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领海法令的颁布及对海洋权益的维护

南京国民政府对领海法令的制定与颁布,是在东南沿海面临日益严重的侵渔形势,社会各界要求保护海洋权益呼声不断高涨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国际社会领海制度的发展,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海洋制度的思考与建设。海军、财政、外交、内政以及参谋本部等相关部门在多次协商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领海界限和缉私范围的草案。南京国民政府经过权衡,最终制定并颁布了三海里领海、十二海里缉私范围的法令。这些措施促进了中国海洋制度的建设,有益于海洋权益的保护,但由于该法令缺乏可操作性等原因,致使中国沿海权益受损的情况依然如故。     

一次卓有成效的国家实践——200海里外大陆架法律制度下澳大利亚划界案的实证分析

200海里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奠定的新的世界海洋秩序中意义重大.经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对澳大利亚划界案审议并通过划界建议书后,使澳大利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能够依据国际法而使本国大陆架得以延伸至领海基线200海里以外的国家.澳大利亚划界案是迄今提交的最为复杂的划界案,整个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高超的技巧、务实的态度、与周边国家的协调、充分的数据、灵活低调的外交策略等,为其他正在准备提交划界案的国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科学和法律实践.     

略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理基础与基本理念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概念分析框架运用到国际关系理论中,提出了一系列诸如:文化、认同、互动、规范等新理念,并运用这些核心概念,对国家、利益、冲突等国际关系基本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提出了国际体系与体系转换理论,共同体和平理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认识和解决国际问题,如何构建国际新秩序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非传统安全对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挑战

非传统安全问题是由所谓“低级政治”因素引发的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一般性问题。它的出现使国际关系主旋律发生了变化 ,对其基本理论提出了挑战。诸如 :提出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问题 ;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双重价值标准问题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和近期斗争新目标问题 ;用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取代具有统一战线特征的国际斗争方式的问题 ;摒弃冷战思维 ,以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为国家的外交宗旨问题等等。加强此类问题的研究 ,对于形成国家科学的安全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外交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处于持续而重大的转型之中.从中国与邻国及周边地区、第三世界、西方世界、多边组织及机制之间的关系,到中国国防现代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再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对外援助和国内各地方的国际化进程,直至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植根进程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型等十个不同的方面,可以透视出;中国外交已经由政治意识形态统治一切、隔绝于国际市场之外逐步转变为熟悉国际市场动作、受国内经济重心之引导.在大国外交的背景下,中国的外交转型是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线性思维到多维度观念、由传统的斗争哲学到新时期的"以两手对两手"、"和而不同"等复杂战略的转换过程,是中国从国际体制外的自我封闭者甚至对抗者到进入国际体制内和大国关系结构中的重大利益攸关方的提升过程.     

海权演变与国际制度的运用

"二战"后,国际制度及其运用成为海权演变的基本方面。海权的国际制度"资源"包括四种要素:国际海洋法、利益协调制度、安全互信制度和海军军控制度。这些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实现国家间海洋利益的分配,或有助于国家对海洋利益的维护。海权中国际制度的"运用"包括两种模式,即"制衡"与"合作","制衡"模式是国家以制度抗衡他国扩大海洋利益的行为,包括直接制衡与间接制衡;"合作"模式是一国将其主张的规则与他国支持的规则相协调,包括法治合作、霸权合作和合作安全。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亚太区域形势分析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即推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纵观近年来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旧有的体系和结构仍处于失序和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特别是进入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对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国际经济贸易和区域安全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特朗普政权下的中美关系持续走低、"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构建也面临着新挑战,1985年前后的美日关系与时下中美关系变化极为相似,这也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启示。如何处理中美日三个大国间关系,成为重建健康的东北亚区域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可以说,挑战和机遇并存,新冠疫情的蔓延警醒各国,以对立、施压和对抗解决全球性挑战是没有出路的,唯有合作共赢才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     

热战冷战温战--国际大背景下的日本政治走向与中日关系

国际环境、日本政治走向与中日关系是三位一体、密切相关的。近代以来 ,国际关系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以战争为主要特征的热战阶段 ;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主要特征的冷战阶段 ;以国家利益的折冲为主要特征的温战阶段。与此相对应 ,日本国内政治先后经历了武力扩张、保革对立、政治多元化三个阶段 ,中日关系也依次经历了民族敌对、中日“友好”、国家关系双重性三个阶段。     

认知结构平衡理论视角下的三边关系研究

三边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研究课题。中美苏战略三角、中美欧、中美日、中美印和中美台关系等都是国际关系三边关系研究中的热门研究对象。但是主流的三边关系理论主要是强调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国家利益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影响,忽视了国家的认同、认知等观念和心理因素对国家权力、利益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作用。因此,本文援引心理学的结构平衡理论,强调国家间认知关系分配构成的认知结构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影响,既可以从宏观层面分析三边互动关系,又可以从微观层面分析国家间关系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决策的影响,力图提供一种不同的分析三边关系的路径。     

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国际法的角色定位

本文将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理论热点与国际法这一传统概念相结合,集中阐述国际关系民主化在理论与现实层面能否实现、怎样实现的有关问题.并力求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将国际层面的民主融合到传统民主理论中,以便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民主,以更完备的民主价值来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不拘泥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分类,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民主化问题相结合,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更新的角度、更宽的维度对命题进行推导.     

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兼论比较地区主义的作用

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学术界对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融合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科学化取向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这与秉承诠释路径的区域国别研究存在较大差别。尽管如此,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仍然存在融合的可能,因为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经验来源于特定时空,社会科学理论由此带有了文化属性,文化理论也就成为搭建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重要桥梁。以区域国别研究思路为基础,通过总结欧洲、中国、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可以发现,依托国际关系理论,提炼出工具理性、关系理性和荣誉理性概念,能够更好地解释大国的地区一体化政策。探讨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融合,有助于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并形成多元理论格局,也有助于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化程度。     

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范式中的安全合作模式

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从权力政治理论推导出来的安全合作模式是均势模式或霸权模式;自由主义强调合作,根据制度约束原则建立起来的安全模式可能是集体安全模式、大国协调模式或多边安全模式;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理想的安全合作模式是安全共同体模式.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简约性决定了一种理论往往只强调国际关系的某一方面,而实际的国际关系则是复杂的.每一种范式对安全合作问题的思考都存在看成就和缺失.     

邓小平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思想

一、外交政策的最高准则：维护国家利益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一个国家的全球战略，总要服务于本国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目标。当前，衡量和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主要是看综合国力，在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以服务和服从本国利益。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他说，我们很欣赏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向毛主席讲的…     

俄罗斯联邦海上安全法律体系研究

俄罗斯联邦通过"学说"的形式,从海洋和军事两大维度对其海上安全的定义、结构、范围和主要保障力量进行了说明与界定。此举强调了海上安全背后所兼具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其范围涉及俄联邦的内海、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及沿海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同时,俄联邦也借助"学说"作为其国内法渊源的地位优势和理论基础,构建起了具有军地协同性,高度重视"北极-北方海航道"海上安全,且涵盖海洋法与军事法的海上安全法律体系。该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俄联邦的海权主张已同其海洋安全秩序的规范性要求相统一。本文以俄联邦海上安全法律体系的构成、特征为线索,结合俄联邦海上安全局势与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的实际状况,对其海上安全法律体系的发展趋向进行了如下预判:一是法定权责划分将更加明确;二是将不断强化俄属黑海海域的法律管辖力度;三是将进一步夯实中俄海上安全合作的法律保障基础。     

国家利益与20世纪30年代美国东亚政策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东亚政策直接影响了东亚国际格局的形态和发展变化,而且一直掀动着当事国家乃至世界所有历史学研究者的热烈争论。从国家利益分析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有些看似顺理成章的观点,诸如由于美国绥靖政策纵容了日本的侵略,最后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假如美国早期干涉、阻止日本在东亚的侵略,东方的法西斯就会受到遏制等,其实仍值得商榷。我们似乎已经给美国的东亚政策赋予了一个国际政治伦理基础,成为美国以后国际干涉行动的理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分析主体定位游移不定,从而造成分析的逻辑关系混乱;第二,对国家利益认知理论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分析中的地位,及其使用的方法存在误区和不够成熟。当我们追问美国为什么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关于国家利益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中国海洋安全的理论探讨

安全是抗拒不确定性威胁的稳定状态,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其中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影响深远,并产生了经济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和新国家安全观等国家安全理论。思考这些理论的政策含义,就必须在国家海上主权面临严重挑战的形势下,拓宽海上安全战略的地缘和历史视野;以国家安全战略的总目标为依据,对各种利益目标正确排序;综合施策,提升海洋国力。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政治稳定:西方的经验分析

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与经济利益紧密相关,而且与政治斗争结伴而来,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政府的一项基本功能,成为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一个主要内容,对稳定西方资产阶级统治和国家政权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各国纷纷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刚性和权威性,甚至已经和西方政治制度融为一体,社会保障政策成了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牵涉到公众的既得利益,要经过复杂的政治程序和相当程度的公民认同,必须谨慎地加以推进.     

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在马汉海权思想中的彰显

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在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欧洲,而后迅速传播到美国,对当时的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适者生存的思想曾经被主要用来支持国内的商业竞争,最后却被用以支持海外扩张。在此背景下产生的马汉海权思想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影响,把国际关系基本上看作是直接利用战争或者间接利用经济竞争追求利益和生存的达尔文式的斗争。本文认为,诸如"适者生存"的生物学思想,尽管具有自然科学的价值,却不适用于对社会的理解;对于人与人之间或国家之间竞争的价值判断,必须以社会学意义而不是所谓生物学意义为基础。     

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的基本问题——步入21世纪之际的思考

在新世纪里 ,全球国际体系之基本性质的继续与其重大变化趋势将两相并存 ,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应有的根本原则将新旧相兼 ,国内社会政治形态和国家政策观念的趋同以及国际关系日常首要问题的转换这两大趋势则虽将发展但仍有限。同样在新世纪里 ,世界欠发达国家将面对非常艰巨的五大任务 ,而国际权势结构中既会留存局部的单极或霸权状况 ,也会存在势将越来越有力的全球多极化趋势 ,而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将是非西方世界强国的兴起 ,它将带来世界经济中主要权势关系模式历史性创新的需要。中国在现存国际环境中应以既有防范和斗争、更有协调和顺应的基本态势 ,争取在新世纪里成为世界强国。     

日本"有事立法"中的政治力学管窥

日本众参两院最近相继通过了政界争论多年的"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这些法案顺利通过国会审议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党这个最大的在野党放弃了与自民党对抗的一贯立场,使国会斗争中时隔10年再次出现了革新政党对抗保守党派的局面.原本处于朝野对立状态的自民、公明、保守、民主、自由五党步调一致的政治抉择,反映出这些政党之间相同的阶级属性与政治信念.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治交易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不同保守政党争夺政权的表象背后,掩盖着保守政治中朝野双方"貌离神合"的本质属性.举凡决定国家道路的原则问题,从旧自民党派生出来的各种新党最终总要同自民党形成一股政治合力,驱策日本在既定的道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