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人”与“人的解放”——马克思实践生存论的解释向度

在实践生存论的维度上,"解放的人"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一致性。"解放的人"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要素,本质上构成马克思对关于人的本质的实践生存论的主体核心。"人的解放"是"解放的人"的价值旨归,指引无产阶级完成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这就要求划定"解放的人"的概念边界,厘清何者成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回复无产阶级以人的本质确立无产阶级关于"人的解放"的使命所在和社会目标,阐明"解放的人"和"人的解放"辩证统一的内在机制和现实依据,最终才能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完全解放。     

“高度契合”与“互相成就”——论“第二个结合”的逻辑前提与根本任务

“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法宝,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推动“第二个结合”是一个历史与逻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第二个结合”的逻辑前提。“第二个结合”的根本任务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确立坚实的文化基础,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文明的充盈活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第二个结合”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重要的实践价值。     

儒家经典与“第二个结合”

儒家经典是中国最古老、影响最深远的文献,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源。儒家经典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精粹的内容,成为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是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依据。在长期的教育和教化活动中,经典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许多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至今仍具有超时代、超地域的实践价值。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自然应当从经典入手,对经典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现代发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现代化。     

“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意义的学理阐释——兼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精髓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过程中的重大思想解放。中国具体实际不仅包含由政治经济因素所构筑的客观条件,而且也包含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构筑的文化心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摆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前所未有的重要高度,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判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达到了新高度,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结合”内具的思想解放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根脉”的高度,通过“结合”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有机统一,重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体两翼”的动力机制;二是从更加宽阔的历史视野、更加深厚的历史纵深出发,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传承发展深入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显著优势,拓宽了“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三是中华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及其积淀下来的宝贵智慧滋养,为深化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也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提供了无比坚定的自信源泉。     

如何理解“人的解放”——论马克思和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思想差异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的一个根本主题和价值指向。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论战构成了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之形成演变的重要依据,仔细甄别、辨析和重构二者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想差异,是澄清这一概念蕴含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意涵的必要步骤。“神学问题和世俗问题的分野”“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以及“宗教批判和市民社会批判的差距”,是马克思与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思想差异的集中体现,并构成了马克思提出“人的解放”这一深刻主张的致思路径和论证脉络。基于对“犹太人问题”的问题提法和批判视角的转换,马克思初步建立了讨论“人的解放”问题的逻辑架构,揭示了“人的解放”是人作为个体的解放,是人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不再分裂的解放,是人作为个体的生活与人的类生活走向同一的解放。     

论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历史形成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形成分为深受黑格尔理性思想影响的时期、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时期、与唯物史观形成同时期的成熟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时期。尽管不同时期的内容不相同 ,但都贯穿着人本主义理念 ,体现着马克思的人文情怀。     

“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彰显

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立场,是深化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至今而未曾中断,其关键在于承载中华儿女身份认同和安身立命之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经天下分合和朝代兴衰而历久弥坚,始终坚守着自身的主体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既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本体现,同时也是守护这种主体性的内在要求。在近代以来文明蒙尘的危机中,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这种“双向奔赴”式的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而且使中华文化成为现代的,最终产生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既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又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切实增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贡献——以“两个结合”为视角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理论化体系化的哲学表达,探讨其新贡献问题,也应以其哲学层面的贡献最为根本。任何思想的新贡献内生于它的形成逻辑当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两个结合”是其形成的内在逻辑,以此为视角,或更能阐明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哲学层面上的新贡献。遵循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两个结合”为内核的形成逻辑,可以发现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深化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考等方面作出了新的哲学贡献。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在哲学视域中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前提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创新观点,“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契合性。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文化求实传统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华文化矛盾观点相互贯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华文化知行关系内在一致;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华文化价值取向彼此融通。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便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两个结合”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卢梭“悖论”与马克思“人的解放”

启蒙思想家卢梭最先洞悉到历史性形成意味着对个体主权的侵毁,试图采取一种远离社会现实从而使人们重返"自然"之"善"的做法来克服历史进程中的道德堕落,并以此恢复个体主权,实现人的自由。然而,由于卢梭没有找到道德堕落的根源,也没有正确认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而从根本上说也就无法真正打破缠绕在人们身上的"枷锁"。卢梭的历史性"悖论"表明,他只关注到历史进程中的"消极因素",而没有看到它的"积极成果"。事实上,如果没有"历史性"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人的解放"便无法实现。     

在“第二个结合”中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要旨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的重要内容,“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中所凝练总结的宝贵经验,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宏大叙事。以“第二个结合”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前提,要系统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逻辑关系,以“第二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互交融,以“第二个结合”来拓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内涵,彰显主体特性、筑牢发展根基、凸显独特优势、拓宽对外传播。     

交往·资本·共产主义--论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探索

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关于“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学说。在马克思看来,在以资本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交往扩大所造成的物化和中介化、资本的同一性逻辑的强制以及原有虚幻共产主义严重的制约着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因此,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破解交往的物化和中介化,瓦解资本的同一性逻辑,摆脱虚幻共产主义的诱惑,在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中实现人的解放。     

湖南自修大学与“第二个结合”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传播革命思想、动员社会力量、凝聚革命人才、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是毛泽东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初期进行“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之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典范。它天然蕴含着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基因密码”,与思贤讲舍、船山学社一脉相承,同时又是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其文化脉络、创办因由、办学理念和办学活动均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相结合的鲜明特征。对之进行详细考察,对于我们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源与流”,对于我们今天做好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均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对法的批判及其“普遍的人的解放”转向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将对法的批判纳入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发展路径的起点,对法的批判是政治批判的重要表现形式,研究马克思对法的批判需放入法学发展史的脉络中审视.历史法学与黑格尔法哲学关于如何编纂民法典的形式对立是二者对于法律本质分歧的实质对立的表现.马克思通过批判历史法学派得出应从历史回到现实;基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人权的核心即"私有财产"是马克思从政治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的关键纽带,最终升华至"普遍的人的解放",自由优先于法学领域的最高价值正义,由此形成了马克思对法的批判的独特分析范式.     

“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精粹和学理挈要

对“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和对“第二个结合”中文化主体性的学理性探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的新的辉煌。“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深化了“第二个结合”历史演进和时代意义的思想真谛和本质规定;文化主体性使得中华民族历史中成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和理论要素,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形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夯实“第二个结合”思想基础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过程。在“两个结合”整体上,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脉”和“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地坚守这个“魂脉”和“根脉”。     

“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

“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     

从“真正的民主制”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人的解放方案的逻辑进路

“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核心主题。“真正的民主制”作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反思现代国家的缺陷,以实现“人的解放”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实际上尚未脱离“政治解放”的理论语境。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政治批判帮助马克思厘清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内在逻辑关系,明确了“当代的普遍问题”才是理解“真正的人的解放”的钥匙,并由此促使马克思转向了市民社会批判。在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中,马克思历经了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人的解放”方案的实践探索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真正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最终实现了对旧的“民主制”解放方案的彻底超越,形成了一个建构性的解放方案——“共产主义”。     

毛泽东“两个压迫”的思想与农民的解放

“两个压迫”的思想是毛泽东形成解放农民思想的重要基础,解决“两个压迫”问题构成了毛泽东解放农民思想的主要思路;新民主主义时期党成功地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毛泽东解决“两个压迫”问题、解放农民的若干重要思想原则值得铭记。     

共产党员先进性与“两个先锋队”的唯物史观基础

共产党员先进性,就是要发挥“两个先锋队”的模范作用。“两个先锋队”的新表述,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阶级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