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立法之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商业贿赂犯罪是目前各国关注的重点,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刑法》中有较多内容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相协调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今后应从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体例、罪名体系、构成要件等方面予以完善,如设立独立的商业贿赂犯罪,在《刑法》中增加规定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影响力交易犯罪、法人犯罪等,使许诺给予、提议给予与实际给予在刑法上受到同一评价等.     

我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制进程

虽然"商业贿赂"的称谓在我国立法上出现较晚,但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却有着久远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统治阶级并未制定专门用来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而是把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内容与其他贪赃枉法犯罪混在一起加以规定,通过打击官吏的贪污贿赂犯罪附带惩罚商业贿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制定了较能切合实际的、较为有效地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并形成了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     

商业贿赂犯罪独立设罪研究

商业贿赂的泛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之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威胁。现行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涉及公务贿赂和业务贿赂两个规范体系,立法为两罪所配置的构成要件无法全面反映对商业贿赂犯罪实施刑法规制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有必要完善我国刑法,将商业贿赂设计为并列于前两类贿赂犯罪的独立形式,以此形成我国完备的贿赂犯罪惩治体系。     

商业贿赂犯罪及其刑事实体立法规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商业贿赂是对在商业领域发生的贿赂行为的统称,分为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两种基本类型。中国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可以说外形上基本完备,但内涵上存在严重缺失。在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对象及其他构成要件和刑罚配置等方面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距。打击商业贿赂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     

试论刑法中的不正当竞争犯罪

新刑法把不正当竞争犯罪纳入调整对象范围，需运用市场经济知识深入全面阐释不正当竞争犯罪的构成，特别是不正当竞争犯罪侵害的客体和客观方面。由于是首次在刑法中对不正当竞争犯罪加以规定，新刑法这一规定还有缺陷需加以完善。首先表现为未对商业贿赂犯罪作出专门规定，从而统一对商业贿赂行为在不同法规里的不同定性。其次是对某些不正当竞争犯罪的规定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不协调。     

论商业贿赂的刑法治理

为应对商业贿赂可能带来的危害,我国在经济法、刑法等诸多部门法中规定了对商业贿赂的惩处。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在构成要件和刑罚设置上存有不足之处。从构成要件、刑罚配置等方面着手,严密刑事法网,宽严相济地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论商业贿赂的刑法规制

笼统地说,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现行刑法在规制商业贿赂犯罪方面存在以赃论罪、以财论罪、以身份定罪等缺陷,不但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平等原则,而且造成刑法典与上位法律及相关法律的脱节.因此应完善立法,进行规则重构,对刑法中的贿赂型犯罪采用情节评价机制,并将贿赂范围扩大到一切不正当利益,对贿赂型犯罪适用同一刑罚裁量标准,以更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介绍贿赂罪取消论

在新中国刑事立法初期 ,介绍贿赂罪便已经存在 ,但对于该罪名的存与废问题却众说纷纭 ,这种争议也影响到了刑事立法 ,在多个刑法修订文件中均取消了该罪名。实际上该罪名的存在与我国严厉打击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相矛盾 ,也与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刑法基本原则相违背 ,现行标准也无法明确划清本罪与贿赂犯罪共犯的界限 ,设立本罪还使刑法中同类行为在刑法上得到不同处理 ,最后 ,从国外刑事立法看 ,绝大多数国家刑法中均无此罪名。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上看 ,应当取消介绍贿赂罪的罪名 ,对其以贿赂犯罪的共犯论处     

刑法规定的两种受贿罪之比较

惩治贿赂犯罪是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犯罪构成的几个方面出发,对刑法385条规定的公务人员受贿罪和刑法163条规定的非公务人员受贿罪进行比较分析,以利于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和反商业贿赂专项工作.     

论我国受贿犯罪之应然主体

受贿犯罪的主体立法直接体现了立法者惩治此类犯罪的价值取向和对象范围,意义重大。现行刑法对受贿犯罪主体及其罪名的规定不能满足新形势下惩治贿赂犯罪的实际需要,应当依照一定的原则并结合受贿犯罪的本质,重构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及其相关罪名。     

"隐性腐败"的治理与刑法跟进

治理"隐性腐败"迫在眉睫,而现行刑法对治理"隐性腐败"出现失调,应及时修正予以跟进规制:调整我国对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方式;将贿赂的内容由"财物"修改为"不正当好处";改变行贿行为的单一性规定,增加行贿行为的方式;调整我国刑法在贿赂犯罪侵害法益的保护方向和主次地住,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增设罚金刑、资格刑.     

商业贿赂犯罪的防范与治理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为了购买或者销售商品,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以财物的行为。商业贿赂犯罪的原因是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作为系统的结合作用。反商业贿赂犯罪,必须注意科学的刑事政策,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同时明确侦办权限,以构建科学的商业贿赂犯罪预防与治理机制。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国内立法思考

文章从国际商务反腐的时代潮流出发,主要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并借鉴其他区域性反腐公约及美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主张我国刑法应该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的规定,并从犯罪构成、刑罚处罚、贿赂对象、贿赂范围等方面提出一些立法建言。     

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商业贿赂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腐蚀剂,危害了经济秩序,毒化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应当立足于我国国情并结合实际情况,但我国反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尚存不足,如何完善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体系,从而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对中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的反思

针对近年来商业贿赂泛滥的形势,本文从立法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的缺陷;从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内部、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主管机关、控股人应负的责任、规制海外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则等方面论述了法律体系的缺陷;从商业贿赂的主体范围、对象范围、发生领域、主观方面规定及客体规定等方面论述了商业贿赂构成要素的缺陷;从商业贿赂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方面论述了商业贿赂法律责任的缺陷.并为反商业贿赂法的完善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意见.     

试论我国网络刑法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

网络的发展使得一个新的犯罪类型--网络犯罪应运而生.我国现行刑法对网络犯罪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由于犯罪类型较新、相关理论相对滞后和不完善,这些规定还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不能完全适应打击网络犯罪的现实需要,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本文在介绍我国网络刑法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网络刑法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立法改善的建议.     

商业贿赂犯罪研究

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现状的缺陷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瓶颈,为适应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国际发展与现实需要,应当扩大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和范围,将财产性利益扩大到包括非财产性利益,但是由于司法实践的困难,应当限制在一部分可用金钱衡量的非财产性利益。另外还应增加财产刑的设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贿赂罪之比较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大多数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差别。应通过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将许诺给予和提议给予贿赂的行为分则化,将受贿罪主体改为国家公职人员、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设立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修改完善间接受贿罪、从立法上取消介绍贿赂罪、完善贿赂罪的定罪标准和刑事责任等,以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     

关于贿赂犯罪中贿赂范围的认定

关于贿赂犯罪中“贿赂”的范围,一直是我国刑法学界长期争议的问题。目前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贿赂范围一般限定在财物。从贿赂的基本含义出发,分析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关于贿赂范围的主要争议,并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来对贿赂范围进行重新认定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票据犯罪的立法模式

对于票据犯罪的刑事立法,在世界各个国家的立法例中存在着不同的立法模式,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种:刑法典规定型、特别刑法规定型、附属刑法规定型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在这四种模式当中,使用最多的是刑法典规定型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结合型。不同的立法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受本国和本地区的立法传统、金融票据市场的实际需要,以及刑事法律对金融票据市场的规范程度等因素影响。我国1997年刑法对票据犯罪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之前颁布的票据法也就票据犯罪作了具体规定,在立法模式上是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应该说现有的这种立法模式适合我国实际情况。但是,修订后的刑法在有关金融票据犯罪的规定内容上并没有完全和票据法有关规定保持一致。在票据犯罪的法定刑中,无论是自由刑的设置还是罚金刑的设置都有不尽合理之处,有必要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