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

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始于北周时期,约公元6世纪中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经过隋唐时期的三教讲论与融通,三教合流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明代以后则成社会主流思想。本文立足于三教各自不同的思想立场与对话策略,归纳了三教合流三种不同的类型:三教平等、三教同归和三教同源。儒释道三教,体上会通,用上合流,同归于善,是中国古代社会协调宗教关系的宝贵经验。     

主持人语: 拓展传统研究,参与文明对话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不了解儒佛道三教关系,不但不能真正了解儒佛道三教各自本身的历史演进和思想特点,而且无法全面把握中国哲学史、宗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近年来,随着对儒佛道三教各自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对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研究,这对拓展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推进对儒佛道三家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入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道”的演变看三教融合

“道”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是变化发展的,“道”的演变反映出不同时代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演进轨迹:汉魏时期的儒道互补、隋唐时期的佛道合流、宋元明清时期的三教合一。三教融合成为历史的主流。因此,从“道”的变化视角研究三教融合,在三教关系史上具有深刻意义。     

简论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演变及发展规律

儒佛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基础。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在矛盾和发展动力及方向。本文从儒佛道三教关系入手,探讨其演变和发展的规律,进而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深入挖掘现代诠释——《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评介

崔明德教授作为历史学与民族学专家,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及民族理论等方面,撰写了诸多论文及学术专著,其学术地位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最近,他与马晓丽教授合著的《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已于2010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研究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就是要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并进行现代诠释,以启迪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处理现实民族关系的能力.该书立意高远,在深入挖掘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同时,给以新的诠释,使其具有时代意义.     

论儒释道对隋唐五代绘画的影响

隋唐五代三教鼎立,绘画呈“三教合一”态势,佛、道两教在题材上影响更大。佛教的净土宗信仰导致诸多壁画以绚烂为特点,禅宗则使山水画向水墨的平淡发展。     

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中国民族史学和民族理论研究的力作——《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序

崔明德教授是中国民族史学和民族理论研究的专家.2007年,由他主持、马晓丽教授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隋唐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已于2009年结项,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组织的鉴定结论是:"该成果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梳理和全面研究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学术专著,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鉴定专家认为,该成果‘是一部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研究的力作',‘将我国古代民族史和思想史的相关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①.最近,我通读了他们的结项成果--<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一书,觉得鉴定专家的结论非常中肯.     

美国的中国佛教研究

美国目前是西方佛教研究的学术中心 ,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中国学者不无裨益。在中国佛教领域 ,他们与中国学者一样 ,偏重于北宋以前的佛教史 ,特别是以禅宗为主的隋唐佛教宗派。而对宋元明清的佛教史 ,他们则引入社会史、人类学等方法 ,特别是在明末清初、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 ,出现了较具启发意义的新视野。本文还关注美国学者在“佛教中国化”、“儒释道三教关系”等问题上的研究。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弘明集》中儒佛关于孝和礼的争论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初传入中国的佛教受到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学和道教的抨击。《弘明集》是最早记录儒佛道三家关系的文献,内含大量儒道诘难佛教以及佛教辩驳的文章,呈现了三教当时的基本情况。儒家对佛教的抨击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方面,尤其是在"孝"和"礼"两点上。     

论中唐通俗诗派

中唐分前后两个时期。后期诗坛有通俗、怪奇、雅正三个流派 ,三大流派构成了奇特的鼎立抗衡格局。通俗派诗歌的主导风格在于质实通俗 ,不避俚浅 ,讽兴时事 ,不虚为文。如此倾向可谓其来有自 ,总体上说是其主观追求的结果。就艺术实践而言 ,成就不小 ,但缺陷难免。“非求宫律高 ,不务文字奇” ,此为通俗诗派审美追求的全部内涵 ,同时也是抗衡雅正诗派、怪奇诗派的鲜明旗帜。审视一番诗派鼎立之格局 ,有助于中唐诗坛形势的立体化认识。     

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它给儒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与观念。儒家道统与心性传统的重新树立,成为当时儒家兴起的重要成就与标志,同时,儒家还开始了从传统儒家资源寻找自身发展动力的成功尝试。这些说明,儒学在唐代的兴起,对佛教与道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通过龙昌期、章詧（chá）、三苏、张商英等人融合各家,兼用佛老,重视儒学的治学实践体现出来,反映了北宋巴蜀地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为蜀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     

一二之辩与方以智三教合一思想

晚明三教合一达到顶峰,方以智亦预其流.他利用一和二的辩证关系表达了一个圆融的体系,三教皆含摄于其下.方以智认为,"二非定二,二本是一;一不住一,一即是二",一二之间圆融无碍.儒家的"一以贯之",佛家的"三谛",道家的"无知知"及"无为而无不为",都是这个体系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三家是相通的.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略论张载的宇宙本体论及其成因和意义

以"气"为本的宇宙本体论是张载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北宋道学思潮中新理论建构不可或缺之重要一环.张载的"气"本体论,较好地处理了形上与形下、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初步为儒家学说建构了一个宇宙本体论的基础.这一理论的形成,既是佛、道二教思想挑战的产物,也是批判汉唐儒学和当时新起种种思想因素的结果.     

李翱的佛教观

唐朝中后期,佛教和道教达到兴盛,儒学受到佛道两家的严重威胁,尤其是佛教。李翱继承韩愈的道统说,明确提出了反佛的主张。李翱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在坚守儒学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辨而排之";在对佛学的心性思想和方法分析、吸收的过程中,提出了"复性说",为儒学的改造和完善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