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诗学的“声教”观念

"以声论诗"是明代诗学中的显著现象,"以声为教"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明人一方面沿用宋人"诗以声为用"的观念,强调"声"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面对诗乐分流、"雅俗杂出"、礼乐制度失效的现实,希冀以"诗教"接续"乐教",在中国诗学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诗以声为教"的观念。与"以声为用"主要强调声乐之郊社、宗庙、宫廷、祭祀之用相比,"以声为教"更加突出声情感化之用。明代诗学"声教"的主要内涵是"陶养性灵,风化邦国"。从诗歌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明人建立了"(作者)情正/和→(文本)声正/和→(读者)情正/和"的声教模式,基于此种模式,明人论诗提倡"雅正平和"之声。由于强调"情正则声正",明人"以声为教"的内涵同时具备了"以义为教"的要旨。     

宋代诗论中的“鬼诗”与“鬼语”

在宋代诗学批评中,“鬼诗”“鬼语”成为常用术语。诗歌内容摹写幽冥世界、诗风凄艳幽冷且空幻飘逸、情感基调以悲为美是宋代文人对“鬼诗”基本内涵的确认。以“鬼”论诗强调诗境的清迈出尘、诗人的妙手灵心,多为正面评价。以“鬼”论诗的流行受宋代谈鬼的社会风尚及传统诗学神秘化思维的影响较大,也与宋人对李贺的阐释和接受有关。     

岭南诗人薛始亨的创作及其诗学批评

薛始亨是明代岭南诗人中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一位.他的诗作数量不多,却格调高古,个性独特,表现出浓重的遗民情结,充分体现了“风雅兴寄”的诗学追求.他不多的书序文字也集中反映了他重申诗教传统,追求“格调高老”、标举“曲江风流”,以汉唐诗歌为宗的诗学理想.他对明代粤诗的发掘及其地位的确立,对岭南诗派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代四川寨堡的命名及其文化内涵

宋代诗学及其诗声理论影响着宋代乐学的理论发展与成就,并形成互联互通,较突出的理论是“声词相从”说、“乐为诗作”说和“声转机萌”说。这一融通来自于对先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诗乐合一观念的解释与发扬。“声词相从”说追求声意相谐,最高境界是“声中无字”“字中有声”;“乐为诗作”说强调乐为诗流、志本声用,并批判了宋代诗学与乐学上流行的“声依永”之观念;“声转机萌”说要求声韵要转换、歌诵需转喉等。这些理论是先秦诗乐合一观念的发展,特别是这一观念在宋代诗词曲乐中声律或声音等技巧层面上的具化。     

试论明清四家诗选对“七子派”的评价

本试图研究《皇明诗选》、《列朝诗集》、《明诗综》和《明诗别裁集》编选的时间、动机、体例，并以对七子派的评价为例探讨各个选本的诗学审美倾向，借此辨析明末清初诗学思想的流变。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皇明诗选》和《列朝诗集》，认为这两部诗选采用“复古与革新”的批评范式，充满门户之争的习气；第二部分讨论《明诗综》，此书在唐宋之争的背景之下，欲矫《列朝诗集》之弊，对七子诗学已有接纳；第三部分讨论《明诗别裁集》，此诗选本于七子“格调”论诗立场，但对公安“主情”论和清初“代变”论多有吸收，具有兼容并蓄的性质。     

“法”、“悟、”化“——《诗薮》的创作论

胡应麟在《诗薮》中继承了严羽、明代前后七子等前人的诗学理论并加以改造，将学诗的过程概括为“法”、“悟”、“化”三个阶段，极大地丰富了这些范畴的内涵，形成自己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完成了对明代主流诗学的整理和集成，为我们以新的视野来审视明代文学复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明代格调派的演变历程及其对意图说的否定

明代的格调派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初期推尊盛唐的高华,中期追步汉魏的高古,晚期融会诸说,作适当修正。以本色为依据的格调说属于审美诗学,其核心之一是反对“诗以意为上”。谢榛、王世贞等人认为艺术比意图更为重要;他们强调对瞬间感觉的捕捉,注重对事物的“直接处理”,旨在避免“涉于理路”。     

论李东阳以声辨体的诗学思想

明代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从声律形式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的本质特征,是我国古代较早开始探讨古体诗声律问题的批评家,尤其是他的“以声辨体”的乐府诗论与乐府诗创作,是对宋代以来诗学批评过于注重义理说教的理性化倾向的反拨,是明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产物,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疏证

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发生在一个儒家诗教与其他亚文化形态诗学观念的张力场中。这种背景下的诗学是不能脱尽诗教思想的支配的。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提出了“滋味”的论诗范畴 ,但笔者认为 ,在钟嵘的诗学理论中所隐藏“诗教”思想是其理论的真正支点。无视此点 ,将导致对其诗学的误读。本文拟对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作出疏证 ,以证此论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沈德潜与“格调”说辨析

尽管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沈德潜诗歌思想常常被不言而喻地定位为“格调”说,但从其对自己诗歌思想的描述,对“格”、“调”,以及“格调”等概念的使用,对诗歌“复古”“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所谓其言有物也”,而非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强调,以及对明诗的价值判断等方面看,沈德潜与“格调”说实有巨大差异。沈德潜对明诗,对明代的“格调”,所持乃反思态度,而非一脉相承。     

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诗学内涵

对孔子论诗教功能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主张,自来只限于从“识名”去解释,完全抹煞了其中的诗学内涵。本文认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真实含义,应是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得到比识名更加丰富多样的知识、见识和认识。这是因为,由诗性话语的思维特性所决定,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所指的事物表象作为关系存在和象征本体,已经从有限诗意指向无限,映照出宇宙人生的深广意蕴。孔子的这句话,既指出了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的诗性功能,也有教学生按照诗的特性学诗的意思。     

由“诗艺”向“诗义”的透视——钱钟书的解诗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说诗谭艺中,虽指出"诗义不显露亦不游移",但并不认为"诗义"不可解。他强调从"诗艺"层面来探求诗之"正解"的解诗方法,不失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一种独到的诗学解释学体例。     

“赋比兴”新探

本文从“诗六义”出发，把“赋比兴”放到人类学理论框架中，探索了赋、比、兴与人类精神起源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历史积淀过程，以历史积淀界定其内在结构，对中国诗学的“赋比兴”说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王廷相的“意象论”

王廷相(1474—1544)是明代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也是“前七子”中一位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他在同宋明道学家的诗论的辩论中,提出了“诗贵意象”的著名论点,对我国诗学的发展是一贡献。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诗贵意象”的观点。从文学史上看,这种意象论,是对(唐)司空图、(宋)严羽诗论的继承和发展。     

此在、声音与废话的诗学:当代“口语诗”的语言哲学

“口语诗”是从第三代诗中萌蘖而出的一个新诗亚种，具有反对过度修辞、突出口说价值、崇尚“事实的诗意”等特征，其对“说话”“声音”和“废话”的强调尤为引人注目。这些因素的存在不仅具有深远的诗学传统，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根基。在语言哲学视域里，“说”是此在之显现，是人的在场，也是诗的本真状态；“声音”在西方语言传统中是本体的代名词，在中国气本诗文传统中则是“诗之源”;而“废话主义”的去价值、去功利、去语义等，也是现代语言哲学的诗学转化。口语诗的存在是功能性的，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作用，它在否定现代诗歌书写霸权等异化形式的同时，也在进行一场返回在场、返回声音、返回身体、返回原初的“感性革命”,具有积极的诗学意义。     

张谦宜《絸斋诗谈》与清初格调诗学的承传

张谦宜《絸斋诗谈》保留了其师杨师亮及其本人的诗说,其特点是以文法讲诗,或不免流于细碎,但也形成思理详密的长处,既长于阐释通行的诗学概念,也善于揭示诗作运用的技法,与王渔洋神韵论所代表的山东诗学主流殊为异趣,可以说是明代格调派到乾隆间沈德潜格调诗学的一个桥梁,是格调诗学在清初的守护者和承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