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皖南事变

<正>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次最集中的大暴露。在这严重的历史关头,周恩来以他的大智大勇,领导和团结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力量,坚持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坚持了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为我党胜利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本文,试就周恩来在皖南事变中的丰功伟绩作一探讨,并寄以缅怀之情。     

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探析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直接发动的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战、致使共产党遭受巨大损失的一次重大突发事件。中共在事变发生前站在战略高度,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对策。在事变发生后中共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大局,处变不惊,冷静分析,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打退了反共高潮。中共的成功应对为今天我们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现实启迪。     

关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一点理解

“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概念.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使用。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产生,表现着该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两个基本阶级。在基本阶级之外,通常还存在着非基本阶级。基本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该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又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几个基本阶级之间的斗争交错在一起,使本来是利益根本对立的两个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服从了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使两个以上的基本阶级同属人民的范围。例如,在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不仅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也曾和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建立过统一战线。这时,在共同抗日的条件下,抗日的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因他们之间的     

北伐时期"迎汪"事件探究

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重重,斗争错综复杂.国民革命阵营的一些人士不满蒋介石当权后的作为,要求在外的汪精卫回国复职,重新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制定了"迎汪"的方针,以期改变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运动的局面.历经一年的迎汪事件,对于团结革命进步力量,揭露国民党右派阴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方针和策略的错误,汪精卫复职并没有达到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最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蒋汪合流反共.     

周恩来在南京局的贡献(摘要)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京局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环境险恶,情况多变,但它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和周恩来卓越的贡献分不开的:一,对蒋介石集团破坏民主、坚持内战、独裁的反动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斗争体现了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二,对美国的“扶蒋压共”、“扶蒋反共”的政策进行大胆的揭露和坚决的抵制,正确把握美蒋矛盾,运用“逼美压蒋”的办法,扩大美蒋矛盾,减少对中共的压力,     

冯玉祥和李宗仁之比较观

冯玉祥和李宗仁都是国民革命史上著名的地方实力派将领。二人同为北伐名将 ,抗日功臣。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 ,二人与蒋介石的斗争几起几落 ;与中共的关系也颇多曲折。冯玉祥晚年走向民主 ,而李宗仁则毅然回归祖国。二人的人生轨迹、思想意识发展既有共通之处 ,又各具个性     

从合流到抗争——论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期的蒋桂关系

抗战后期,桂系集团执行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参与发动了“皖南事变”。此后,蒋桂由过去的矛盾和战争,逐步走向合流。但历史上很深的积怨使蒋桂这次合流难以长久维持,到解放战争后期,由于权、利之争,他们之间的关系再度转化为对立和抗争。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回溯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有许多共同性。但是,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盛世才当时采取的亲苏、反帝、联共等顺乎民心的政策以及他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既保持联系又表现独立性等情况,使新疆的     

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11月21日至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在甘肃环县以北山城堡地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反击国民党军队追击围攻的战役,即闻名史册的山城堡战役。此役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嚣张气焰,稳定了西北的局势,促使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更加坚定了与我党联合抗日的决心,使他们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成为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本文对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的爆发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在满洲建立的过程

几乎在日本侵略满洲的一开始,原东北军各个部分就违抗不抵抗的命令,自作主张开始抵抗日本侵略军,并在其周围逐步形成各种抗日队伍,但初期的抵抗运动带有自发的性质。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严重影响了满州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种种因素又干扰了中共满洲省委及时纠正“左”倾错误和正确分析新形势、制定新路线,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经历了许多曲折,中共满洲省委才逐渐纠正了“左”的错误,满洲的统一战线由狭隘的发展为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发展过程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能够准确地确立它的策略方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张学良送蒋回宁初探——纪念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90诞辰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为了逼蒋抗日,是完全“为了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张学良陪送蒋介石从西安飞往南京,是逼蒋抗日的继续,既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表现了他为抗日救国,不计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一人承担了西安发难的全部责任,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伟大功绩。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青帮的争取与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都企图操纵利用青帮,积极反共,破坏抗战,同时,青帮依仗在民间的巨大社会势力也对中共发展壮大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针对青帮的本质特性,制定采取了积极、稳妥和灵活、科学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试论叶青的“三民主义”

<正>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抗战中后期,随着蒋介石集团政治上的日趋右转,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更加泛滥开来,叶青的三民主义便是突出的一种。1.叶青,原名任卓宣,四川南充人。早年就学于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加入法国共产党。1922年参加中国国民党,“数年以后,无形脱离,而且与它处于相反的地位。”(叶青《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三十年代在上海主办《二十世纪》及《研究与批判》两种月刊,鼓吹反共哲学,发表了许多反苏反共的文章。叶青这个笔名就是1931年春起用的。抗战爆发后,叶青又先后主办了《抗战向导》和《时代思潮》,(?)反共。1939年他第二次加入国民党,为适应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推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需要,专门致力于三民主义的研究。正如后来他所讲的那样:“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     

论大革命时期我党与新桂系的合作和破裂

大革命时期,新桂系(以下称桂系)是刚从旧桂系分化出来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倾向革命,要求北伐。我党为了实现民主革命纲领,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和孤立、分化与瓦解敌人营垒,同他们进行了合作。后来,由于革命队伍不断分化,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接着,桂系也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从而导致我党与桂系合作关系破裂。本文就我党与桂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关系进行考察,揭示其合作与破裂的必然性。     

顽固派没有好下场——学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体会

抗日战爭时期,我党经历了一场与国民党顽固派是前进还是倒退的激烈斗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漸转移到反共反人民。他们于其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之外,又大搞政治欺骗,宣传所谓“民主宪政”,反对进步,制造分裂,准备投降。叛徒、卖国贼王明、林彪之流,拜倒在蔣介石     

奠定淮南抗日根据地基础的一战——半塔烈士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大举进攻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拥护。形成了全国一致团结抗日的局面。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向日寇投降,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在日寇诱降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一九三九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猖狂进攻。     

蔡廷锴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转变探微

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在海内外均享有很高声誉,在蔡廷锴将军的一生中,曾走过一条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以至“联共抗日反蒋”的曲折道路,那么,造成其政治态度转变的深刻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正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促成了其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松沪抗战则是其从“拥蒋反共”走向“抗日反蒋”的转折点。     

论抗战前夕新桂系的“骑墙政治”

1930年至“七七事变”前,是新桂系(以下称桂系)从受挫到复起阶段。他们从维护、扩大自身利益出发,在国民党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两大对立的社会政治势力之间的缝隙中实施“骑墙政治”,求得发展以至“问鼎中原”。也就是说桂系采取了脚踩两只船的策略,看那只船对自己有利,就联合谁,从中捞到好处,扩大势力。于是,他们左右逢源,当他们的利益与蒋介石趋于一致时,他们就联蒋反共;但是,当他们与蒋介石在利益上发生矛盾时,又联共抗蒋,这就是桂系的“骑墙政治”,即两面政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认识到科学技术对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阐述了科学技术的对抗战建国的重大意义。并据此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团结、优待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既贯彻了党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又争取了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抗战积极性,使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抗战建国的大业中。对于由王实味问题引发的审干运动及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及时进行了纠正,基本上保持了自身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对解读中共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东北义勇军中的少数民族英豪

张万杰认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最广泛地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遵循着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在东北救亡运动发展进程中,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与时俱进,从而逐渐成熟和完善起来,成为东北救亡运动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保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东北的解放做出了历史贡献。王希亮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爱国军民及社会各界人士自发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这其中,也有一批少数民族志士,他们冲杀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华民族不屈强虏的英雄篇章。张洪军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籍部分人士流亡关内,他们组建了若干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其中的杰出代表有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车向忱、陈先舟、于毅夫、栗又文、于炳然、刘澜波等,他们形成了东北籍抗日救亡群体,这个救亡群体为了救国救民、复土还乡,经历了一个从自发组织运动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历程,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王惠宇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囿于其"一边交涉,一边抗日"的对日方针,对待东北自发的抗日义勇军运动,其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公开镇压要求抗日的群众示威游行,另一方面又在暗地支持与默认东北义勇军的抗日,甚至给予一定经济、武器援助。国民政府对义勇军的援助主要是通过救亡团体来实施的,但这种支持是消极有限的,尤其是1933年后,甚至对义勇军采取限制取缔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