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偏差分析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的高度行政化的城市基层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使其成为能胜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对哈尔滨市社区居委会的现状调查,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核心载体存在着非自治特征及功能偏差现象,阻碍了社区居民自治的实现,并分析了功能偏差产生的原因,探究了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回归的思路。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专家观点:建立社区建设中的“大社会”意识

广东省社区居委会问卷调查,为研究中国城市基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翔实的依据,对推动政府自身改革、形成社区自治的“大社会”意识和政策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按户籍人口划分社区居委会已过时科学划分社区是此次广东省基层体制改革的起点。这次问卷调查显示,城市居委会的设置总量     

城市社区管理的目标定位

一、问题的提出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涵义 城市社区是指在城市的一定地域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委会辖区。城市社区的管理，是城市基层工作的基础，但这种管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而是一种自我管理，属自治型管理模式。因此，实行城市社区管理，首先在观念上要更新，而这种观念更新，就是要更新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要时刻牢记社区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不是基层政府的办事机构，更不是基层政府的“腿”。     

论城市居民委员会自治的角色错位与回归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社区自治也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作为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在法律上定性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可是其在实然角色却发生了异化，行政化倾向严重，与业主委员会等其他组织存在矛盾。针对居委会自治角色困境，必须从法律规制上完善居委会自治，及时...     

层级自治:行动者的缺席与回归——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的城市基层治理研究

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形态就是由不同层级的行动者所创造的基层自治体系.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基层自治的行动者正在经历着从缺席向回归的转移.城市基层自治体系中的行动者是由楼组、社团性组织(自治家园)、业委会、居委会等组成的.不同层级的自治所解决的议题是不同的.楼组自治、自治家园和业委会自治有其特定的局限性和治理限度.以居委会为载体的自治平台是城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基石.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视角,基于对城市基层治理的经验总结以及基层治理的主体递进逻辑和物权逻辑,提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层级自治模式”,唤醒基层治理中的行动者,实现行动者的回归,推动城市基层治理的善治.     

论转型期社区自治组织建设

随着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显,然而居委会的现状却无法满足社区建设的客观要求,居委会组织体系改革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环节,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按照“社区自治、议行分设”的原则探索社区内议事层与执行层分开的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形式,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实现居委会的成功转型,解决好社区自治与党组织、政府之间的关系,保障社区改革成果,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权利视角下的社区自治建设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模式以政府主导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种治理模式为主。社区自治建设是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变迁的过程,社区自治建设的突破口和核心任务是公民权利的恢复,在社区自治建设过程中将伴随着地方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楼院自治：协商民主在基层

近年来,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围绕探索建设“复合共治、多元服斧”和谐社区的实践任务,在提高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构建并完善了社区居委会自治、网格自治、楼院（栋）自治、小区业主自治、社会组织自治等多种模式共存的城市社区居民立体自治体系。尤其是在楼院居民协商治理、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提升居民自治能力以及对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方面进行了科学、有益的探索。     

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

为了全面准确地认识和应对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有必要依托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社区,实现对所有人群管理与服务的全覆盖。城乡社区的社会管理职能主要有整合居民利益诉求、维护社区公共安全、推进居民民主自治、化解社会风险等,但上述职能在实际运行中受到社区社会管理价值取向、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制约。有必要健全多元合作的社会管理理念与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城乡社区实施社会管理的制度性规范体系、多途径矛盾纠纷调处联动机制,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嬗变时期的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对于建构上层间接民主与基层直接民主、国家代议民主与社会直接参与的复合民主制的中国宪政制度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然而,转型过渡时期的农村家族势力复兴并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已构成严重的危害和威胁。应进一步完善基层直接民主选举制度,运用刑事法律打击妨害村民自治的行为,以确保村民自治制度得到正确实施。     

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与走向——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经验及其启示

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实践的特点是:第一,注重村民能力建设,找准农村民主权利主体建设的突破口;第二,注重对乡土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把村民自治的发育成长建立在农村社会现实之上;第三,注重"培育引导",理顺乡镇政权在村民自治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第四,注重制度创新,为非权力精英提供制度化参与村民自治的平台。白沙镇的村民自治实践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启示。未来的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应是由制度民主转向日常民主,具体来说:第一,从选举民主到治理民主:村民自治的内涵得到了深化;第二,从制度建设到能力建设:村民自治重心的转换;第三,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村民自治良性运行的关键。     

建设民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

民主政府能促进社会的和谐,而社会的和谐又需要一个民主的政府.民主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当前,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作为实现该目标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者,建设民主政府,广泛调动人民大众的力量,充分尊重人民的创造性和各方利益,妥善协调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这样才能保障社会和谐局面的实现.反过来,和谐社会的构建又促进政府的民主建设,相得益彰.     

中国村民自治的宪政思考

宪政与村民自治所具备的制度精神和制度原理一致，它们有着几乎相同的价值追求，有着近似一致的精神品格。中国的宪政建设不能忽视农村基层民主宪政，没有农村基层民主宪政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民主宪政化，村民自治自身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和宪政精神。中国村民自治的研究应当突破传统思维视角和研究进路，从宪政的角度对村民自治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揭示村民自治的宪政价值。     

村民自治权属性的法学解析及其实现路径

村民自治权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概念,也是“三农”法学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以法学研究为视角,在综合分析当前法学界关于村民自治权属性各种观点的基础上,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考察村民自治权属性。从静态角度看,村民自治权具有权利性及广泛性,同时兼具有限性;从动态角度看,村民自治权具有合法性和直接民主性。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指出,在环境变迁中,应通过完善“四民主”制度、规范乡村关系以及加大村民自治投入等方式充分确保村民自治权的实现。     

大国民主的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阐释

面对一个民主传统薄弱的超大规模社会,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跨越多重障碍,化解多重困境。60多年来,新中国在民主的价值理念、制度建设、实现形式和公民权利保障方面均取得了斐然的历史性成就,初步形成了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中国式民主模式。大国民主建设的中国经验集中体现为:执政党和国家一直试图找到一种比较安全的民主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冲击最小,并且能够顺应民主化的历史潮流和基本满足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民主制度建设来化解各种社会治理危机。通过优化政府治理来实现中国政治的有效性,在发展渐进民主中增进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寻求治理与民主的有效均衡是中国经验的核心要素。而继续坚持增量推进、稳妥发展民主政治的既定方针,在重点领域取得质的突破,激活中国式民主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动力系统,实现民主诸领域的均衡与健康发展,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下一阶段的重大使命。     

党的领导在农村基层自治发展中的政治内涵与政治价值

党的领导为基层自治的良性运行提供了政治保障,它要求乡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农村政治事务的决策遵循自治的原则．使基层自治的发展更加规范和理性。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农村基层自治的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也是中国农村基层实行民主自治的政治特色。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可以更好地使乡村社会形成健全的政治体系和良好的自治状态,使整个社群成员对基层自治形成发自内心的坚守和由此而形成艮好的基层社会秩序与状态。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在基层自治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和政治价值。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的几个问题

社区建设以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为本 ,应防止客位化的主观建构性偏差。狭义的城市社区在经济上不能为大多数社区成员提供可依托的共同资源 ,在政治上 ,民主自治还处于有限的范围内 ,由此形成了城市社区家居性表层化结构。在不同社区建设模式的相对意义中 ,包含了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双重目标 ,在区位和内涵上区别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 ,对于深化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管理方式改革有重要意义。政府与社区的关系 ,是长期稳定的 ,而不是暂时性、过渡性关系 ,这是由政府的系统职能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