之为梦象叙事。梦象叙事在小说文本中具有独特的叙事学意义,它既是不同于西方的小说预叙手段,也是小说篇章结构的建构手段,是作为小说艺术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这种叙事现象的背后是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的投射,因而梦象叙事也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学意义,"天人相感"的天人关系论成为促发梦象叙事的哲学基础,同时以民俗心态为主的民族文化心理又是孕育梦象叙事的生活文化土壤。对梦象叙事还可从叙事文化学的角度作纵向的深入研究,这对中国古代小说民族特性的发掘和本土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托尼·莫里森新作《家》的叙事策略

莫里森在新作《家》中第一次在第一人称内聚焦和第三人称零聚焦的二声部复调叙事中,运用了"消解"和"疏离"的叙事手法,呈现出内聚焦叙事不断挑战、质疑传统"全知全能"的零聚焦叙事的叙事现象,在现实主义写实和白描中渗透了后现代叙事理念和元小说特征,为莫里森的后续研究和未来的小说叙事探讨提供了参考性文本。同时,小说采用了非线性和场景循环的叙事结构,运用了陌生化的叙事语言,对于文本意义的阐释和解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展现了独特的叙事风格。     

民族志的阐释与历史的真实——以拖雷之死为例

对于传统民族志来讲,历史记录就是历史本身或历史事实.然而,从现代民族志视野看,历史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对历史文献记录不断更新的阐释,也导致了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关于“拖雷之死”这一历史事件,历史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叙事文本,学者们对有关“托雷之死”的诸多文本也持有不同看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些学者以“宫廷斗争论”来阐释“拖雷之死”,今有罗贤佑推出“托雷死于窝阔台之害”的看法,笔者试图针对“拖雷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的文化建构过程,对罗贤佑的这一论点提出商榷.     

情境、角色与媒介:对《人生》两版本中集市与文化馆场景的分析

路遥的小说<人生>和由其编剧的同名电影中,均出现了富于文化意味的集市和文化馆场景,它们在艺术作品中呈现了社会转型期的城乡文化景现.也具有某种叙事潜能.借助对小说<人生>和电影<人生>的解读.研究者可以透视这两个场景的叙事功能.并在欧文·戈夫曼的传播理论基础上对其文化意味进行比较和阐释.     

萨特的谋划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这组笔谈 ,是关于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重要论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文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 ,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 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 ,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萨特 (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笔谈讨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思想转变的特定历史语境 ,并分别讨论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范畴 ,如作为萨特对所谓辩证理性的独特定位、作为他的存在哲学个人本体论关键的谋划概念、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此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的重要学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