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对"重写文学史"与"重返'新时期文学'"的一点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中出现了许多种重写的实践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一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重返'新时期文学'".重写的结果其实并不尽如人意,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曾经被压抑和遮蔽的部分彰显为主流,而把曾经是主流的部分再压抑和遮蔽掉;这种文学史叙事和建构方法,初看起来新鲜、别致,然而其视野却趋于狭窄化,终难达成全景式或整体性的文学面貌.究其原因,恐怕是立场的模糊不明导致了视野的逼促.因此,提倡注重人性的启蒙文学史观,或许会开拓重写的局面.     

“新理想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观照

上世纪90年代,"新理想主义"文学以反抗市场经济时代的世俗主义、功利主义的姿态出现在文坛."新理想主义"文学借鉴了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资源,但其本身却是一种浪漫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因为我国当代文化语境具有一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种因素相混合的特点,我国当代的文化语境还不具备现代主义文艺发展和繁荣的充分现实条件,但是却可以采取横向移植的方式借用西方的文化资源."新理想主义"文学表达的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论“文学进化”

就总体的文学史进程而言．存在一个流变的过程。其宏观流程可分为源始期、生发期、发展期三阶段．达尔文进化论虽然导致了一场伟大的文学革命．但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文学史进化观对文学史的阐释至少存在三大缺陷．且无利于建立文学史的民族品格．文学史的氏族性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根性、民族生存的血性、民族智慧的悟性之上的民族文学的本性．     

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

由于紧密配合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文学“大众化”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功利和审美纠结、精英和大众的身份矛盾以及文学主体性缺失的困境。这些困境是文学“大众化”不得不面对的现代性境遇。要想突破困境，需要社会为各个文化领域的自治发展提供条件，使文学获得充分的自律，也要依赖大众教育的普及和鉴赏水平的提高，使其能够真正从精神上享受文学。     

“古今之争”与美学现代性

"古今之争"对于美学现代性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是佩罗和丰特奈尔确立了艺术与科学的分界,从而初步论述了艺术的自律地位;其次是认识到了趣味的相对性,因而为现代人的创造性做了有力的辩护。美学现代性能够在18世纪最终确立,在此之前的"古今之争"功不可没。     

论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隔”与“不隔”

少数民族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是当下一些文学史学家关注的问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究其因最根本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存在的"隔"与"不隔"现象."不隔"是共通性,"隔"是在语言通畅表层意思"不隔"基础上存在的对作品深层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上不可深进的精神状态.当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入汉文学史时以汉文化视角去阐释就会出现深度理解上的"隔"现象,从而造成文学史编撰上的难度.     

多民族文学史观:怎样的“多民族”与如何“文学”?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文学”与“怎样的多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是基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人文与社会因素中生长起来的族群差异性,在民族自身文学的书写与语演、形式与表达、审美与体验等一系列较之“他群”的“异质性”呈现.其实质是文学的多种民族语言行为的表达与书写.“多民族性”又造就了中华文化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在关注文字文学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各民族语演文学的挖掘、鉴赏与研究.抵达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方式,领悟多民族文学的语言艺术并与之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有赖于一种创造性的阅读.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法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学史家不断重写中国文学史.芙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作品选:起源到1911>及其文学史研究具有独特地位.其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在于要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实际发生演变过程,展现文学传统中的"话语群体";要求文学史家运用"历史想象力";以题材来展现文学传统,考察题材的形式、主题、结构惯例和历史演变.这些观念和方法给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启迪.     

上承古典文论下开现代派先河--论唯美主义的历史作用(中)

唯美主义是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中具有特殊地位与作用.唯美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导致了文艺批评界对其先入为主的偏见.对唯美主义产生、发展、衰落过程的全面分析,不仅有助于对其上承古典文论,下开现代派先河之历史作用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对该流派作出客观、公正、历史的评价.     

上承古典文论 下开现代派先河——论唯美主义的历史作用（下）

唯美主义是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 ,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中具有特殊地位与作用。唯美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导致了文艺批评界对其先入为主的偏见。对唯美主义产生、发展、衰落过程的全面分析 ,不仅有助于对其上承古典文论、下开现代派先河之历史作用的认识 ,而且也有助于对该流派作出客观、公正、历史的评价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嬗变中的文学风格研究

现代主义创作追求艺术天才和个性风格,强调作品的独特性和纪念意义,后现代主义则追求复制、拼贴和戏仿,强调主体的去中心化和零散化,突出文本中语言游戏的异质性,由此导致了文学风格的淡薄和销匿。中国文学要建构自己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必须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缺陷和弊病。     

从"主旨"到"意象":西方文学叙事的现代转型——兼论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

在自然主义文学文本中,传统西方文学中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社会、政治、道德、宗教主题开始消解,意象开始取代原先观念体系所派生出来的具体叙事意图即具体的观念性主题,居于作品的中心,这正是现代主义叙事作品主旨隐遁而意象弥漫的开端.     

修辞论视角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出场与存在状态

文学批评中修辞论视角的出场与文学创作、文学观念、文学批评方法都有内在关联.它在"新时期"的出场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一尊地位发生动摇,文学创作中形式因素被凸显,以及对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引介逐渐走向深入的情况下发生的.1980年代中期以前修辞论批评集中在对王蒙小说的评论中,中后期则转向对马原等先锋作家创作的关注.文学修辞批评在"新时期"的出场,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次质的飞跃.     

现代主义、台湾文学和全球化趋势对文学体制的冲击

现代主义和台湾文学是我多年关注的课题,两者都在全球化加速的21世纪初受到不小冲击,产生了一些质变,使得许多旧有的研究典范不再适用,鞭策我们去探寻更具诠释力的分析框架.比如说,以东亚为范畴的比较文学框架.全球化和区域整合是一体的两面;近20年来的全球化趋势下,东亚地区茁生了一个强劲的、生气盎然的文化市场,区域内部的文化交易量骤增,学者们也开始用心思索这个地区所呈现的、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性样貌.全球化趋势下新的文化生态逐渐成形,随之而来的是文类位阶的调整和美学意识的转变.或许回溯一下文学当初被型构成一个现代性体制时的历史状态,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帮助我们透视正在发生的诸多看来颇为陌生的文化现象.     

傅斯年的文学史观

作为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傅斯年对中国文学历史问题作了心智层面的深邃求索.他以开阔的世界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传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的血脉.傅斯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见解独到,且有系统性,辨章学术,兼容并包,故能开一代风气之先.文章梳理和分析了傅斯年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内涵与方法、意义与特质,及其所取得的代表性成就.     

文学作品的"陌生化"与翻译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表现手法是文学理论界广为关注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本文把它和翻译的"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方法加以区别.针对文学翻译界存在的语言使用过于随意的现象,提出要在正确处理好"陌生化"和可接受性问题的基础上,客观忠实地再现原文的"陌生化"表现形式,维护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旅途状态”与文学创作

"旅途状态"对文学作品的孕育和诞生具有较直接的催化作用.通过对"旅途状态"与文学创作相联系的内在动因分析,从中可以探讨文学创作活动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丰富文学创作以及作品分析的手段.     

中现代主义：摇摆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文艺理论动向之一

自1990年代以降，后现代主义研究渐趋衰落，多种新理论陆续出现，悄然占据后现代主义腾出的理论舞台。荷兰学者佛牟伦和埃克提出的中现代主义是这种最新动向的代表之一。基于对当前艺术发展的密切观察，两位论者认为兼顾关学和伦理学考虑的中现代主义正成为文化主导范式。中现代主义既没有像现代主义那样的在认识论上的偏执，也没有像后现代主义那样的在本体论上的虚无，而是摇摆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这种摇摆并非是犹豫不决，而是在两极之间的一种动态协调。虽然中现代理论还不够成熟，但作为后一后现代主义理论阵营中的主要代表，仍旧值得我们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