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张谟墓志》与北新城

2006年,大同地区民间发现了北齐《张谟墓志》拓本一帧。张谟系北齐武平五年(555)到任的北新城领民正,"武平六年十一月五日薨于新城治所,""七年三月十二日窆于新城之北岗。"循《张谟墓志》之迹,于大同市西南150公里的朔州市朔城区梵王寺村北500米发现了一处北魏、北齐古城,墙垣宛然。其西半为北魏城,又被里人指为皇城。皇城之西、之北多有古代墓葬,照壁山被称为皇陵者径40米,北岗复有称太子坟的新盗封土,二陵间尚有二较大坟冢,皆有盗洞。据《魏书》",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北齐书.地形志》载:"朔州……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同书《高叡传》又载,天保"八年,征(高)叡赴邺,仍除北朔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于此可证,朔州市梵王寺村之古城,即北魏之平齐郡,北齐之北新城镇和北朔州。它还可能是代王拓跋猗卢南移的小平城。     

东魏、北齐的食幹制度研究(上)

本文综合《北齐书》、《北史》及《隋书》有关官吏食斡的记载,结合已经著录的北齐碑刻墓志中关于墓主“食幹”的记述,对东魏、北齐所特有的“食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不仅首次揭示了食幹制度的内容与特征,而且指出了食幹的身份,来源和官吏食干的政治、经济意义,还进而论述了食幹的对象主要是出身于六镇降户的鲜卑勋贵的事实,从而显示了食干制度的实质,在于扶植与优待六镇胡人和鲜卑勋贵。东魏、北齐之所以独行此制的根源,也于此得以裸露;也为研究东魏,北齐历史的其它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新疆考古取得重大发现

2004年4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再次发现一座北周时期栗特人墓葬。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第七座有围屏石榻或石椁的栗持人墓葬。出土围屏石榻一具刻图案精美，内容丰富。由墓志可知，墓主人名业，字元基，康居国王后裔，历任车骑大将军、大天主等职，卒于北周天和六年。墓志中的“康国”是汉魏隋唐时期昭武九姓胡国之一，都悉万斤，有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在栗特全境处于主导地位。志文中两次提到墓主任“大天主”之职，但史书中不见这一官职名称的记载。《北周书》中有“防主”、“副防尘”、“城主”、“军主”、“幢主”、“戍立”等官职。可以看出，“主”这类官职均为军旅的官职。志文中的“大天主”与此有何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的活体文献价值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收录北朝墓志17品，多为新出土的墓志，时间跨度长达48年，是创新研究北朝中晚期历史文化与“魏碑体”书法的重要活体文献。所收元氏墓志2品最为珍贵：《元嶷墓志》字数长达1389字，是《魏书》《北史》记载的近14倍，可极大丰富、提升对元嶷及其相关时代、人物、事件与相互关系的全面性认识；《元世■墓志》所记远较《魏书》《北史》为详，体现了北朝后期墓志溢美过实特征。其他如《于彧墓志》《穆良墓志》《尉僧仁墓志》《和伏生墓志》等北朝胡姓墓志，对研究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历史，《张斌墓志》《王茂墓志》《尧奋墓志》等对研究北朝世族史实与文化等，均有重要的活体文献研究价值。《尧奋墓志》和《独孤华墓志》为北朝鸳鸯墓志，也有着特殊的珍稀收藏、研究价值。     

震惊世界考古发现新疆罗布泊太阳墓被盗

近年来。到“太阳墓”遗址旅游的人不断增多，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加上盗墓者恶意发掘，使“太阳墓”这一曾经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遭受严重破坏，有关专家呼吁加大对“太阳墓”的保护。新疆罗布泊地区孔雀河古河道北岸的“太阳墓”遗址于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发现。古墓中间是由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围有若干一尺多高的木桩围成的7个同心圆，这些木桩同时形成以墓穴中心为端点的若干条射线，呈太阳光芒放射状。如此古墓共有数十座。经碳14测定，这些“太阳墓”已有大约3800年的历史。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发微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内容比较丰富，所蕴含的辽朝史事信息也较多。除了前辈学者有所探讨的志主家世生平、职阶勋爵以及妻子儿女等内容外，墓志中其他一些记载，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辽朝某些实际情况。譬如辽朝官员脱“宫籍”对其身份地位彻底转变的影响、辽朝官员母妻诰封为命妇的基础与前提、“红尘”与“净土”视域下辽朝信佛居士丧葬活动中的双重仪轨等。结合传世史料及其他石刻文字，对梁援暨妻张氏墓志反映的各类史事问题发微索考，于拓展及深化辽朝历史研究或许不无裨益。     

盖天保墓砖铭考

以大同城东南（平城东南八里）新出土的北魏盖天保墓志志文为据,对墓主人盖天保的籍里、官职、北魏平城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特别是从志文提供的新资料,“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对平城东南通向中山（今定州）的官道作了详细推考,首次提出自平城直达定州进而南向中原的战略要道总称定州大道,而史书所载直道、莎泉道、灵丘道则是它的异名或分段修筑时使用的名称。从“墓中无棺木,西葙（厢）壁下作砖琳”的记述,对照同时期墓葬,特别是大同地区出土的诸多北魏官僚墓葬的形制,指出在北魏平城中后期,随着墓室的逐步扩大并向房室化、厅堂化发展,葬制也随之更多地再现着夙兴夜寐的现实生活。空旷的墓室替代了局促的棺椁,床榻、灰枕也给行将就木者以精神的慰藉。这种颇具生活意味的葬制可能与这一时期河西走廊以远的葬俗有关。     

兰州市城市地域变迁及发展趋势

兰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古禹贡时为羌、戎之地,战国秦昭王时,属陇西郡。西汉为巩固国防,继设立河西四郡后,於汉昭帝始元六年,增设金城郡。隋文帝开皇元年(A.D.581年),废郡立州,置兰州府,兰州之名始于此。明惠帝建文元年,肃王朱(扌英)由张掖迁督兰州,兰州遂逐渐成为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41年7月正式设立兰州市。 一、兰州市地域变迁的轨迹 兰州市区首造城堡于西晋兴建二年(A.D.314年),当时前凉张实称帝,由榆中苑川迁都于西固城,并开始筑城。西魏时,在今城关区设立子城县,并开始在今古楼巷一带筑城。至唐朝,城址一直未变。据历史记载,该城规模很小,仅“东西约600余步,南北约300余步”。宋代,随着黄河干道的北移,城池离河越来越远,给防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於元丰六年(A.D.1083年),在旧城西角另筑新城,城基建在红色砂岩上,因“基石状如石龟,伏城垣下”,故又名“石龟城”。宋城建成后,旧城址随即废弃。     

明清时期徽州的刻书和版画

徽州地区，古称新安，明清称徽州府，领有今日安徽南部之歙、休宁、祁门、黟、绩溪和江西婺源六县。“徽之为郡在山岭山谷崎岖之中。”①山地和丘陵占地十分之九。黄山、白岳盘踞境内，新安江宛延其间，东下可达杭州，西由间江入都阳湖，北由绩溪可通江南地区。由于多山及气候温和，该区宜于种植杉、松等树木。纸、笔、墨、砚等文房四宝，都是徽州地区的特产。天时、地利奠定了徽州的版刻基础，又由于徽州历史文化的特点，尤其嘉、万以后徽商崛起，财雄势大，更直接推动了版刻业的发展。明人谢肇评曰：“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     

坚持规划引领 发展高端产业——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打造科技健康绿谷工作综述

2013年，深圳市宝安区委区政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盘谋划，组织编制宝安综合规划，提出了全力打造“三带两心一谷”的城市空间结构主格局。三带包括西部活力海岸带、中部黄金发展带和东部生态休闲带；两心为初具规模的宝安中心区、北部空港新城；一谷即石岩科技健康绿谷。     

漫话徽州牌坊

徽州城乡牌坊林立，已被不少史学家尊称为“中国牌坊之都”。其洪坑自然村的牌坊文化无疑也成了人们的一大看点。所谓牌坊？亦称牌楼，它是一种皇恩旌表前贤赫赫功德的标志性持久性的建筑物。它们问世，据史料记载与民间传说，几乎渗透于历史漫长的封建社会，早期所见为同等相对两大木柱上再架一道横梁。春秋时谓之“衡门”，     

国学不是学:西文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长沙国墓葬出土钤刻文字地望考证及相关问题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沙及其临近地区发现了一批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西汉墓葬。这批墓葬级别都比较高，除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之外，其中的印章和钤刻文字尤为引人注目。对钤刻文字地名、人名和职官的考证，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长沙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状况及其历史地理概况，而且结合史料可以进一步了解汉代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侧面。本文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拟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教。一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是近年来湖南地区发掘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西汉墓葬①。根据墓葬形制、规模、地理位置和出土文物推测，…     

庚子前后王闿运的思想动态——《王湘绮年谱》辨误一则

王代功所作《王湘绮年谱》谓，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梁启超在杭州有访王阁运事．、其事不确。翻检梁、王两方面文献，均无能够支持二人会面一说的记录。梁于当年夏确曾短暂回国一行，目的却在联合孙中山等人乘机起事，后因自立军事败而未果。庚子事变时期，王阄运主“恩不出位”，旨在宣传不问世事，苟且自乐，京城沦陷、两宫西逃后，又赞助“勤王”。其言行与梁启超相较，可谓南辕北辙，返回历史现场来看，新旧分野的趋势确实相当清晰。     

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

邺是公元3—6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都城之一,其城由南、北二城构成,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形制呈横或纵长方形。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央,以宫城主建筑为基点设一南北中轴线,宫城、郭城相套呈“回”字形,主要建筑围绕基本点沿中线左右对称布置。城内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每一街区即一里坊,坊市位于宫城南之中线两侧,城门名按方位、四时命设,其设计规划反映出建造者的“天象”意识,力求“天、地、人”完美和谐。这一城制初具于东汉后期,经曹魏、后赵、东魏、北齐不断改进,最终在邺南城的制度中得到总结。邺城城制开启了隋唐都城制度,影响及于明清之北京;并于公元六七世纪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平壤城、开城、汉城、藤原京、平城京等起了重要影响。东亚各国古都城制沿承因革,形成各自的城制系统,又因其共性,构成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而这一系统的源头均在邺。     

海峡两岸共同抵御外敌的历史传统和当下意义

海峡两岸作为同衰共荣的命运共同体，从明末起就开始了共同抵御外敌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从海上入侵，海峡两岸成为连成一片、挽手抗敌的战场。日本据台之后，台湾同胞认识到唯有祖国强盛、取得抗战胜利，台湾才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因此纷纷投身祖国抗战。张秀哲等的作品得到鲁迅、郭沫若等的肯定，谱写了两岸作家联手抗日的文坛佳话。1949年后两岸暂时隔绝，但这一传统仍延续着，“保钓”运动即一证明。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建立民族、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而认同又是两岸达成真正统一的基石，因此大力发掘和弘扬两岸共同抵御外敌的优良传统，有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而在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权益形势严峻的当下，具有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古朝鲜文化的几点思考

本文就三个问题进行思考：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高句丽族源神话与所谓檀君神话作比较研究。高句丽始祖朱蒙感日卵生，为河伯外孙，属中华文化系统，而檀君乃神人与熊女交合而生。它们是两种不同系别的族源神话。高句丽后代诸王只祀其始祖朱蒙，朱蒙之上再无祀。文章批驳了把高句丽纳入朝鲜史体系的错误观点，认为朱蒙出于檀君没有历史根据。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所谓檀君神话研究。《三国遗事》所记不是史实，而属神话传说。文章对檀君陵的发掘提出质疑。第三个问题是探讨朝鲜一词的由来。文章认为朝鲜最初名谷，或曰汤谷，九夷中的夷集居地，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日出处海波如沸。在《周易》中的“箕子之明夷”卦，汤谷之后又称明夷，指东方日出之国。朝鲜一词是继汤谷、明夷之后于商周之际出现的地名，均属汉语言文化，来于海上日出之象。朝鲜一词综合了汤谷、明夷的文化内涵，更为鲜明地概括了朝鲜半岛的自然、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的特点，更符合汉语言文化以及文字构成诸特点而易为人们所接受     

一部有见解的论著——读《陶渊明论略》

陶渊明是一个普遍得人喜爱而又被人热心研究的作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学术界着眼于对其进行阶级分析,判定其为进步还是落后、甚至是否反动的性质上。从文学本身,也曾围绕着现实主义还是反现实主义的问题展开过论争。这虽并非毫无仰益,但对陶渊明研究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的解决,作用不大。近十年来研究的深入与扩展,局面已经改变。李文初同志的《陶渊明论略》一书,是新形势下的可喜成果。它是作者十多年来在教学、科研上所花心血的结晶。细读全书,我感到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全面地、系统地去评述陶渊明及其创作,而贯注于研究中的症结,不避枝经肯萦,进行条分缕析。因而它是言之有物的,是一本有见解的评陶之作,不仅对于一般读者,而且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作者之有见解,首先表现在不泥古。如《诗品》关于陶渊明评述的最后一句话:“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历来人们只在其评价是否公允上产生过异议,而没有人怀疑过它是否真的是钟嵘说的。李氏却以独到的眼光揭示了其中的破绽,指出从钟嵘仁推至陶渊明还不到九十年,何以谓之“古”了又从有关古籍记载中归纳出齐梁人称汉以前为“古“,而并不称魏晋为“古”的结论。进而又具体地分析了这/\九十年间被《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列入,’]急逸传”、“处士传”的人物,没有一个是诗人;《诗品》中称作幽处士”、“征士”的诗人又皆在陶洲明之前或与之同时,没有源出于陶渊明的,故无所谓“宗”。从而认定今本《诗品》中这一句话不出于钟嵘,怀疑其为唐以后人读《诗品》时批语所窜入。说得有理有据,论证严谨。作者之有见解还表现在不从众。学术研究是不以多数为标准的,而且以人云亦云为大忌。目前有关陶渊明的研究中,有一些意见是“权威性”的,甚至是众口一词的。如陶渊明享年据沈约《宋书·隐逸传》多定为六十三岁,《形影神三首》是针对释慧远《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而发,是批判佛教思想的;晋宋之际,玄风对文学的影响都是不好的等等。但李文初同志经过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观点。如谓陶渊明的生年、享年当抛弃沈约的说法而以梁启超的《陶渊明年谱》为是;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当为始仕镇北将军刘牢之的参军,而非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洲形影神三首》与批判佛教毫不相干,陶诗的意境、风格、语言恃色都可看出玄学的启发与影响,因而“我国美学思想在魏晋时期发生巨变、诗歌艺术引起重大创新、整个文坛呈现出新的转机,究其原因,恐怕与玄风大有关系”。此外,还认为自然与名教的和谐统一钩成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核心;陶诗风格的主要特征可以“自然美”三字概括等,都很有新意,诚为作者长期读书、思索、积累而来,而绝非一时兴致可得。从《陶渊明及其创作的历史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陶渊明评价的来龙去脉是摸索过一番的,并常常以近现代学者如梁启超,陈寅格、鲁迅、朱自清等人的研究成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每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都不但靠见识,而且靠工夫。在论证方法上,常把文字训话、史实考证、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如在《论陶渊明之隐》一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晋宋之际人们对隐逸的多种理解与不同态度;提出所谓隐者有朝隐、充隐、形隐、心隐儿种类型,然后阐明陶渊明之隐是颇近心隐的一类。他如《陶渊明的思想与魏晋时代思潮》中对生死观的纵向、横向的分析比较,《陶诗的理趣》中对“自然”之义的推敲,都体现了一种踏实、细致的学风,而无空言泛论、随感意测之弊。文学本身具有社会价植与审兼价雌。对阳诗的评价,过去主要以社会学的眼光,这是必要的,今后也不可少,因为社会价值是文学价值的重要方面。《陶渊明论略》中《论陶渊明之隐》、《陶谢诗的比较研究》等篇,正是从社会关系上、从整个时代文化思潮的背景下对陶渊明其人其诗进行了剖析、廓清了研究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而凤时作者又较多地从美学的角度对陶诗的艺术特爸给以细心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