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昭君故事的传播接受

唐代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以诗歌为主。唐代题咏昭君之诗,承继六朝传统而多有创新。一是自言体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的代言体而开拓了议论的空间,在同情的旧调之外开抒怀的新路;二是昭君故事随同自言体而客体化,成为观照现实、批评政治的借鉴;三是在代言体的创作中,唐人对昭君的命运与境遇有着更为深切的同情与体贴的关心。因此,相比于魏晋六朝时期的诗作,唐人不仅拓展了昭君诗的类型,开扩了昭君诗的表现范围,而且通过唐诗的阐释,丰富了昭君故事的内涵,使其意义更加深刻,昭君诗的主题从此不再单一。     

俗赋的发现及其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和西汉俗赋的出土,使学术界认识到,在文人的骋辞大赋和抒情小赋之外,民间还流行一种用通俗的语言讲诵故事、互相论辩的俗赋.文人赋是铺显才学的一种案头读物,传抄阅读是其最主要的流传形式;俗赋主要通过各种仪式,以"诵""唱"的方式传播.敦煌俗赋从文体上可以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和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我们用这三种类型及其特点对照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会从中发现诸多相同或相近的作品,这种考察会使我们对赋的起源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故事俗赋是在早期民间讲诵寓言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论辩俗赋是在民间争奇斗胜伎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在民间歌谣基础上形成的则是歌谣体俗赋.俗赋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诸多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民间歌谣与昭君传说的交融与整合

王昭君的传说经过近二千年的流传,已成为故事化的民间文学题材。以此为题材的同一文学样式有多个版本,以此为题材的不同文学样式又有许多种。在昭君故里的湖北省南郡秭归县（今隶属兴山县）,却以一种别样的民间文学样式——民间歌谣,流传着“昭君文化”。民间文学中异文现象与异形现象整合的传播,有效促进了南方巴楚文化与北方华夏文化的交融,这对研究巴楚文化、民族精神、民俗风情具有借鉴作用,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构建和谐边疆、沟通南北经济、持续融合民族友好团结,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人文意义。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传播与接受：试析王昭君故事在越南的演变

昭君出塞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事件,通过两千多年来历代文人墨客和民间社会的塑造,昭君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多元多义的符号,王昭君故事也在各类昭君文化事象中形成了诸多情节单元。越南的昭君文艺作品在14世纪就已出现,此后随着中国王昭君故事的持续传入,在传播与接受中又不断产生新的文艺形式,且随着时代变迁、艺术形式变化等因素而演变,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通过对中国清代小说《双凤奇缘》和越南喃诗传《昭君贡胡》、越南改良剧《昭君贡胡》中王昭君故事情节的比较分析,我们能管窥越南昭君文艺在历史演变中的情节选择、艺术特征、时代因素以及它与中国昭君文艺之间的内在关联。     

貂蝉“连环计”故事的文化解读

貂蝉“连环计”故事来自民间,之后被文人接受。元明时期,“连环计”故事备受欢迎,主要体现在文人与民间在创作上的有意偏好、戏曲选本对《连环计》杂剧和《连环记》传奇的浓厚兴趣和《连环记》传奇的备受赞赏三个方面。“连环计”故事具体地说,实际上是历史加计谋加美女的故事。文人与民间对由这三种因素组合而成的“连环计”故事的喜爱,体现的是重史、尚智、爱美的共同民族文化心理。     

民歌培育的女性意识——以昭君歌谣为例

作为体现劳动大众的心理情感和价值倾向的重要文体,民歌成为培育并彰显女性意识的重要平台。昭君是中国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形象,大量民间歌谣从不同层面刻画了昭君,表达了对昭君的热爱之情,对富有自强意识和奉献精神的女性的敬重。女性意识在民间得到了充分培育与张扬。     

明妃胭脂泪探微——《昭君怨》艺术形象与基调新解

古诗、词、曲、剧等艺术作品和民间故事传说、歌谣等群众口头文艺,以“昭君和番”这一史实为题材者,比比皆是。本文试从“昭君和番”这一史实出发,剖析《昭君怨》之类历来咏叹王昭君的部分艺术作品和民间文艺,对照史册,考证正史与“野史”(民间传闻)之区别,史实与作品之差异;检验《昭君怨》之“怨”从何而来,所怨何事?怨是否为昭君情感之主流?通过逆向溯源,觅求是非曲折,以证实《昭君怨》之类作品的基调和艺术形象,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又不违背艺术的真实。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

六朝文人故事乐府,是指六朝时期的文人袭用乐府旧调、依据乐题本事而创作的故事体乐府诗作.与两汉时期来自民间的故事乐府不同,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已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叙事题材的拟古和叙事风格的雅化;二是艺术手法日益精湛,体现为句式的整饬、声律的和谐、隶事用典等,从而使故事乐府完成了从朴质的民间创作到文人化的转变;三是具有较强的愉悦功能,一些诗作本身已具有可以演唱的特点.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名物与壮族客歌研究

客歌是壮族根据汉族故事重构的山歌。以名物为切入点,可将客歌的内部建构与外部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名物之名,是建构壮族客歌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建构方式包括增益家畜、鸟类和鬼神叙事,置换故事中的地名、环境和人物身份,以及删减汉族版故事中诸多陌生的名物,等等。名物之实,意指壮族客歌丰富的文化意涵,其具体包括崇尚家畜、鸟类和“尚鬼”的万物有灵观念以及强烈的处所意识等等。以名物为视角对壮族客歌进行研究,揭示出壮族客歌建构的基本路径,有助于壮族人以自己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乐府始置刍议

乐府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乐府源于何时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官署的乐府和作为诗歌形式代指的乐府这两层意义应该剥离开来,武帝立乐府实际上是乐府诗兴盛的标志。     

富有特色的康巴藏区“侠盗歌”

强盗、游侠歌属“鲁体”民歌,即山歌。早期主要流传在康巴藏区,以玉树地区为盛。它是高度的思想性与完美的艺术性相结合的、具有浪漫色彩的民歌。研究侠盗歌、游侠歌的形成和流传,对于深入研究藏族民间文化,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忧患人生与潇洒人生——中国古代南北方民歌之比较

以中国南北文化为背景,考察和比较了中国南北民歌的基本内涵。北方民歌所具有的“英雄情结与故土情结的冲突”、“爱情与婚姻的悖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煎熬”,表明它是一种“忧患人生”的歌;而南方民歌所具有“快乐第一,责任第二的观念”、“爱情第一,婚姻第二的精神”,表明它是一种“潇洒人生”的歌。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论《诗经·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创作时期为西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期     

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创作动因探赜

在普遍以“绮彩”、“声律”为重的六朝愉情揣性的诗坛,文人袭用旧调、敷叙旧事（乐题本事）一类的故事乐府缘何屡屡频现,不绝于史。笔者以为,这是文人创作兴趣的转移、儒学传统的倡导、乐府本身的叙事性、六朝诗学思想的浸润和类书编纂的兴盛等综合因素使然。     

唐五代小说中的仙道佛影

佛教东渐,依附黄老之术自上而下广宣流布。自晋以后,与道教互掺,两教在教义、仪式、术语等方面,都有渐趋于混同之势。此等现象,早在宋时朱熹就已揭示于先,沈曾植更是踵事增华,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从观念和题材切入,于唐五代小说中爬梳仙道佛囊,以大量实证材料,论证了在梵华文化交融互汇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壮族民间歌舞浅析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壮族的民间歌舞种类繁多,主要有民间舞蹈、民间歌曲、民间说唱、民间乐器及民间戏剧等。其中民间歌曲内容尤为丰富多彩,包括小调、叙事长歌、风俗歌、儿歌、山歌等。而风俗歌又分为春牛歌、酒歌、摇篮曲、哭嫁歌、哭丧歌、加特、拦路歌等;山歌又可分为欢、西、比、伦、高腔山歌等等。     

汉代养生思潮、经学诗教与汉乐府

汉代养生思潮提倡"固精保气",反对情感的抒发;儒家经学诗教主张诗歌的中和美,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卫生观念和官方诗学批评模式造成了汉代文学抒情式微而叙事发达的态势。汉乐府中情感的流露非常隐蔽,但也凭借"歌"的身份取得了抒情特权;新声俗乐的重"情"特质又促使官方罢乐府,这反过来为歌诗的抒情创造了条件;可惜诗尊歌贱,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