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现实窘境、议题反思与应对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窘境主要体现在疫情加剧女性的就业困难和脆弱性、无酬照料增长和家庭暴力激增、疫情对女性健康产生差异化影响、新的不平等教育和数字性别鸿沟形成,以及疫情中女性领导者的缺位和女性形象的矮化上。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的思路应聚焦于将女性置于恢复决策和进程的核心,对女性全方位赋权,并以预防机制的建立作为应对风险的长期方案,从政策制定、就业平等、家庭责任、健康维护、教育与技术公平、政治与文化参与等方面着力探索性别平等治理工具。     

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分析: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劳动是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一个重要特征。文章在人力资本视角下,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通过建立Logit模型,控制其他影响变量,考察人力资本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非农劳动参与有积极影响,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非农劳动参与,但健康状况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不明确;控制变量方面,农业劳动任务的增加会降低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率,地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也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概率更低一些,此外,婚姻因素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不明确。     

影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状况因素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2006年的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单位分析了女性劳动参与状况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女性年龄、孩子数量、家务劳动与个人收入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状况的重要因素。女性年龄越大,劳动参与越少;当孩子数量为两个的时候,其与女性劳动参与状况并不显著,当孩子数量为一个和三个及以上时则显著;家务劳动对女性劳动参与状况有负的影响;个人收入仍然是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原因。而与父母同住和婚姻状况则对女性劳动参与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工资弹性的地区差异

中国各地区间劳动力市场相对分割,劳动力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存在制度障碍,同时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工资率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可能导致各地区城镇居民劳动参与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劳动参与行为,并估算不同地区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结果表明:在每个地区内部,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均明显大于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随着地区工资率的上升,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上升,劳动参与工资弹性明显下降;随着地区工资率的上升,男性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劳动参与工资弹性没有显示出持续下降趋势。因此,消除户籍制度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提高工资水平,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居民的劳动参与和就业,而且有助于抑制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托育服务社会化及其经济社会效应评估

发展托育服务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托育发展的基本特征,探讨了托育服务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一般规律,澄清了一些认识偏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婴幼儿入托率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福利制度决定了托育服务社会化程度,背后蕴含着文化观念的深层次影响。托育服务并非提高生育水平的充分条件,发展托育服务对于提高总和生育率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有效地促进了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推动了性别平等。托育服务更为深远的意义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作为幼儿早期发展的重要举措,托育服务促进了下一代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应该坚持儿童优先原则,不宜将提高生育水平作为直接政策目标,关键在于促进女性劳动力市场发展和未来人力资本积累。     

累增还是累退?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利用潜在类别模型、增长混合模型和二元Probit面板回归模型分别讨论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形成、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基于“劳动—休闲”分析框架，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可分为劳动型、休闲型、均衡型和消极型四种，其中劳动型和消极型老年人人数较多。(2)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变化出现累增和累退两种趋势，但不同模式的变化情况有所差异。(3)从影响因素结果来看，个体因素、家庭因素、保障因素和区域因素均会影响不同社会参与模式的变化，其中尤以性别、年龄、城乡类型、出行障碍、所属区域影响程度较高。(4)从异质性结果来看，城镇女性老年人选择累增的可能性比城镇男性老年人高出15.6%;而农村男性老年人选择累增的可能性比农村女性老年人高出13.8%;影响男性老年人参与累增的因素多于女性老年人；出行障碍仅对中高龄老年人参与累增有影响。     

从女性劳动参与率审视我国社会政策的调整

近年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5-35岁之间黄金劳动年龄范围内。在这一时期,女性劳动者面临着怀孕哺乳、儿童照料、家务劳动参与以及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双重任务,处于工作与家庭的剧烈冲突之中,劳动供给极为困难。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文章从性别歧视、时间和精力上的冲突、情感归属上的冲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借鉴韩国、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经验,从儿童保育、措施或政策、公平就业机会、防止怀孕歧视、工作时间安排等方面提出提升有家庭责任的女性劳动者的参与率的一些社会政策建议。     

中国大陆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进展及发展方向

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学者相比,我国经济学者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比较少,虽然国际上女性主义经济学近年来已成为经济学界最活跃、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但是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劳动参与和就业,职业流动与性别隔离,性别收入和工资差异,无酬照料劳动、时间利用及其对女性福利的影响,人力资本、健康与教育,以及公共政策六个方面,综述了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社会性别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进展,并分析了该研究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方向。     

中国大陆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进展及发展方向

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学者相比,我国经济学者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比较少,虽然国际上女性主义经济学近年来已成为经济学界最活跃、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但是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劳动参与和就业,职业流动与性别隔离,性别收入和工资差异,无酬照料劳动、时间利用及其对女性福利的影响,人力资本、健康与教育,以及公共政策六个方面,综述了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社会性别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进展,并分析了该研究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方向。     

城镇女性的生育型职业中断问题探析

女性的职业路径经常会因为生育、抚育子女而被中断,传统性别观念、托幼公共服务短缺导致了照料责任的女性化,生育二孩、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女性职业中断期较长。职业中断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育儿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责任,更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实现育儿与工作的平衡,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和谐平等的性别文化环境,更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协商与合作,建立起完善的生育与就业支持体系。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及衡量“女性劳动”价值的分析

近年来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使得经济学界重视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女性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初步形成,其研究的主要问题非常广泛,家庭照顾、社会福利、无酬劳动等都是其关注的对象。20世纪,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为改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受到的歧视,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解决方案,希望通过报酬的平等来提高女性的权益,正确对待和衡量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付出。而21世纪,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们则把"女性劳动"的衡量标准从"收入"转向"时间",主要研究女性在家庭劳动时间上受到的歧视,关注女性在非劳动力市场即在家庭中的无薪酬劳动。我们对女性主义经济学兴起的背景追根溯源,力图厘清其发展脉络,分析其对"女性劳动"的衡量。     

“她们为何不说话？”——论协商团体中的女性参与困境及对策

协商民主的倡导者们强调平等参与是协商的必要条件，但实践经验表明，女性在协商团体中经常处于高度不利的地位。性别角色理论提供了理解女性为何甚少通过发声来施加权威和影响力的三种社会心理机制：自信心不足、冲突规避和社会联系取向，但上述机制作用的大小还取决于所处协商团体的决策规则。性别构成和决策规则的交互作用，意味着要实现协商中的性别平等参与，须遵循如下规则：在团体中女性数量少于男性时，采取全体一致原则；女性占多数时使用多数决定原则；无论何种情况，都应避免在女性占少数的协商团体中运用多数决定原则。     

“理想照顾者”文化规则的破解:社会政策支持母亲就业的关键问题

从家务劳动社会化到21世纪之交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再到最近十多年来与家庭政策和儿童照顾政策相关的政策工具和内容,中国支持母亲就业的诸多社会政策建议隐含了对母亲就业问题的认识从单一的解放女性劳动力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再到工作与家庭平衡、经济与社会整合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来,母亲被视为"理想照顾者"、男性被视为"理想工作者"的文化规则逐渐形成。支持母亲就业的支持政策要回应此性别文化规则带来的各种问题。对西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促进女性就业的效果及其经验进行梳理,对两家企业在应对"理想工作者"文化规则方面的实践进行分析,从政策理念、政策内容和社会文化三个层面提出破解"理想工作者—理想照顾者"文化规则的途径。     

女性的社会平等与性别差异

一、平等、差异与正义两难 在表面上性别中立的公民资格模式之下,女性平等的公民资格权利将与男性相一致,女性将能够作为与男性不相上下的同伴公民参与到公共领域当中.然而,由于性别中立的假定,公民资格的权利、义务分配及行使均由普遍的正义原则来引导,与性别无关.     

垄断劳动力市场、最低工资限制和不平等

关于劳动力垄断市场对于加总经济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现有主流经济学已经有了很规范的结论,即垄断肯定会造成产出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损失。本论文主要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对不平等的影响以及最低工资限制对不平等的作用。本论文的分析表明:首先,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相比,完全垄断市场肯定会加剧不平等;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下,最低工资限制对不平等的影响也是不一定的,它具体取决于均衡状态劳动需求弹性的大小;最后,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买方垄断的情况下,高于完全垄断市场工资水平的最低工资限制肯定会使得失业和不平等同时改善。     

中国老年妇女经济与生活状况的社会性别分析

文章通过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对老年女性经济与生活状况的考察,探讨了老年女性贫困人口相关社会问题中隐含的性别不平等状况。文章认为,老年女性人口经济资源获得途径分为自我转移、家庭转移和社会转移三大类,老年女性人口在获得经济来源和收人支持方面因社会性别不平等而较男性存在较大劣势,进而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在“社会”上贡献,于“市场”中受损——女性就业悖论及其破解

本文关注女性就业及其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认为女性在"市场"中的受损主要来自其在生育养育和家庭细胞建设方面的"社会"贡献.市场与社会的分离让女性的就业陷入了一个悖论.解决问题的方向是由社会和市场共同向女性提供补偿.     

性别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功能性影响

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足以改善性别不平等状况,即性别平等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它需要坚定的政治承诺和可持续的政策机制。如果仅仅依赖财富的增加,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而然会带来妇女地位的提高;或把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对立起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以求得经济发展,这种片面的发展观和经济决定论不但会导致性别平等事业的停滞和倒退,而且也不会真正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弱化了国家对妇女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在工资、招聘、提升等方面对女性的歧视。     

论妇女职业发展道路与大学教育

近年来，关于女性的职业发展道路经历了几场争论，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理论，一种理论是女性应该回家去，重新围着锅台转，相夫教子，做个贤妻良母，把女性的那一份工资给男性，家庭经济不受影响，丈夫、妻子、孩子均可获得轻松的生活；第二种理论是男女均应参加工作，谁有才能谁发展，由于夫妻双方均参加工作，彼此更容易理解而相互协调，可相互帮助度过中年的婚姻危机；第三种理论认为第一种理论容易造成男女不平等，夫权思想抬头，第二种理论容易造成夫妻双方疲惫，孩子缺乏家教，因此妇女应该阶段性就业，即未婚未孕前就业，孩子7岁后…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女性素质研究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女性素质问题 ,为寻求两性平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即不仅仅满足于法律意义上男女间的权利平等 ,而是以心理研究为基础 ,从性别关系分析着手 ,研究女性为何与男性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及如何获得真正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