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媒介事件的重新定义及其作用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及其传播理念的发展,可以在国际传播和媒介融合背景下对“媒介事件”进行理论申发——升华为“全球媒介事件”。全球媒介事件是指通过新媒体、电视、报刊等各种技术媒介,在国际主要媒体有持续重要报道的全球性事件。伴随现代媒介的变迁,全球媒介事件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议题充分世界化,各种技术媒介相互联合,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等等。全球媒介事件可以分为重大突发事件和提前策划两个类型,其对国家形象一般分别会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提升民族地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能力的路径设想——以建立"政府-媒体-公众"联动制度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7·5"事件等民族地区突发事件的信息流向分析,提出突发事件信息系统的核心是建立"政府-媒体-公众"联动制度为中心的信息控制体系,即政府为主导,媒体为辅助,公众为服务主体,以达到将无序信息转化为可控信息的目的.     

社交媒体上科技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控制——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双黄连事件”为例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也使虚假信息泛滥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社会问题。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双黄连事件”在我国爆发就是一个例子。本文将该事件作为社交媒体中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案例,以其在微博上报道和讨论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虚假信息的产生原因和纠正机制。研究显示,“双黄连事件”是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典型案例,揭示了科学、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与公众科学传播之间的差异、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与媒介的规范及工作方式之间的差异是其发生的深层原因;疫情初期社会公众的焦虑情绪和社交媒体平台运作方式直接推动该事件的发展。     

试论突发性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

近年来,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对经济增长、社会安定以及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于是,关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讨论和研究也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在对众多突发事件的探讨和评论中,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实施信息公开,对于缓解公众压力、协调公众行为、提高应对能力、成功化解危机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认同与抗争: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媒介建构——以媒介关于“唐慧案”的报道为例

我们将"唐慧案"置于"新社会运动"的背景下,研究媒介与社会冲突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党报为代表追求的主流媒体所形塑的"公平正义"框架和以市场化媒体为代表追求的"法制化"框架是媒介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发展的结果;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对"唐慧案"的报道,反映了在针对中国底层抗争政治报道中新闻媒体及从业者对于专业主义理念的践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以往的研究认为媒介在社会动员和建构集体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关于"唐慧案"的底层抗争中,媒介的动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媒介建构的集体认同更多的是媒介之间的自我认同。由于大众媒介的报道和介入,使得"唐慧案"具有的底层抗争政治的性质更加明显,大众媒介不仅仅是这场抗争运动的报道者,同时也参与建构并消解了这场底层抗争运动。     

“耐克广告”事件：民族主义话语权力的滥觞

"耐克广告"风波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媒介事件,大众传媒是这起媒介事件的制造者、主导者.他们对于现实的想象和虚构吸引了公众的目光并且带动公众一同进入这起媒介事件.更重要的是,媒体始终通过民族主义的话语形式来进行报道和并且以此作为推动事态发展的原动力.如果说这场事件是一场对待"耐克"的讨伐之战,那么经过媒体的演绎,事件则成为了一场以"民族主义"为口号的,对待西方文化尤其商业文化的抗议示威,更是一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为西方对于中国传统精神的侮辱而采取的复仇行动."耐克事件"证明了民族主义话语权力是新意识形态统一同化内部言论的最强大的力量."耐克广告"事件成为了国家民族主义的情感认同和感情的升华.它背后包含了东西方解读的差异和文化的冲突.     

视觉修辞与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

在大众传播时代之前,语言修辞与政治传播呈强相关联,政治传播媒介凸显于语言修辞,而在互联网大数据存储技术与自媒体普遍运用下,视觉修辞作为显性媒介,为政治传播带来强大的能量场。视觉媒介呈现图像、叙述事件、展现场景、建构意义秩序,可能导致新的话语格局变化,在全球视野之下,视觉媒介成为已经成为现代政治传播中强大的价值传递工具和文化力量。     

突发事件舆论中的情绪极性与传染模式：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互联网在公共领域的渗透日渐深入，局部或者单一的突发事件由于社交媒体的介入往往会延伸至公共空间，成为公众广泛关注、参与的公共议题。社交媒体用户的情绪积累与传染可能左右网络舆情的走向。判断社交媒体舆论中的情绪类型，分析情绪传播特征继而验证影响情绪传染的因素变得十分重要。以“昆山反杀案”为切入口，运用情绪挖掘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突发事件舆论中的网络情绪进行粗、细粒度识别和网络模体、级联深度分析。研究发现，在微博场域中，“昆山反杀案”舆论的情绪化倾向明显，情绪分布以“好”的情绪最为显著；情绪传染路径以广播式传播为主，情绪传染呈现明显趋同性特征。事件发展态势与情绪极性均为情绪传染的相关因素，而随着级联深度的增加和讨论的深入，情绪逐渐趋于理性，显示了微博舆论场的“自我净化”功能。     

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及其影响:新媒体事件的视角

本文采用"新媒体事件"的理论视角来分析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及其影响."新媒体事件"的概念脱胎于"媒体事件",强调在新的媒介技术环境下媒介事件新的传播机制.从该理论视角出发,本文具体探讨了突发事件中的舆论载体、主体、过程及影响,指出突发事件的舆论生态是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体媒体生态系统中运作,呈现出非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特征,其个案意义与长远影响取决于事件是否具有体制性变革的潜在方向.     

政治媒介化：基本意涵、关键概念和理论框架

政治媒介化既是一种统述新闻媒体驱动、形塑政治的概括性理论,更是一种用于考察媒介化背景下政治传播制度形态、文化生态和实践样态的视野和取向。它用“媒体逻辑”和“政治逻辑”扎定媒体、政治的意涵与范畴,用“四阶段”“四维度”引申出二者交互的过程性和现状性结构,为研究媒体形塑政治的趋势、面向、方式、程度、情境差异等提供框架基础。立足经验主义研究典范,政治媒介化有效避开了政治传播中诸多规范性问题的陷阱,有效驳斥了不同国家政治传播存在“高低之分”“先进落后之分”的论调。但政治媒介化在框架设定、研究路径以及对新媒体发展现实的理论回应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局限。     

免疫系统论视域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国家审计的作用研究

财政资金的划拨、分配、使用与管理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备受关注。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十分重要的一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审计监督作用。有效发挥国家审计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监督职能,能够提升国家审计工作应急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充分彰显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基于免疫系统理论,首先阐释了国家审计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监督作用的机理;其次,分析了国家审计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揭示、抵御和预防等功能方面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国家审计存在问题的纾解对策与优化路径：以资金流向为突破,强化审计揭示作用;推动部门协同,形成监督合力,提升审计抵御能力;完善审计规范性文件;推进审计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大数据审计模式,发挥审计预防功能。     

舆论监督面临企业的危机公关

富士康状告记者事件最终以富士康公司撤诉而告终。媒体和公众都对富士康公司依仗资本对记者的舆论监督权利进行亵渎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是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也应该对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进行认真思考和总结。本期我们安排的这一组稿件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在这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陈力丹、汪露的文章认为,面对舆论监督过程中企业的危机公关,媒介应把建立应对机制和完备的自律体系有机结合起来;陈中原透视整个事件的经过,从多个角度提出新闻界要加强社会冲突报道的法律保护意识和保护制度的建设;贾世秋从媒体记者、立法司法、公众言论、企业公关几个角度对避免舆论监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舆论审判”问题进行了探讨。     

浅谈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宗教感情与舆论的心理引导

宗教问题历来是新闻宣传中最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之一,近年来各种与宗教相关的社会突发事件、社会热点事件不断发生,使得这些事件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成了大众传媒、宗教媒体比较棘手、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课题,当前学术界相应的研究也显现不足.本文认为,具有偏执和妄想特征的宗教感情是一种特殊的群体心理,在突发事件或一定刺激下表现得更加强烈,传播者在坚持宗教禁忌报道的“恪守”原则等基础上,可以从归属、认同、怂动、凝聚四个方面加大舆论的感性心理引导,在满足其心理慰藉和情感宣泄的同时,能更有效地化解矛盾,使其宗教感情朝着更为平和与高尚、和谐与积极的方向发展.     

舆论监督要力避"舆论审判"

富士康状告记者事件最终以富士康公司撤诉而告终。媒体和公众都对富士康公司依仗资本对记者的舆论监督权利进行亵渎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是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也应该对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进行认真思考和总结。本期我们安排的这一组稿件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在这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陈力丹、汪露的文章认为,面对舆论监督过程中企业的危机公关,媒介应把建立应对机制和完备的自律体系有机结合起来;陈中原透视整个事件的经过,从多个角度提出新闻界要加强社会冲突报道的法律保护意识和保护制度的建设;贾世秋从媒体记者、立法司法、公众言论、企业公关几个角度对避免舆论监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舆论审判”问题进行了探讨。     

法律恐吓与记者权利保护

富士康状告记者事件最终以富士康公司撤诉而告终。媒体和公众都对富士康公司依仗资本对记者的舆论监督权利进行亵渎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是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也应该对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进行认真思考和总结。本期我们安排的这一组稿件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在这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陈力丹、汪露的文章认为,面对舆论监督过程中企业的危机公关,媒介应把建立应对机制和完备的自律体系有机结合起来;陈中原透视整个事件的经过,从多个角度提出新闻界要加强社会冲突报道的法律保护意识和保护制度的建设;贾世秋从媒体记者、立法司法、公众言论、企业公关几个角度对避免舆论监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舆论审判”问题进行了探讨。     

高校危机事件中的媒体应对策略分析

危机事件和突发事件有着内在关联。在高校危机事件的媒体应对中,应严格区分突发事件与危机事件,利用媒体及时传播突发事件真实信息,有效化解突发事件可能引发的信任危机;关注网络舆情,避免突发事件处理失当而引发校园网络群体事件危机;充分发挥高校新闻发言人的沟通引导作用,正面回应突发事件,及时化解由此可能引发的舆论危机。     

环境议题的“能见度”之变与电视话语建构——以央视《新闻调查》(2000—2019)为例

环境传播深度嵌入国家、社会、媒体与公众的复杂互动中。针对央视《新闻调查》(2000—2019)环境报道的研究表明,环境事件、大众媒介、公众参与、国家政策驱动着电视环境报道的议题变迁。基于环境议题的国家、社会与媒体互构,体现了环境传播、环境治理的观念变革,即从"控制"转向"激励"、从"被动维稳"转向"主动治理"。国家主导的环境话语、基层政府的绩效观、媒介生态变化以及调查性报道的式微等,深刻影响了我国环境议题的媒介话语建构。     

全媒体语境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有利于传播政治知识,培养公民政治兴趣,影响政治文化的形成;媒体对受众的政治社会化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进而影响到受众的政治立场,型塑受众政治人格;媒体与公众、政府的有效互动有利于形成完整的政治传播链条:民众通过媒介手段表达政治立场和利益关切实现政治参与.为有效引导公民政治参与,政府应当变管理为服务,重构政府与媒介、公众之间的话语体系.     

主持人的个人危机管理

越来越多的明星因为绯闻或者其他突发事件而受到争议,主持人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同时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或者说是传媒界的明星也频频陷入＂某某门＂的个人危机中。这对媒体的公信力、社会和公众众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何对主持人的危机事件进行管理,成为一道重要的题目。     

主持人的个人危机管理

越来越多的明星因为绯闻或者其他突发事件而受到争议,主持人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同时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或者说是传媒界的明星也频频陷入＂某某门＂的个人危机中。这对媒体的公信力、社会和公众众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何对主持人的危机事件进行管理,成为一道重要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