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两种理论——基于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比较

伊壁鸠鲁学派从原子运动的偶然性出发,推导出人的意志自由,道德责任的前提获得成立。斯多亚学派由于坚持泛神论的本体论,逻格斯统治着一切,人类便失去了意志自由,道德责任得以消解。两个学派还由此出发得出了不同的人生目的论,伊壁鸠鲁学派主张追求快乐而斯多亚学派主张服从上帝。     

论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对身心二元论的突破

本文研究梅洛-庞蒂的身体表达理论,通过阐述肉身化主体及其意义投射,来说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如何以主客、心物交融的身体表达取代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传统西方哲学中身心二元对立使得身体现象被还原为身体表象,把我们对世界的体验简化为空洞的思想。从现象学角度出发,作为知觉主体的身体是一个"能思维的物体",因而是"主体——客体"。身体与世界的接触是一种朦胧的知觉经验,身体这一"委身于世界之中的主体"是意义生成和变化的核心,它是无法还原的,沉默的身体已经先于一切意识的表象而使原初的意义显现在"绝对的明证"之中。以这种方式消除身心之间的鸿沟也就是以彻底经验主义的方式贯彻了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宗旨。     

伊壁鸠鲁对于古典政治哲学的摇撼

伊壁鸠鲁哲学在希腊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具有范式变革的重大意义。虽然这种哲学貌似不关 心政治哲学,专注于本体心性治疗之学,但是其思想从几个根本的方面撼动着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 公共生活、内在大序、共同体本体和政治神学。古典共和主义在罗马的传人意识到这一点并奋起回击,现 代性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家也都从各个方面追溯到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指向与马克思自由观的奠基——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对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学界普遍理解为他对伊壁鸠鲁由原子偏斜运动体现出来的自由感兴趣.但是,纵观古希腊的哲学,自由并不是伊壁鸠鲁的独创,而就是希腊人当下的、本真的生活状态.因此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都忽略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现实性.这才是他选择伊壁鸠鲁的初衷.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解释马克思后期的思想转向.可以说,正是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指向吸引了马克思,并为其自由观奠定了现实性、实践性、反宗教性的基调.     

走向女性主义身体哲学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将身体研究上升到其理论的核心位置。①她们反对已经异化的身体概念,主张回归自然本真且生动活泼的身体,从身心合一而非身心分离的高度去思考自我和身体。她们详尽审视了二元思维的弊端,在对其批判和超越中,试图消解传统的主体概念;认为身体并非只是被支配和利用的客体或肉体,它更是主体之全部,从而在解构先前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独特的身体话语和全新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身体哲学。     

略论儒门学派的演变及其地域形态

儒学发展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儒门学派.这些学派的分立,支撑起了儒林事业,也赋予了儒学生命力.儒门学派发展中,地域性特征非常突出.从汉至清,儒学发展的地域化形态表现为官学与民间学的对立,文化中心与非文化中心的不同,南方与北方的迥异.近代以来儒学在解构与重构中变成灵魂的记忆,但儒学研究的地域性却始终伴随着儒学的起落.对儒学门派的地域性进行深入探讨,会对未来儒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     

身体文化特征及其对体育运动的启示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身体文化的特征及其对体育运动的启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作为人类存在本质证明的身体,其中心性却长期以来被遮蔽、被贬损;身心二元论是关于身体文化的主流思想,在身心二元论里,身体处于附属的地位,由此也导致了诸如阶层歧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弊端;身体对文化习俗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文化习俗对身体产生了强烈的规训作用;身体对文化习俗也具有抵制性,这种抵制蕴含着革新的力量。身体文化特征对体育运动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包括:体育运动要突出身体的中心性,重构身体文化;体育运动要充分利用身心统一的特点,去化解身心二元论所带来的阶层歧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问题;体育运动要充分利用身体对文化习俗的依赖性,借助文化习俗的力量发展自身,同时要对身体之于文化习俗的抵制性保持宽容并进行引导,以便创新体育运动的发展路径。     

威仪、身体与性命——儒家身心一体的威仪观及其中道超越

对于春秋威仪观的解读,学界一般将威仪等同于礼,实际上礼仪是仪式化的礼的规范,而威仪则是经由礼仪实践而呈现的身体气象,具有身心一体的特征,二者具有微妙却重要的差异,此一差异指向了身体在礼乐文明中的特殊地位,与儒家早期性命思想密切相关。在春秋时期,身心一体的威仪被看做是定命的方式,具有超越意义;同时又潜在地包含着孟子心性中"大体"、"小体"两个面向,对于后来的人性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基于身体的威仪观所体现的超越精神,既不同于单纯的外在超越,也不同于后来基于心性论的内在超越,而是一种身心兼融的中道超越,体现了早期儒家超越方式的特殊性。     

翻译中的文化——文化学派的翻译观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基本上进行的都是纯文本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文本以外的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翻译的纯文本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而对于文本之外的因素的探究开始在翻译研究中逐步盛行。而这种文本之外的研究催生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流派——翻译的文化学派。文章通过对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安德烈.勒菲弗尔以及劳伦斯.韦努蒂的理论思想的简单评述,突出翻译的文化学派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的作用,为进一步在文化角度上研究翻译抛砖引玉。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兼论第四种比较文学观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一种强烈的欲求,就是希望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实际上这是争夺文化话语权的一种策略,是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反抗。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最大问题在于方法的缺失,即无法找到与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相比肩的研究方法。这恰恰显示了中国学派吁求的致命伤,即根本找不到所谓中国独有的比较方法。本文将比较方法与比较观念分开,指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只是一种基于民族本位情绪的比较文学观念,并不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所以,我们不妨把方法问题悬置,只要是从中国当代文化出发思考问题、贴近事实,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可能会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这也是提出第四种比较文学观的原因。     

价值的追求：古典自然法学派评析

自然法学说是西方一切法哲学流派的滥觞,对价值的不懈追求则构成了这一学说的核心所在。古典自然法学派,在整个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历程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典自然法哲学家们的思想为建构现代西方文明的法律大厦奠定了基石。本文拟从学说、贡献及其局限等方面对古典自然法学派予以评析,并就它的兴盛与式微作一番反思。     

“哥本哈根学派”的维度：在主体与客体之间

以“哥本哈根学派”为节点,通过对哥本哈根物理学派和语符学派的哲学基础的详细探讨,于历时平面,上溯康德“主体间性”对哥本哈根学派在哲学思想上的影响,明晰学术源流;于共时平面,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哲学基础相比较,在差异中明确“哥本哈根学派”在20世纪科学研究史上的鲜明特色和重要地位。在综合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对“哥本哈根学派”作出合乎实际的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评介。     

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及其经学文明观

常州学派作为一种思想脉络,是理解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转变的关键。深入考察常州学派的治学传统,可以发现常州学者在专研《春秋》及“公羊学”的同时,还有一个《春秋》与《周易》相会通的独特视角,这一点对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尤为重要。正是基于此经学视角,常州学者才得以将“天道与王道”“变与常”“显与隐”相互涵摄,由此推衍圣人“经世之志”以及“性与天道”的微言,发挥六经“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晚清今文学者继承了常州学派的经学理路,进一步着眼于东西文明图景的变革,阐发出一套应对新时代变局的经学文明观,以便重新认知和解释近世中国所遭遇的文明嬗变。     

智者学派：诡辩的法律思维——西方法哲学的嚆矢

古希腊智者学派的智者们以其辩论或演讲的独特方式发表了他们各自的法律观点,诸如法律的概念、法律渊源、法律价值、法律伦理以及法律二元结构论等等,这些思想观点在对当时奴隶主城邦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辩论的同时,也奠定了西方法哲学理论的基本论题,从而成为了后世人们法律思想、法学理论的智慧源头。     

市场主体的分散行动能否导向市场协调——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审视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理解为一种均衡状态,并基于各类给定的完全知识论证市场的有效性,奥地利学派将市场视为由企业家推动的一种动态过程,其基本机制就是竞争。奥地利学派强调,市场中的个人知识具有主观性、分散性、排他性和默会性等特征,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以最佳方式使用这种个人知识,在这方面市场机制相对中央计划体制拥有明显优势。动态市场中通过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能够反映各种资源和产品的相对稀缺程度,是信息披露、传播和利用的有效机制,同时有助于企业家发现并利用利润机会并最终实现市场协调和市场秩序扩展。正是基于对个人知识和市场动态发展过程的强调,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已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很多经济学人支持市场有效性的理论基础,然而,奥地利学派明显地夸大了个人知识在社会决策中的地位,忽视了个人行为的非理性,从而无法发现自发市场中的内卷困境。因此就奥地利学派对自发市场的推崇及其各种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我们应该持有审慎的态度。     

企业家精神能否带来有效市场——基于奥地利学派企业家才能观的考察

奥地利学派将有目的的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强调要集中分析行为的动机而非行动的结果,同时将对市场环境中的利润机会保持警觉的特性视为企业家精神,而将充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视为企业家才能,认为正是由于企业家的作用,使市场经济中的分散信息得以发现和利用,从而实现市场协调和市场秩序的扩展,因此高度推崇企业家的作用。然而,由于正统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理论根基于“套利”说,无法界分企业家行为和非企业家行为、垄断行为和非垄断行为,也无法认识销售成本和产品差异、甄别企业家的欺诈和强制,所以无法区分不同企业利润的性质和不同市场行为的作用,进而不能理解市场的非效率存在。     

从支配到和解：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启蒙主体的批判与重构

20世纪以降,法兰克福学派以《启蒙辩证法》的启蒙语境为逻辑原点,探寻启蒙主体从病态的支配性到与自然、他者、自我逐渐和解的艰辛历程,从而提出了关于启蒙主体的不同批判指向与重构方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描绘出批判精神、平等交往、承认他者等新型启蒙主体的三维解放图景。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推动启蒙主体的交往模式转型,霍耐特则将启蒙主体与他者的和解建立在为承认而斗争的规范基础之上。法兰克福学派三代学者对启蒙主体的批判与重构,在回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重释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其逐渐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视域,所以其理论的现实性一定程度上被其方法论的妥协性和空想性所消解。     

加州学派：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海外兵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新经济史学的长期浸染，国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开始广泛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其中，以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崛起并成为主导力量的美国加州大学为代表，形成了所谓的加州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